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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江青费解的关系

 

本文摘自《“四人帮”兴亡》,叶永烈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张玉凤本是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1968年,二十四岁的她,和在铁道部工作的刘爱民结婚。不久,她生下了一个女儿。

香港《文汇报》记者阮纪宏的《张玉凤回忆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 (注:连载于1988年7月23日至25日香港《文汇报》。)一文中,记述了张玉凤进入中南海的经过:

1970年7月的一天,张玉凤在北京专列处照常打扫着车厢随时候命出发。列车长及副书记来到她跟前,问张玉凤工作什么时候能完成,通知她去中南海一趟。早上十一时,张玉凤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来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及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接待了张玉凤,问她是否愿意到中南海当服务员。

在疯狂的文革年代,在一般人心目中,能够到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是一种多么崇高的荣誉,多少人梦寐以求而不可得。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毫无一点心理准备的张玉凤一口便答应下来,可是,不管怎样,当时二十七岁的张玉凤是无法估计接受这份工作,对她以后的人生将会产生什么影响的……

就这样,张玉凤从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进入了中南海,在毛泽东身边当服务员。那时,毛泽东已不住在丰泽园——1966年上半年,毛泽东几乎不在北京,当他在7月18日回到丰泽园,发现园内所有的房子都修茸一新,正房向阳一面还新修了一道双夹道走廊,安上双层玻璃。毛泽东大为不悦,因为这样的修缮未经他同意。他搬到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房子里去住了,一直住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住了十年。江青则在钓鱼台另住。

毛泽东的新住处,人们通称“游泳池”,因为他住在游泳池旁。那游泳池是毛泽东用《毛泽东选集》的稿费修建的。喜欢游泳的他,这样不出中南海也能游泳。游泳池分室内、室外两个。毛泽东住在室内游泳池之侧。他的住处,有一间不大的卧室,另有一间大厅,那是书房兼客厅。电影、电视和新闻照片中常常出现的,就是那间大厅。

张玉凤进入中南海不久,便遇上毛泽东患病。毛泽东的生活便由她细心地照护着。

江青在公众场合,总是要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我代表毛主席向同志们问好!报告同志们好消息,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实际上,江青已经不大来中南海。她在钓鱼台建立她的“独立王国”。只是由于“毛泽东夫人”是她的政治护身符,所以她总是要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对公众发表讲话。对于她来说“毛泽东夫人”的身份,比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更为重要。

其实,江青当时并不能随便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吩咐,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进入中南海游泳池旁他的住处。

当时担任毛泽东的警卫战士陈长江曾回忆说:

江青见主席必须经过批准。

有一次,江青来几次电话要见主席,主席坚决不同意。我给游泳池南台检查站和北大门的哨兵交待了,没有得到命令批准,不开大门。

可是这次江青自己闯了来,气氛十分紧张。哨兵从小门往外看,见她向门口走来,板着脸。江青对哨兵说:“不要通知,我不到主席那里去,我到里面看看卫生。”

当时年轻的哨兵,也不好用手挡她。她在室外游泳池转了一圈,踱进室内游泳池北门,执意要看室内卫生。

当时,我和办公室副主任张耀祠在,见江青进来,预感风暴就要来临。果然,她见到了张耀祠就大骂:“你老糊涂了,不尊重我!”“哨兵为什么不让我进?”她头也不回往里走,我们又不好拦,眼巴巴地望着她走过南面小门拐进主席卧室。我心里有点儿紧张,主席吩咐过没有他的批准,不准江青进来。

主席发火了,把汪东兴主任找了去,问:“为什么不把江青挡住?她和其他人一样,没有我同意不能来。”

 

汪主任连夜把张耀祠、我及另一位同志找来,共同研究,确定下一条:任何人不经主席同意均不能进来,江青也一样。我当时做了检查:没有给哨兵和值班同志下死命令,让江青钻空子,总认为江青是主席的夫人,不敢挡,没有当做是一项工作任务。我要吸取这次教训,坚决执行任务,加强责任心,保证主席绝对安全。(注:陈长江口述,李忠诚、伏慧敏执笔,《跟随毛泽东二十七年── 一个警卫战士的自述》。)

江青知道张玉凤成了毛泽东身边的服务员。张玉凤回忆江青如何对待她:

毛泽东患病时的医护工作由汪东兴、张耀祠同志领导,同时,也有周总理的支持。经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以及毛主席的积极配合,他的病总算一天天好起来。

开始,江青与很多当时的领导干部一样,并不知道主席的病情。后来,她知道了消息,便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得这么厉害,你们谎报军情!”还说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领导同志是“反革命”、“特务集团”。

按理说,江青身为毛主席夫人,又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应该对为毛主席健康付出了用语言无法形容的辛劳的人们充满感激之情。谁知她不仅没有给予鼓励与感激,反而扣上这个可以置人于死地的罪名。说实在的,那个时候听了江青这番话真让人感到寒心、紧张、茫然不知所措。事后,中办的负责同志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毛主席。

有一天,周总理陪江青来探望康复不久的毛主席,一起前来的还有汪东兴同志。

毛主席是了解人、理解人的,他当着总理、汪东兴的面对江青说:“你说这些人(原注:指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那就是我。”并用手指着自己。毛主席这句话不仅保护了我们这些无名之辈,也使身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同志如释重负。

江青挨了主席的批评之后,心头的火无处发泄,她出得门来,便向我开火。她说:“你不懂医,又不是护士,走路这么重,一阵风吹着我了。”

我赶忙告诉她:“在这里,主席有规定,走路要响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来了,免得他不知道给吓着。”

江青当着总理、汪东兴,还有五六个工作人员的面,厉声指责我:“你狡辩!”

周恩来总理为了不使这一状态持续下去,便走过来对我说:“你认个错吧。”也许,我当时作为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不知自量地回答“首长”责问,也是该挨批评的。我的头脑真的就是这么简单、直率,不知利害。

后来,发生了毛泽东休克事件。当时,并没有告知江青。当毛泽东醒来后,张玉凤这样回忆:

我们把周总理、汪东兴请到主席面前。主席说:“谢谢你们。”并邀他们两位一起到沙发上坐坐。他们问主席:“是否把刚才的情况告诉江青?”

主席看看大家,又看看总理,说:“不要告诉她,告诉她只会添麻烦。”江青在毛主席心目中的形象,便是如此,这是常人很难理解的,我们也不很理解。因为普通人的家庭,这种情况不是太多。

张玉凤的回忆,生动而逼真地勾画出当时毛泽东和江青之间“常人很难理解”的关系。

“榕树的须再多一些。洪常青的装显得人短了。前奏曲应出现琼花主题。音乐上洋教条、土教条都要打掉……”江青从1963年起,便“指导排演”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把它树为“样板戏”。

1972年2月24日晚,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北京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演出。周恩来、江青陪同尼克松夫妇观看演出。这是江青第一次在重要的外事活动中露面。作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江青让美国总统观看“革命样板戏”,心中充满了自豪之感。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对江青的印象:

我从事先为我们准备的参考资料中得知,江青在意识形态上是个狂热分子,她曾经竭力反对我的这次访问,她有过变化曲折的和互相矛盾的经历,从早年充当有抱负的女演员到1966年“文化革命”中领导激进势力。好多年来,她作为毛的妻子已经是有名无实,但这个名在中国是再响亮没有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名来经营一个拥护她个人的帮派的。……

在我们等待听前奏曲的时候,江青向我谈起她读过的一些美国作家的作品。她说她喜欢看《飘》,也看过这部电影。她提到约翰·斯坦贝克,并问我她所喜欢的另一个作家杰克·伦敦为什么要自杀。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告诉她好像是酒精中毒。她问起沃尔特·李普曼,说她读过他的一些文章。

毛泽东、周恩来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的那种随随便便的幽默感和热情,江青一点都没有。我注意到,替我们当译员的几个年轻妇女,以及在中国的一周逗留中遇到的其他几个妇女也具有同样的特点。我觉得参加革命运动的妇女要比男子缺乏风趣,对主义的信仰要比男子更专心致志。事实上,江青说话带刺,咄咄逼人,令人很不愉快。那天晚上她一度把头转向我,用一种挑衅的语气问道,“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到中国来?”

当时,芭蕾的演出正在进行,我没有搭理她。

原来我并不特别想看这出芭蕾舞,但我看了几分钟后,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精湛表演艺术和技巧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江青在试图创造一出有意要使观众既感到乐趣又受到鼓舞的宣传戏方面无疑是成功的。结果是一个兼有歌剧、小歌剧、音乐喜剧、古典芭蕾舞、现代舞剧和体操等因素的大杂烩。

舞剧的情节涉及一个中国年轻妇女如何在革命成功前领导乡亲们起来推翻一个恶霸地主。在感情上和戏剧艺术上,这出戏比较肤浅和矫揉造作。正像我在日记中所记的,这个舞剧在许多方面使我联想起1959年在列宁格勒看过的舞剧《斯巴达克斯》,情节的结尾经过改变,使奴隶取得了胜利。

中国的外事活动是十分周密的,讲究纪律性。江青陪同尼克松夫妇观看《红色娘子军》,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的。可是,翌日晚,当尼克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事先并未安排江青出场。

晚六时三十分,江青自说自话来了,要求会见尼克松夫妇。

出于礼貌,尼克松夫妇只得跟江青会面,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可是,此时此刻,周恩来和众多的客人却在新疆厅里干等着。

这一回,轮到尼克松不断地看手表,因为他知道早已过了宴会开始的时间。

江青说了一阵子废话,这才站起来告辞——她并不出席宴会。

她的突然出现,无非是向即将离开北京飞往杭州的尼克松夫妇,显示一下她的存在——她是毛泽东夫人,中国的第四号人物。

江青是怀着嫉恨之情,离开了人民大会堂:美国的总统和夫人举行答谢宴会,她作为中国的“第一夫人”,怎么可以被排除在宴会之外?

她不满周恩来。

她见到尼克松夫人,也使她感慨万千。因为尼克松夫人仅仅是“第一夫人”而已,并没有她那样具有“政治局委员”、“第四号人物”那么显赫的职务,可是,尼克松夫人却随丈夫周游世界,频频出现于电视屏幕上,具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

对于江青来说,她只具有中国知名度。就国际知名度而言,她无法跟尼克松夫人匹敌。

她早就注意到国际知名度的重要,企望着提高自己的国际知名度。

江青常常摹仿毛泽东。她跟毛泽东结合之后,就连写字也学“毛体”,以至1983年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展出的一份毛泽东手迹,经笔迹专家指出那出自江青之手,这才取了下来!江青成为“中央首长”之后,好在种种文件上写“批示”,那语气、那字体,也照搬毛泽东的样子。

当然,江青也注意毛泽东的种种工作方法、谋略,暗中摹仿着。

她曾细细读过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她知道,1936年斯诺前来陕北延安对毛泽东作了长时间的采访之后,写出《西行漫记》(英文版书名为《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和美国分别出版,为毛泽东赢得了国际声誉,提高了国际知名度。

1970年12月,斯诺再度访华,毛泽东又与他长谈。虽说此时的毛泽东早已名震世界,但他通过斯诺,把他的许多新的思索告诉了西方众多的读者。

她知道记者、作家手中的笔的影响力,她知道“无冕皇帝”的无比威力。

她寻觅着自己的“斯诺”。她希望她也有一本在西方广为传播的传记。

文章来源:http://history.stnn.cc/years/2016/0418/30313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