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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为何转移邓小平

 

1976年的4月5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4月7日上午,毛远新根据姚文元亲手组织炮制的“天安门事件现场报道”,向毛泽东汇报了“天安门事件”的进展情况和处理意见。“现场报道”诬蔑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说天安门事件“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

听完汇报后,毛泽东做了以下指示:“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华国锋任总理”,提议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毛泽东同意公开发表这篇“现场报道”。邓小平及其全家陷入危难之中。

“四人帮”可能会去冲击邓小平

4月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内召开,讨论毛泽东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最新指示。

在会上,“四人帮”叫嚣着,一口咬定邓小平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并说邓小平曾坐着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自进行指挥。江青和张春桥说,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把邓小平抓起来。华国锋主持会议,对于“四人帮”说邓小平坐车到天安门广场直接指挥一事,他说,应该去向邓小平本人问一下,以便核实。对华国锋的意见,“四人帮”根本不想理睬。但是,现在华国锋是由毛泽东指示主持中央工作的,听吧,心不甘情不愿;不听吧,也不行。于是讨论要派一个人去向邓小平进行“查问”。没人愿意去干这一“公差”,江青自己当然更不会去了,她说:“让汪东兴去吧。”

自从江青和张春桥在会上说可能有人会去冲击邓小平,汪东兴就留了一份心。“文革”初期,由江青控制的“中央文革”就曾经组织过“群众”抓彭真、斗争彭真。这一次,“四人帮”是不是又要故伎重施。汪东兴认为此事事关重大需要请示主席。

见到毛泽东后,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可能有人会去冲击邓小平。毛泽东说:不能再冲击,不能抓走,并问汪东兴有没有办法。汪东兴建议,把邓小平转移个地方,可以转移到东交民巷去。毛泽东说:可以。

随后,汪东兴立即布置,让中办警卫局马上准备东交民巷的房子,并且要警卫局参谋滕和松立即做出一个警卫方案。

坚决否认去天安门“指挥”

7日下午3时,父亲的秘书王瑞林接到电话,通知说汪东兴要找邓小平谈话,警卫局来人来车接,不让带秘书,也不让带警卫员。

三点多钟,中办警卫局的人来了。我们全家老老少少近十口人,一起给父亲送行。父亲走后,大约五点多钟,中央警卫局又派人来接母亲。我们含着眼泪为母亲收拾行装。我们把父母亲的东西尽量多装一些,好让二老即使在环境恶劣的地方,也不至于受冻受苦。

在东交民巷,汪东兴将有关情况告诉了邓小平,问了他是否曾坐车到天安门进行“指挥”。邓小平说,他只有一次坐车去北京饭店理发,根本不是什么“指挥”。等卓琳到后,汪东兴对邓小平说,可能有人要冲击你,不要出去,散步就在院子里。

当汪东兴按毛泽东的意图办完这些事后赶回到人民大会堂时,已经是晚上了。江青等人问汪东兴:邓小平是不是坐车到天安门直接进行了指挥?汪东兴照实回答,邓小平只是去北京饭店理发。

汪东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没有把将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后来,江青曾经几次在政治局会上说过,不知道邓小平到哪里去了。看样子,后来“四人帮”确实企图派人去“冲击”邓小平。

在东交民巷的禁锢生活

 

在发生了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波后,毛泽东确立了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没有把党政军大权交给“四人帮”。对于毛泽东这个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重要决定,父亲真心诚意地拥护。设想一下,如果在“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将权力交给“四人帮”,我们的党和国家将面临不堪设想的险境,我们的人民大众将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毛泽东在病体垂危之际,能保留这样一分冷静,不能不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在东交民巷17号这个并不陌生的环境里,在与家人完全音讯隔绝的状态下,父亲和母亲两人相依为命,开始了他们又一次的禁锢生活。一开始,他们自己打扫卫生和洗衣做饭,负责警卫工作的滕和松帮助买些粮菜。几天后,滕和松经过请示,找来原来在我们家做过厨师的李师傅。此后,李师傅每日来东交民巷,帮助做午晚两餐。父母亲不用自己做饭,生活负担便轻松了许多。

在东交民巷,虽然身处逆境,但父亲尽量保持每日起居规律,用心灵上的镇定,对待枯燥的禁锢生活。“批邓”的浪潮一天高过一天,翻开报纸打开收音机,统统都是“批邓”的叫嚣。对于这些不断升级的“批判”聒噪,父亲以坦荡之心对之,完全不予理会。

然而,父母亲在东交民巷相依为命的状况没有持续很久,母亲的眼病复发了。

母亲住进了301医院,东交民巷只剩下父亲一人。对于父亲来说,政治上的大风大浪不算什么,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孤独。看报纸,满篇都是继续“批邓”。听广播,内容也是一样。

不看报纸,不听广播,又没有书看,除了一个人在屋子里散步走路外,总不能一天就这么待着吧。实在没事可做,父亲就拿出扑克牌,一个人在桌子上摆牌开牌。开牌,成了父亲在那段艰难时光中惟一能做的事情。

 毛泽东批准邓小平与家人团聚

母亲住在301医院外科病房。给她看病的唐医生来看她,悄悄告诉她,毛主席病危,中央发了通知了。母亲知道后,十分着急,她想到父亲一个人在东交民巷,一定什么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呢?正好在这个时候,滕和松派一个警卫人员来看她。她立即写了一个纸条,上面写道:“千万不要离开你现在住的地方,不管什么人让你出去都不要离开,我争取尽快出院。”

父亲看到了母亲的字条。他意识到一定是母亲在医院听到了风声,可能会有情况发生。母亲让他千万不要离开这里,但他想到的却是不能继续一个人再待在这里,他要争取和家人团聚。只有和家人在一起,才是最安全的。6月12日,父亲给汪东兴写信报转毛泽东并中央。一直等到毛泽东身体状况略为好转的时候,才对邓小平的来信给予口头批示:“可以同意。”

母亲住院50天后,眼病基本好转。她一分钟也不能再在医院住下去了。根据她的要求,6月30日,医生同意她出院。母亲心情急切地回到东交民巷,看到父亲一切照旧,甚感安慰。这时,父母亲接到通知,经毛泽东批准,他们可以搬回宽街和家人团聚。二老非常高兴,恨不得立即回到家里。

回家啦,我们全家人又再次团聚了。这不是梦,而是活生生的事实。父母亲不但重新得见子女,更让他们高兴的是能够见到可爱的孙儿们。(本文作者为邓小平的小女儿)

(摘自《实话实说邓小平》)

文章来源:http://history.stnn.cc/hot/2016/0428/30993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