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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时代的宋美龄私信公开 与闺蜜讨论性事遭遇

“我身上唯一和东方有关的是我的脸孔”,这是宋美龄的自述。由美国著名传记作家汉娜·帕库拉所著的《宋美龄传》一书中,有很多未曾公开的第一手资料。宋美龄在大学时期的好友埃玛·米尔斯与宋美龄一直保持通信,宋美龄在信中常会透露一些私下的看法,以至于后来她曾要求米尔斯销毁一些私人信件。作者还从美国各大图书馆寻找到一些美国政要捐出的私人文件。其中,资料最丰富的是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那里有宋子文后人捐出的58箱文件,其中的19箱因涉及宋美龄,直到2004年时才被公开。《宋美龄传》中引述了许多宋子文与宋美龄之间的电报原稿,让读者对宋美龄在美国的活动有更为详尽的了解。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照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照

少女宋美龄

回到上海上流社会的社交生活,美龄开始思考婚姻问题,向好友埃玛建议该结婚,又说她本人认为“女人若不结婚,会觉得人生失落,仿佛被骗走了人生……如果没有小孩,又有什么好期待的?”埃玛最近才和某个男子有过感情上的危机,美龄为了安慰她,有时理性、有时不够理性地整理出自己对人生、爱情和责任的看法,向埃玛诉说:“你也不确定该走哪一条正确的路,或者是否有所谓正确的路存在……我也有过类似你遇上的经验,只是,我很确定我要什么,可是上帝却不愿给我……我注意到最成功的男人往往不是具有天才大力量的人,而是对自己有最大的信心,进而催眠了别人接受他的信念的人。”

这两位年轻女子通过鱼雁往来,互相倾诉挫折、发现新点子———有些很感人,有些很可爱。七月间美龄接到埃玛来信,谈到令她十分苦恼的一番性事遭遇。美龄回信说:“我认为……你可以把这个事件当做是兽性的不愉快经验……唤醒你对兽性热情的认识……在我们大学年代对它一无所知。”她又说:

……我认为你对男人要有正确态度,最好的方法是完全撇开性这个问题。当然,这样做很难,因为几乎没有例外,男人对女孩动了心,他就变得感情用事……爱情的组成里有一部分就是性,如果你把它和组成爱情的其他元素放到一起来看,就不会觉得它恶心。譬如说,肉体之爱有如巴赫或贝多芬作品的某些部分,如果光看它们本身,会觉得并不和谐,但如果把它们和作者原本构想要组成整体的其他部分结合起来,它们就变得和谐、优美。极其可能的是,那么恶心地瞪着你的那个男子,是受你肉体所吸引,这种男人必然是畜生、禽兽……但是,达达,并非每个人都这样……别开始以为你厌恶爱情,因为你并不是如此。你只是厌恶其中的若干成分,对于你这样心思纯洁的女生而言,这种态度相当自然。

美龄本身也碰上和男人交往的问题。她告诉埃玛:“上海现在谣言纷传,说我订婚了。”又说,她的朋友们不确定(我的订婚对象)是谁,但肯定我是和某人订了婚。最好玩的是,这些男人没人出来否认或承认这个谣言。我可惨了,因为母亲当然认为我一定做了什么,才会引来这些谣言。过去一个月她不准我见任何一个男性朋友。由于她告诉我不准任何人找我,我几乎愿意出于报复心理,干脆订婚算了,其实我也晓得,这完全是孩子气的态度。她担心死了,因为过去一个月我似乎发疯地满城游荡。其实,我无聊透了。我甚至有一两次没人陪伴就跑出去喝茶,只因为……我觉得被管得死死的。有意思的是,我一点也不在乎那些男人。

有个旧日的追求者重新出现,令她颇为得意。不过,宋夫人因他已离过婚,并不赞同他们来往。她说:

他已经和以前不一样,现在是个男人不再是倔强善妒的大男孩……但是,老实说,我无聊极了。我恳求母亲让我出外做事。义务工作不是真正的工作……有家报纸愿给我一份工作,但我用不着告诉你,如果我接受了,家里一定震怒,我一定经受不了那纷扰,尤其是天朝大国之民的笨脑袋瓜里,容不下女孩子和男人共事并不会伤风败俗这个观念……真是可恨啊!我认为我如果能够放手做,一定会有一番成就。

另一位比她年长十五岁、非常富有的男子向她求婚,也使她格外高兴。在她面前是一个机会,可以改善“他工厂里数百名工人”的教育和社会发展,尽管美龄表明并不爱他,他仍然向她求婚。还有一位已婚男子,她“不幸十分关切……远非语言所可形容”,但她也拒绝了。

美龄一向喜爱阅读,一九一九年春天,在韦尔斯利学院念书时的一大箱书经过两年之久,终于漂洋过海寄回上海,令她特别兴奋。几个月后,她告诉埃玛,韦尔斯的《历史大纲》令她“欣喜若狂”,而莫泊桑的作品令她厌恶。她也重拾中文功课。这次由子文的中文秘书担纲教授。老师“十分严格”,不仅娴熟中、日交流之后引进中国的新字词,也期待她以旧方式背下古书。她每天上午跟他学习三小时,经过几个月之后,她写信给有志当作家的埃玛说:“我打算一旦对中文有相当把握时,可以把中文稀奇古怪有趣的珠玉小品文译为英文小说,让你来接棒。你、我合作来介绍中国文学……你说妙不妙?我可以翻译出精髓,你负责把它精炼!你觉得‘密尔斯和宋’作品,怎么样?”

二十三岁,还和母亲、兄弟住在一起的美龄,渴望过自己的生活。一九二〇年冬天,她承认自己“像电线一样,一触即发,烦躁易怒……非常不合群”。三个星期后,她说她已经好多了,“尤其是我让家人了解,我应该有一部分自己的时间,不能被打扰之后”。有些约会没问她意见就排好,她几度拒不参加,总算让家人了解她也是有主见的人。

有一天,她越了线。她说:你也晓得我母亲非常保守,虽然她认为我可以参加朋友开的舞会,却绝不准我跳舞。你应该记得,我在大学时是多么喜欢跳舞。有一天我去参加舞会,男士们开始邀舞,一不小心,我跳得太晚了,回家对母亲从实招认。你应该在场……你会认为,只因为我跳了舞,我就是世界上最不要脸的人,我要认错悔过、洗刷宋家耻辱唯一的方法就是穿上忏悔衣,向所有邀舞的人以圣洁的不屑之姿掉头不理。天啊,真是的。

我们从下面的例子知道,宋夫人对儿子的要求,就没有如对女儿那么严格———或者说,子文不像他妺妺,不必把逾越之事巨细无遗向母亲报告。乔治·索克思当时住在上海,和宋家全家都熟。他说:“子文和我,以及后来成为我第一任妻子的女士……安排了第一场华人、洋人在一起跳舞的舞会———这个行为才真是不可思议呢!宋夫人不赞成跳舞,也不赞成南方卫理公会传教士所列举的一切不当行为。她有一套斯巴达式的规矩,子女们必须要遵守。”

下一次舞会美龄受邀参加,宋夫人要她保证不跳舞。美龄告诉埃玛:“我本来决定不跳舞,但是当她要我保证,我气得顶撞她:我一定会跳舞,而且还要跳个不停。她气急败坏,最后我服软了,答应她:只要我一天姓宋,就绝对不在中国跳舞!请注意,我只要到了美国,我就跳个不停!”

隔了几个月,美龄开始想要回美国念医学院———当年她父亲也有此心愿———但是母亲否决了。然而,在她开刀切除扁桃体之后,她告诉埃玛:“回国后我体会到一件事:朋友虽然很好,但切记当你真正遇上大麻烦时,总是家人向你伸出援手。”

经过一段休养之后,美龄前往广州探望二姐庆龄和庆龄的丈夫孙中山。孙中山制服地方军阀,废除军政府,此时正在组建革命政府,与北京对抗;庆龄显然央求妹妹南下帮忙一两个月。美龄告诉埃玛,广州“不像上海那么洋化”。隔了一个月,她被哥哥从南方“捉回家”。她向埃玛讲起悄悄话,提到“我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B先生”,要介绍他来见她。她说: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非常喜欢他,他也非常喜欢我。我在香港登船前才在某个朋友家认识他,虽然我们只同船三天,却成为很好的朋友。到达上海那一天,恰好是他的生日;尽管我离家已经三个星期,因为船下午就要开了,我陪他过了一整天。我们一起过得很愉快,我也很高兴竟然可以如此放纵。用不着说,家人气炸了……他们气,因为他是洋人……他星期六下午离开后,我已收到两封电报诉说他想念我。家人试图拦截电报,但没有成功……你也晓得我家是出了名保守的,重视家族声誉,要保持家族血统“纯正”,他们宁见我死,也不能让我嫁给外国人。通常我也是如此想。但是,现在,我正在认真考虑接受另一位男士。我喜欢他;他是最聪明的年轻人之一,家世良好。但我还是犹豫不决。你也晓得,很多时候,人已经理性上信服了、感情上却仍未能信服某种行动是对的……但是,拜托,请别对任何人说,因为我必须自己思考清楚。同时,当B先生来访时,请对他特别好,但千万别说漏我告诉你的事。

蒋夫人宋美龄

一九三七年一月,埃玛·密尔斯收到蒋氏夫妇寄来一张正式圣诞卡———典型的国家元首问候卡,内附一张蒋氏居家照片。埃玛幽怨回忆说:“我最后一次接到美龄的信,已是将近十年前的事。这段期间,我寄去的几封信都没收到回信。”即使如此,埃玛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仍召集一群韦尔斯利校友一起听听中国近况。她邀请十多位同学午餐,大家合起来写回信给美龄。次月,埃玛收到美龄复信,请她转给大家传阅,一方面感谢大家写信给她,一方面也叙述中国的立场:

我们国家存亡绝续已到紧要关头……全世界慢慢理解到中国不仅为自己作战,也为大家作战……为我们祷告———是的,但是同时也请诸位尽力推行抵制运动。我不必告诉各位过去三个月我国所遭遇的恐怖暴行……我走过当地之后,鞋子浸满鲜血……请协助我们制止这场战争。

这封信尚未寄达,美龄收到埃玛另一封信。埃玛答应会随时让蒋夫人了解美国对中国的民意动向。埃玛临笔之际,显然天人交战,难以下笔———她在日记中承认,花了一整个晚上写信,字斟句酌,显然对老朋友仍有几分生疏。埃玛写给美龄说:“你应该仍记得我,可以确定我对你的忠诚与深刻同情。你或许不清楚的是,多年来我对中国的兴趣不减、甚至更增……美国百分之百同情中国。”但是她不能不又补上一句:“美国人绝对尚未准备好接受大规模的抵制运动。姑且不论其对错是非,大部分人似乎觉得这将是无可避免走上战争的第一步。”埃玛告诉美龄,她已经在韦尔斯利同学中发起运动,募款赈济中国难民。埃玛的结语是:“如果还有任何事我可以为你效劳,或是你觉得我可以为中国贡献,你一定已知道可以借重我。”

美龄同意她可以全力推动之后,埃玛提升美国人关注中国局势、捐款赈济中国难民的工作,变成一份全职的工作。这时候的埃玛除了有待提出论文以取得中国研究硕士之外,已经没有太多旁骛。她并没结婚。她说,因为和八十九岁高龄的祖母相依为命,她的社交生活“十分有限”,“在她家也无事可做”。至于美龄呢,她的信函和要求无非是重申昔日交情,以及身为一国元首之妻向她可以信赖的友人求助的官样文字。美龄现在用的敬语称谓是“亲爱的埃玛”,不再是“亲爱的”或“最亲爱的达达”;她的落款署名有时是“爱你的,蒋宋美龄”或非常官方的“你真诚的蒋介石夫人”。美龄一九三八年写给埃玛的头一封信,谈到日本人屠杀中国难民,抱怨“民主国家畏惧日本”,以致停止运送到中国的补给:“美国在圣地亚哥把飞机卸下船,这是我们在战事爆发前就买、也已经付了钱的飞机……美国实质上在帮助日本击败中国。”几个月后,她改变说法,声称中国人了解美国国内形势,“它使得(美国)政府不好和日本作对。我们晓得他们怕日本,他们也害怕战争。”但是她说,中国人很难理解为什么盟国不尝试惩罚日本的“不人道行为,它的无耻已使得黑暗时期的蛮族部落都望尘莫及。他们所知道的不人道行为,统统比不上日本人今天的屠杀、抢劫和凌虐行径。”

四月底,蒋夫人写信告诉埃玛她刚从前线回来。她说:

我每一站都尽量在时间允许之下探望更多的医院,也设法安排两千名战争孤儿安置到四所天主教会。这些小孩将受到好好照顾,修女们投注给他们最大的爱……我们也尽可能安置更多难童到其他教会机构……你答应要送来的钱,将用在收容难童上面。你会同意吧?稍后我会把这些孤儿的照片寄给你,他们会晓得你和一些朋友对他们的关爱。

此时,蒋夫人送一些中国杯盘器皿和绿茶给她的韦尔斯利同届同学,以及选她为荣誉成员的一九三八年班校友。她拜托埃玛替她分送这些礼物:“你已经为我做了这么多,也要再麻烦你帮忙。”埃玛回信时显然是在指涉美龄以前的呆板,她说:“我有时候说我很了解宋美龄,却一点儿也不认识蒋夫人;但是,读了第二封信之后,我猜想她们或许毕竟是同一个人。是的,我当然会处理那些礼物……你已经有那么多事要烦了,其实不必为我们这么费心。”替美龄分送礼物时,埃玛说她自己也“相当沾光……受韦尔斯利学院校长麦卡菲之邀吃晚饭。”麦卡菲被人批评在当前的冲突中太偏袒中国、轻忽日本。据说,她反驳说:“如果我们没有像(蒋夫人)同样出名的日本校友,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呀!”一九三八年六月中旬,蒋夫人有三篇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上。当年冬天在汉口嘱咐董显光搜集她的演讲稿、报上文章、广播稿和信函,交给法默编辑成册。法默奉命在六个月内完成此一任务。他说:“这是我新闻记者生涯中最怪异、最困难的一份任务。”因为中国的排版工人完全不识英文,而且即使只有四十页的篇幅,也全得靠手工捡字排版。过程中,原本对蒋夫人全然钦佩的法默,也完全改变看法。他说:“好几次,一万册的四十页文本已经完成,夫人———她的意旨不得有违———又要更改修订……夫人……对她的第一本书非常重视。每次见到我,她就变成吹毛求疵的夫人。某某页怎么出现错字了?她的诗句怎么被误植了?”

虽然她不让这本书在美国或英国贩卖,她却送了三百册签名本到韦尔斯利,因为它们是“有趣的一本书,其中有些瑕疵乃是我们在汉口受限于战时条件困难所致”。她拜托埃玛替她代为发送,附了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作为邮资和包装费用。

来源:中华网

文章来源:http://history.stnn.cc/reveal/2017/1114/49942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