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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感与灵感:作家持续产出靠什么?

擅长时间管理往往被视为个人成熟的表现,一些成功学也频频提及时间管理的技巧。然而,生活里没有那么多“非此不可”的事情。

俄国作家格拉宁在《奇特的一生》里透露了昆虫学家柳比歇夫时间管理的秘密。在柳比歇夫长达82年的人生里,几乎60年如一日地严格遵循时间管理规则,他记录时间、分析时间,其记录之精准犹如一架参数准确的机器,在机械运动中周而复始地生活、休息和思考。

柳比歇夫被格拉宁盛赞,“他热爱时间,珍惜时间,不是把它当做工具,而是把它看成是进行创造的条件。他对时间十分虔敬,同时又体贴入微”,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能像他这样擅长理性而坚韧,要做到这点,恐怕没有一个庸常生活之上的目标是不行的。这个目标也不会是纯功利的,正如《奇特的一生》里所说,“柳比歇夫通过他的时间统计法对自己进行了研究和试验:在写、读、听、工作、思索各方面,他到底能干多少?干多少?怎么干?他不让自己负担过重,力不胜任;他总是循着他能力的边缘前进,他对自己能力的掂量愈来愈精确。这是一条永不停顿的自我认识的道路。”

在认识和探索自我的坐标上,时间感才会更加贴近内心,合乎现实和精神的双重需要。只是,格拉宁和柳比歇夫,若他们能见到21世纪的世界万象,更会对加速前行的社会感到惊愕。福柯曾将现代性描绘成一种“令人眩晕的感觉”,紧张感和速度感是当下时代让人焦灼的原因。时间并没有加速流逝,但时间感却越来越快。

夜猫子作家启示录

哈尔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一书中验证了这个观念:人类历史是在加速前行的。而这其中时间意识的改变,技术效率的提高,历史偶然性的变大和现代性内涵的复杂化,都是这个现象的表现。但是,即使明白了这个现代社会特有的时间意识,在紧张的节奏里,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却未必能让人酝酿出艺术上的成就。纵观历史和当下,许多写作者都不是时间管理的好手,甚至,若以常人视角看待,他们的作息和时间观念反而“不科学”。

作家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说:“在我的创作生活中,几乎没有真正的早晨。我的早晨都是从中午开始的。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许多人都偏爱在夜间伏案写作,仿佛唯有此刻才能思维敏捷、灵感充沛。在这方面,路遥还说过,“我知道这习惯不好,也曾好多次试图改正,但都没有达到目的……通常情况下,我都是在凌晨两点到三点左右入睡,有时甚至延伸到四到五点。天亮以后才睡觉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午饭前一个钟头起床,于是,早晨才算开始了”。“早晨从中午开始”,是他自己的写作状态,也是很多写作者习惯的生活作息方式。

不熬夜,不写作?这个逻辑恐怕从科学上讲不通,但在写作者看来,此逻辑可以自洽。在星光匮乏的深夜里,尽管身体上的倦怠感袭来,却是一日中思绪最活跃、精神最自由的时刻。消耗体力和心血的作家,往往是现实主义风格写作的拥趸,他们笔下的辛酸甘甜、百态世相,与切身体验和虚幻想象密切勾连,在灵感和汗水的凝聚下,让纸上跃动浮现出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以及跌宕起伏的故事。

现实主义的写作是一种费力气的写作,它不能像浪漫派作家那样天马行空地幻想,也不能如现代派作家那样用拟象和象征来解构实在界,他们必须孜孜矻矻地思考求索,匍匐在现实和虚构的交融世界里艰难前行。然而,有些时候的现实主义写作不仅要费力气,可能还会“费力不讨好”。

路遥在发表中篇小说《人生》后,在当代文坛名声大噪,文学史后来将《人生》列为改革文学流派,让它进入文学史的经典序列,直到今天,文学史家也喜欢拿它来分析上世纪80年代的社会分层和文化话语的冲突。路遥对社会的感知无疑是敏感的,但他对所谓文学史的构建序列缺乏更有预见性的看法。1991年,消耗了路遥巨大才华和体力的《平凡的世界》写作完成,但文学界的反响却远不如《人生》所带来的轰动效应。

《平凡的世界》比《人生》更加卷帙浩繁,更加切中时弊,也更令人唏嘘不已,但是,《平凡的世界》诞生的时刻,已是中国80年代文学黄金时代落幕之后,更重要的是,扎实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早已成为“前沿”圈子不感兴趣的路数,在先锋文学成为当代文学时髦趋向的时候,现实主义被视为老土的思路。

相比纯文学和学术界的冷淡,随着时间的推移,《平凡的世界》在90年代后,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强烈兴趣,它的读者群越来越广泛,直到成为中学语文老师培养学生的“指定读物”,“励志型读法”的流行取代了纯文学立场上的偏见,路遥凭借《平凡的世界》真正成为一位打破纯文学局限的作家,也成了中国当代最知名的作家之一。

“我深切地感到,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路遥在追忆《平凡的世界》的创作心路时曾如是慨叹,但连他自己当时或许都没意识到,这样艰辛的创作之路,也让他的身体健康受损。

灵感都打哪儿来的?

不言而喻,长期熬夜对身体总归是不好的。就算写作不是所谓闲暇之人余裕的产物,写作的状态也不该是攻城略地的战时心态,在这样紧张焦虑的状态里写作,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天才人物,更多人可能反被其害。以透支精力的方式写作,是提前消耗了未来的才情和人生经验,实在是得不偿失。

不过,有一些作家反对对深夜写作的称颂之词,并非从身体健康角度考虑,而是源于其文学观念。列夫·托尔斯泰曾称,出版物中出现了那么多垃圾,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夜间写作的人太多。作家张炜妙解此观点,认为文字垃圾肯定不光是因为夜间写作造成的——但有一点似可考虑,即人在夜间的思绪更少羁绊,可以放开了驰骋,很冲动。冲动的时候写出来的东西难免会有不靠谱的地方。

对此,我不必做立场判断,因为文学观念无对错之分,逻辑能自洽便好。熬夜写作的妙处自然是白天不具备的,狂野的幻想和烂漫的思绪自然是天才之笔不可或缺的。正因此,灵感可以消解“不科学”时间观念带来的麻烦,让写作者在自洽的时间管理逻辑里纵情狂欢。

写作者莫过于天分型与苦吟型两种,且这两种状态不是绝对对立的,再有天赋的作者不经过大量阅读、写作乃至研究的过程,很难讲天赋能发挥到应有的水平,乃至始终被“雪藏”而不清楚自己的优势在何处。

另一方面,有些看起来硕果累累的写作者,貌似是凭借孜孜矻矻的训练才有了才情,但如果是朽木一株,再努力恐怕也难成大器。尤其在写作的灵感问题上,这的确对人的天赋有较高要求。

王勃于滕王阁下吟出“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时候,大概没想到自己隐藏的锋芒绽放出的是最灿烂曼妙的文言佳作,千古名篇的背后是这个青年文士不羁的心灵与脉动。王勃的灵感就是一种天赋的才情,而非苦吟的结果,他没必要像平庸之辈一样斟酌字句,其挥毫泼墨之际,尽是蓬勃喷涌的才情,若起笔底波澜,便可姿态万千。这样的写作者就像一口永远不会枯竭的矿井,不用说外人,连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只要有了开辟才能的契机,就如狂风起落,矿中资源随风熊熊燃烧,永不止歇。

正如福楼拜只在稿纸第一行写作,其他地方都留白,为其反复修改所用,这只是其展示灵感的严谨体现。有人发现了优秀作家们写作的秘密,却被最终证明为只是天才的个性,而非天才的来源。罗曼·罗兰在照镜子中寻找灵感,巴尔扎克喝掉了五万杯咖啡写出了《人间喜剧》,大仲马用蓝色稿纸写作……普通人没灵感时以头抢地也无济于事,天才总能从奇妙的行为里寻找创作之源。

但绝大多数人的灵感,来自日常生活的点滴积累,来自微小之处的宏大观照,以及在混沌中寻觅源头和细节真实的能力。这就需要一定科学的写作训练和坚持不懈的实践了,某种意义上讲,方法和努力都到位了,大多数人都可以成为优秀的写作者。换言之,非天才人物学习一套科学的时间管理法,的确比“想象灵感”更重要,或者,结合个人经历,从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时间和灵感的平衡点。

有些人的写作灵感很大程度上并非来自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也不来自广泛阅读后的启迪感悟,尽管我不否认它们是写作者必备的素养,但更大的情绪、思想和文气,则来自对自己过往生命里苦闷、伤痛的折射。古人云,“文章憎命达”,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也将“创造生活的欲求”和“强制压抑之力”看作灵感重要来源,在一个有天分的写作者的世界里,记忆中的苦难常常能转化为精美的篇章。

脱离宏大叙事的背景后,创作终究多是对个人生活与情感的诉说,在反观中寻求的是自己命运轨迹的得失沉浮。记忆是一片浩渺无际的海洋,有人选择对其沉默不言,有人选择以写作来告别往事,时刻让自己保持在“经历—反观—思考”的循环结构中,灵感之火则长存不灭。

来源:北京晚报

文章来源:http://www.stnn.cc/culture/dushu/2017/0913/47428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