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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秘书眼中最可交心的领导是谁?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网,作者:李锐,原题为:《“大跃进”的序幕——南宁会议》,系节选。

回到北京三四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去看望黄克诚。我们是1952年9月一起调到北京的。来京后,每年总要去看望两三次,有一次还是请他帮助,要部队的转业干部。南宁会议的情况他已清楚,我谈了这次的“奇遇”和自己的担心,也谈到毛主席有如抗战初期的兴奋状态。入党多年来遇到的领导,黄克诚是最能让人随便交谈、可以交心的人。落坐还只有刻把钟,忽然中南海主席处来电话,要我立即去。

从颐年堂的正门进去,来到现在让人们参观的起居工作的菊香书屋,庭院和房屋一仍旧式。毛泽东穿着那件成为文物的旧毛巾睡衣,半靠半卧在宽阔的板床上。见我进来让我坐在靠近床边的椅子上。谭震林正坐在沙发上同他谈话。谭是认识的,1956年新安江上马前,我到上海找华东局要干部,是由他主持商定,让淮委支持,并派人同我去蚌埠找过淮委负责人。这时,谭正在谈淮北如何水网化的问题,说可以变成江南一样的产稻区,办法是搞小型水利为主。我同水利的最早接触,是在延安《解放日报》评论部工作时,分解放区、陕甘宁和大后方三个组,我负责解放区组。除开新华社的电讯外,还经常翻阅华北、华中敌后解放区的报纸。1943年,我写了一篇几年来解放区水利事业成就的综合报道,附有一份详细的统计表,同国民党当时的水利加以对比,并写了一篇以《敌后解放区的水利事业》为题的社论(“解放区”这一名词也是第一次在《解放日报》上出现),说明烽火连天的敌后解放区,在水利事业上,比国民党的大后方成就要大得多。这篇报导引起毛主席和中央同志的重视,后来在《论联合政府》中曾予提及。因此,我对小型水利的作用印象很深,对几年来水利系统的好大作风,不以为然,当问到我对淮北水利意见时,虽然并不了解具体情况,仍随声附和回答了一句:赞成搞小型水利。引起毛泽东一句话:呵,你也赞成。不久,谭震林就起身走了。

当他俩谈着话时,我注意了一下室内情况:这张大板床的另一半,堆满了种种线装书;远处靠墙是一列书架,上面绝大部分也是线装书;两个大沙发对着床放着,靠床头还有一个较大茶几(这也是就餐时的饭桌)。后来我去卫生间,发现一个方凳上有一本线装《红楼梦》,正打开平放着。原来听说,每逢外出,总要带一大批书。至此,落实了这个印象:手不释卷,置身于书海之中。这个晚上还谈过些什么,已记不清楚;记得最确切的是,我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今后您要我注意哪些方面的事?回答真是出乎意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即将一份打印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给我(封面上有“毛泽东同志”楷体兰色印字),这是他自己用的一份,要我过细看看,提些意见。

我的旧档中有一叠《对六十条的意见》。共25页纸,其中有底稿和有关札记、分类统计。大概是几天之后寄还的。现在将“底稿”抄在下面:

有些小意见写在原件上。这里还有些零碎意见、感想写上,仅供参考:

1)六十条的分类统计,主要是领导和工作方法30多条;农业问题4条;提出今后要着重抓工业的问题,但工业只有两条,写了抓先进典型、新技术、新产品试制三项。因此觉得关于工业还应多写几句。如要抓些什么,如何抓法,一个时候,围绕一个中心问题开几天会,由中央有关单位主持,参加的人有部长、局长、总工程师(也可以请个别非党、政治好的)、厂长、个别车间主任,基建工程负责人等,包括中央系统和地方系统的人。开会可分大、中、小型三种,到工业集中城市和各省去开。

2)关于计划问题。首先要求年度计划与五年计划如何很好结合,在投资、速度、各部门间比例关系等重要环节上结合得好。这方面第一个5年中有教训。现在经委同计委的具体工作部门,也还有些扯皮现象。苏联经验,5年的叫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0年的叫现实性远景计划,15年的叫假设性远景计划(更长远的计划如20年、25年就只能根据更多的假定来考虑)。三者之间,有区别也有联系,须善于区别其间的关系。有一些部门如电力部门,必须有比较可靠的10年至15年的远景计划。编制得最好的计划,也会由于群众的积极性和许多未能估计到的因素,需要在执行过程中经常修改。远景计划的制定,计划部门要同科学研究部门合作,也可发动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讨论。一个大的经济单位,要有几个很实际,知识较渊博,又有远大眼光的人,来考虑、研究长远计划,以保证在计划工作中不迷失方向。这样的人只要几个,助手也不要多,主要是善于利用国内外各种资料。

 

3)积累问题。研究的方向应当是如何最大限度地积累资金,如何全民勒紧裤带,不惜巨金来发展工业和农业。

4)在各种经济建设中,如何避免力量与资金的分散,是各级领导要经常注意的一个问题。

5)社会主义建设中速度问题的总原则,是只可加快,不可减速。如像长跑运动员一样,很懂得掌握自己的体力和速度,每段距离中如何分配,如何压倒对手,最后如何冲刺(这一条说明,我当时的头脑也是发热的,尽管这种要求主要是从自己本位工作水电出发)。

6)“技术革命”口号如何提法。当然,技术也是不断革命的。但这个口号容易狭隘地理解为,只是落后与先进、新与旧的一种关系。而我们今天提出这个口号主要意义在:为学会并掌握技术,为技术不断进步而斗争,即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跃进、不断提高而斗争。

7)推广新经验,新技术。如果条件、情况相同,就不能采取自愿态度,而应当用自上而下的适当办法使之执行。

8)老干部、各级领导干部如何从外行变成内行,要作个规划。总结第一个五年中这方面的成绩和教训。总结现在各大学所办老干部班的经验。如何以内行或比较内行逐渐代替外行,这是总的干部路线。

9)干部能上能下应逐渐形成风气。

10)各个部门的领导应帮助一批政治上好的技术干部,懂得做组织工作,有工作方法,善于走群众路线,以便参加领导工作。目前技术、经济部门中,领导干部内行较少,应当作这样的安排和和长远打算。

11)善于发现新人才,更加注意提拔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到领导岗位上来。经过整风、反右和劳动锻炼之后,更有基础来进行这项工作了。

12)有一些习惯性、周期性的问题,如浪费、贪污等,必须经常注意,绳之以法,年年大反一次。

13)各经济、技术部门必须经常了解世界各国本行业中的尖端,最先进的情况。要有计划地定期地派人出国(苏联、东欧和资本主义各国)考察,考察团人员一般不要超过10人,要都是真正的专家,要有一个政治上很强的人带队。

14)各单位要有一个很好的小图书馆,一个很好的小资料室,要经常注意新书目录,各种新资料。

15)不要害怕反对意见,要重视自己认为是不正确的反对意见,不要去压制坚持反对意见的同志,要容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论,要有意识地启发各种不同意见展开充分讨论,以便在决定问题时,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各个侧面,从而作出正确的决定。

以上这15条,似乎并非最后送出的定稿,因为现在抄录的这份底稿只有7页,其他18页还有许多内容未包括在内,草稿是用几种颜色的铅笔写的,可见不是一天或两天之内的构思。现在再摘录出一些,以说明自己当时注意的问题,当时的思想水平,和如何尽“兼职秘书”之责的。

有两页专门写的工业方面应注意事项:

1)国家发展水平与速度关系问题。高度的生产技术,才能有高度的速度。

2)各经济部门比例关系:农业与工业(寓工于农),轻、重工业,煤、电、铁路交通先行工业,钢铁与机械,民用与国防,骨头与肉(主件与配件)等。

3)国力与基建规模,生产力布局问题(资源分布与经济地理),地区规划。

4)中央与地方的结合。

5)大中小结合。

6)先进与落后结合。洋办法、土办法,机械化与人力。

7)勘测设计,资源勘探,产品设计,基本建设设计等。工程施工问题。

8)新产品试制。

9)产品质量检查。

 

10)新技术推广。在勘测设计、生产运行和基本建设诸方面,有许多技术规程、规范都是从苏联照抄照搬来的,有些已不完全符合我们情况,应当及时修改,否则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这方面我在几年水电建设中有所体会。

11)专业化,标准化,协作关系。各部门协作的重要。

12)节约问题,投资效益(先进定额,节约材料,减少储备和流动资金。降低成本,等等)。

13)劳动生产率,是综合指标,最后结果。有关技术安全、生产组织管理等问题。

14)工资、福利制度。

15)产供销平衡。

16)资源综合利用问题。

另外还有一些条条,是上面16条中没有写上的:

——要善于找帮手,广交各界朋友,各种耳目,利用记者,各种各样群众联系。

——领导部门,要有意识让一两个人减少日常事务,较“清闲”一点,以便保持头脑清醒,尤其计划部门搞长远规划的,要有这样的人,他们当然都是最实际又最能听奇谈怪论的人。领导人定要不被事务洪流困住,重大问题亲自过问,打破砂锅问到底。

——反映意见,定要全面,正面、反面,赞成、不赞成,决不可随风倒。

——不会开会,还是一个大问题。

——选拔干部的德才标准,逐渐转向业务能力。

保留自己这些过眼烟云的资料,也在如实说明,当年如何第一次履行这个“秘书”身分的,以后继续受到表扬也好,庐山会议最终实践了“几不怕”也好,是合乎逻辑发展的。

旧档中标明“1958年”的一个本子上,记录了《南宁会议60条》,当是寄出意见并附还原件时,特意抄下来的。同随后党内公布的《草案》相对照,则出入较大。后者不仅是条目及其次序的调整变动,主要是文字修改和内容的充实,还加了“前言”。篇幅后者大约扩充了一倍。如原件第一条是: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后者是第六、七两条,分写如何检查,如何评比。又政治和经济、政治和技术的统一问题,原来是放在不断革命这一条内的,后者分开写了。增加了农业高产的例子。也有一些内容删除了,如关于人的生到死是辩证法规律,“死亡就要庆祝”;也删掉了一些具体例子(如“培养秀才”这条,曾将我名字写进去了)。后者的第二条:“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这里也有14项”,是原件中没有的。上述我草写的“工业方面应注意事项”的16条,大体都包括在内,也有的不在内。这14项当是国家计委、经委等业务部门参加定稿的。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其中提出了许多有关领导经济建设的工作任务和方法。由于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反冒进,是追求建设的速度,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就此提高全党的认识,这些任务和方法以及某些理论原则,就不能不包含许多错误的东西,而且有些正确的东西在执行时也会走样甚至走到反面。总之,《六十条》和“大跃进”的关系,同反冒进一样,也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六十条》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原则、任务和方法。例如,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工业,提出14个项目,内容虽然还不全面,确是生产和基建中重要的基本东西。如必须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去:“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钻研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要破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八年来积累的规章制度有许多还是合用的。但有相当一部分妨碍了群众的积极性,应加修改或废除(问题在“大跃进”时,群众一发动,规章制度被横扫乱破,造成严重后果)。关于领导干部要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如何深入下层,同群众打成一片;每年要有4个月离开办公室,到下面作调查研究,增加感性知识;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决不可摆架子,等等。这些都是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和多年积累下来的正确经验。

《六十条》推动了急于求成的“大跃进”的到来,和浮夸风的出现。首先是这样一些脱离实际的过高指标:“争取在3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在今后5年或8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原规定12年完成);各地方工业产值,争取在5年或10年内“超过当地农业产值”;还介绍湖北、四川等地,每年总结亩产2130斤、1680斤等“单季高产的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提出生产计划中央和地方共三本帐的办法,助长了脱离实际,盲目提高指标,为层层加码大开“绿灯”的错误作法。“不断革命”的观点和要求,引入经济领域,成为“大跃进”的思想理论武器。《六十条》写道:“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接着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于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问题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种“不断革命”的观点,同“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斗则进不斗则退”等等观点是一脉相通的。这种观点在战争年代、革命时期起过主导作用;但在夺取了全国政权,进入建设的和平时期,经济建设需要按照经济工作本身的规律。持续协调地发展,尤需要稳定有秩序的环境。“不断革命”则鼓吹事物经常处在一种人为的不停止的变化状态之中,“一波不平一波又起”,要求经济生活也像打仗一样由政治挂帅,边建边破,快速而跳跃地发展,及至运用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等等方法。这就不能不造成严重后果了。

 

同“不断革命”论密切关联的是“不平衡”论。《六十条》写道:“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的内部车间和车间、小组和小组、个人和个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根据这种观点或法则,自然就可以任意打破平衡,搞人为的不平衡;“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事物也就前进了一步”。这样,以“不平衡是绝对的规律”作指导思想,导致“大跃时”时期计划工作放弃了综合平衡的规则,否定了国民经济必须在综合平衡中发展的规律。

此外,《六十条》中的“大权独揽”,第一书记挂帅(“大事一定要问。要有二把手、三把手,第一书记不在家的时候,要另外有人挂帅”),造成了“大跃进”时,从上到下,层层独断专行的不良作风,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挂帅”是我国自古以来封建用词,战争中“元帅”是可以发号施令的。经济生活中没有元帅,自然不能用打仗的方法来领导经济建设。

《关于传达和讨论毛主席六十条指示向中央的报告》,河南这回走在前面,1958年2月2日发出,中央于2月7日向全党转发了。河南省委的报告说:“主席不断革命的指示,给我们以敢于理想、敢于向前看的无限勇气,从理论上、思想上解决了能不能跃进、敢不敢跃进的问题。打破了庸俗的“平衡论”,粉碎了‘反冒进’(就是反跃进)的观点,以最锋利的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把我们武装起来,乘风破浪,跃进再跃进。贯彻执行主席的六十条指示,就能缩短我国的过渡时期,在这与帝国主义比时间、比胜负的时期,中国的大跃进,对世界的命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河南确实这样说到做到,后来放粮食卫星,办人民公社,放炼铁卫星,都走在全国的前列。许多省纷纷表示决心,要在5、6、7年时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任务。许多省市的地方工业。在此后5年内不是增长百分之几十,而是要增长几倍。在杭州和南宁会议上,因干劲大受到表扬的甘肃,这时决心在5年内,地方工业产值要比现在增长16—19倍,以赶上或超过农业总值。

接着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的社论。以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法则说明,事物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认为“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这是计划工作中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支持新生事物和群众的积极性,不断地提高落后的指标和定额,这就是积极的平衡,否则,就是慢与差的消极平衡。只有冲破旧的平衡,达到新平衡,事物才能前进,社论以此论点再次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进,说当时工农业“显然是一个很大的跃进。但是那时候有一些人被这种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中的不平衡状态惊呆了。他们只看到这种不平衡所引起的某些在进步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的困难,以为这也困难,那也困难,惶恐得很。这就是因为他们对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缺乏正确的了解,对党和广大群众克服困难的力量缺乏足够的估计。因此就错误地提出了‘反冒进’的口号,给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群众高潮泼了一瓢冷水。”社论认为工业农业的“大跃进”局面已经到来。最后号召:“我们必须反对庸俗的平衡论,或均衡论,反对消极的平衡方法。从庸俗的平衡论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也就敢于跃进了。”从此以后,计划工作中不断地出现层层加码高指标,“打破平衡”、“积极平衡”成为计划工作的理论;从此高指标风漫天而起,一发不可收拾。

文章来源:http://history.stnn.cc/hot/2016/0411/30314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