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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玉衣——汉墓发掘始末 周恩来曾高度关注

原标题:大汉玉衣

修复后的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

1号墓中室全景

1号墓金缕玉衣出土时的情形

卢兆荫近照

在《三国演义》中,刘备每次出场,都会带着一串“头衔”: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大汉皇叔。其中,那位屡屡被提起的中山靖王,陵寝就在离北京两百多公里的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也就是著名的满城汉墓。

50年前,满城汉墓因一次国防施工中的意外被发现,再现了两千年之前的中国历史。随着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等闻名世界的稀世文物被发掘,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之墓揭开神秘面纱。而事发“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作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的满城汉墓,发掘过程中的惊险和神秘,至今仍被世人所惊叹。

古墓初现

满城位于保定市西北21公里处,距县城西南1.5公里的陵山,海拔不到300米,远离闹市。因其西望太行群峰、东临华北平原,形如落凤,因而原名凤凰山。传说古代有位君王临巅远眺,见主峰居中、两峰左右相辅,认为此地风水奇佳可为墓地,于是大兴土木修建陵寝,最后安葬于此。故此山更名为陵山。

满城县境内有三个与“陵”相关的村子———北陵山村、南陵山村与守陵村。当地流传千年的说法,村民的祖辈是为王侯守陵的,至于是为谁守陵?陵墓何在?却无人知晓。直到1968年,满城汉墓在这里被意外发现。

满城汉墓就在陵山的山腰中。

满城汉墓如今已是AAAA级景区。步入景区,沿着路旁指引牌拾级而上,行至山腰,一屏“千古之谜由此揭开”的石碑立于一个大门紧闭的山洞一侧。据石碑记载:一九六八年五月,解放军某部在此处进行国防施工时,打穿了中山靖王刘胜墓“南耳室”的顶端,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古墓被惊醒。

那是20世纪60年代末,在“备战、备荒”及“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下,全国各地都在大规模进行国防战备工程建设,陵山地区也不例外。

北京军区工程兵第六工区165团8连的战士们,为了完成一项高度保密的国防工程,开进陵山。

8连战士们到来时,曾听到跟陵山有关的很多传说和故事。

守陵村就在陵山东南两公里处。村里的老人只说他们的祖先是看“王子坟”的,却说不出“王子”到底是谁。

村里人说,每年当大雪覆盖整座陵山时,总有两块地方,雪化得特别快,但是也没有人知道原因。

在那个年代,还没有施工前考古的意识。当时的陵山,外部没有一丝墓葬或文物遗存,看上去只是华北平原上一个普通的小山包而已,谁也想不到山中埋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这些传说,只是战士们茶余饭后聊天的材料而已。直到几天后,他们在工程作业时偶然间打开了陵山的“秘道”。

1968年5月23日,8连3排11班上早班。中午12时,爆破手柯友文、于振柱、张士林装填好炸药,又在作业面的底部放置了上午的最后一个炸药包。

一声轰响,山体震颤。

按照惯例,此后的工作要等落石稳定、烟尘散去。班长李锡明让战士们返回驻地吃午饭,自己留在爆破场地值班。

让李锡明感到奇怪的是,通常炸药爆炸以后,很快就会有烟从爆炸洞口飘出来。那天爆破后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洞口却一丝烟都没有。

正在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代理排长曹培成提前吃完了午饭赶回洞口。李锡明对曹培成说了这一“奇事”。两人担心爆破是否成功,所以当即决定,进洞去看看情况。

两人进爆破洞后,见里面的碎石没有平时多,也完全没有烟。他俩突然惊奇地发现,爆破洞底部出现了一个直径约60厘米的黑洞。

李锡明向洞里扔了一块石头,根据落石声音判断,黑洞很深。他又拿来一根皮尺拴上石头伸进洞里丈量,发现洞深大约六米。

他们决定下到黑洞里面一探究竟,于是,用钻杆把洞口周围疏松的碎石捣碎,把洞口扩展到一米以上。

这时,吃完午饭的战士们陆陆续续回来了,曹培成叫李锡明和一名战士到洞外抬来一根六米长的圆木,正好抵到黑洞的底部。战士们又找来电线,接上灯泡放入洞内。一切就绪后,李锡明、曹培成和3个爆破手一起顺着圆木下洞。

借着灯光,大家发现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洞穴,在洞的深处,几名战士看到了散落在地上的一些瓶瓶罐罐。

虽然不是专业的考古工作者,但李锡明他们意识到,这个山洞很可能与当地传说中的王陵有关。于是,他们捡了几个暴露在外、相对完整的器皿,带出洞外。

几天以后,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报告和洞中出土的部分器物出现在河北省主要领导的办公桌上。河北省文物工作队的两位专家也来到了满城。

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所长郑绍宗是第一批进入满城汉墓的考古专家,并全程参与了满城汉墓的发掘。“当时施工部队上报到团部后,省政府派我和孙德海前往现场查看。”他说。

经初步勘察,专家们发现:整个洞底几乎都被一些排列有序的大瓦片覆盖,瓦片下面还有许多朽木;洞室的北侧摆放了十几个方形的陶制大酒缸及成堆的陶器,从酒缸的顶部不时传来水滴的声音,缸的表面有很小的石钟乳;在其西侧还有一座更大的洞室,经初步测量它的高度有六七米……从钟乳的生成可断定这个洞是个石灰岩洞,墓穴至少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

最令专家们振奋的是这座古墓的规模,大得令人震惊。

“还是总理想得周到”

在战士们带回的四件文物中,除了三件镏金的器物底座外,还有一件刻有“中山内府”字样的青铜器。随后赶到现场的考古专家又陆续发现,许多铜器都刻有“中山内府”字样的铭文。

这里的“中山”指的就是历史上的中山国。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中山国,一个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鲜虞中山国,另一个是西汉时期的中山国。战国时期中山国的文字属于金文,而陵山古墓中出土铜器上的“中山内府”字样接近汉隶字体。铜器造型和工艺属于西汉风格,也与战国中山国的出土文物完全不一样。由此可断定这座墓是西汉时期的,它被命名为“满城汉墓1号墓”。

从这些初步考古结果可以判断,满城汉墓是一座两千年历史的汉代大墓,保存相当完整。这里很可能会有重大考古发现。河北省马上将满城汉墓的情况上报中央。

1968年6月18日晚,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通明,周恩来总理在此宴请来访的坦桑尼亚总统。趁着宴会间歇的短暂时间,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把发现满城汉墓的事告诉了郭沫若,并嘱咐他,“这件事十分重大,由你们负责办理。”

郭沫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那时是中科院下属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考古所是其下的一个研究所。周恩来嘱托的“由你们负责办理”,实际上就是委托郭沫若挂帅,由考古所负责发掘。

第二天一早,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就赶到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去,先了解一下考古所的情况。

1968年是“文革”开始后的第三个年头,全国考古工作都已经完全停止,很多老干部、老专家受到冲击。考古所是否还能承担起这次重大考古工作,郭沫若也有些不托底。

据当时在考古所值班的研究员卢兆荫回忆,王廷芳听完考古所的汇报后,认为“情况还好”。

所谓“情况还好”,是相对而言。“文革”之中,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受冲击非常严重,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内部也已经陷入派系斗争,处于瘫痪状态。而考古研究所的业务工作虽然陷入停顿,但考古所并没有直接介入“文革”派系,人员相对完整齐备。

当天上午10点,王廷芳就带着考古所的孙炳根和卢兆荫二人,到郭沫若家中当面汇报。由于都是年轻研究员,在“文革”开始后,他们得以留在所里,没有受到太大冲击。

那个上午,时年41岁的卢兆荫第一次听到满城发现古代墓葬的消息。

现年91岁的卢兆荫向记者回忆起50年前的这段往事,仍难掩激动。他说,作为考古所的研究人员,他当时已经有两年时间没有进行业务工作了。满城汉墓的意外发现,简直是“破天荒”的机会。

郭沫若向他们二人介绍了自己所了解的关于古墓的情况,建议考古所先派两三个同志去现场实地探查,再制定下一步的方案。

卢兆荫记得,郭沫若一再嘱咐他们,当天下午5时之前,一定要把去满城的考古队员的名字和简历报给他。

原来,那天晚上,郭沫若要和周恩来一起参加坦桑尼亚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宴会,“郭老应该是想在宴会上把人员名单报给周总理,所以才要得这么急。”卢兆荫说。

显然,郭沫若和周恩来一样,对满城汉墓寄予了极大关注,都等不得文件上传下达的时间,趁着外事活动的间隙就完成了这个程序。

很快,周恩来的批复出现在郭沫若的桌子上,他完全同意郭沫若的意见,并附上一封他给北京军区郑维山代司令员和陈先瑞副政委的亲笔信,让郭沫若执此信找他们二位办理此事。

“郭老看到总理的信后很感动,说还是总理想得周到。”王廷芳后来回忆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如果没有军方的协助,考古队恐怕很难顺利完成任务。

事实证明,周恩来确实思虑周全,算无遗策。

1968年时,“文革”已经在很多地方上演了“武斗”,各种所谓的“革命组织”派系林立,动枪动炮地夺权。保定地区的“武斗”就非常严重,满城的气氛已经很紧张。

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现的满城汉墓,可谓危机重重。陵山发现古墓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多当地群众因为好奇想上山看个究竟,还有一些“造反派”要下洞“破四旧”。据工程兵战士们回忆,发现古墓后的一天晚上,山上站岗的战士看到有几百人举着火把要上陵山,连里急忙增设了4道岗哨,还派指战员对“造反派”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说服劝导,才使古墓躲过了一场“破四旧”之灾。

第一批进入满城汉墓的郑绍宗也曾回忆,他们在前往满城古墓现场的途中,几乎每走一段路就有人拦查。幸亏是乘着军车并在军队的护送下,才得以安全到达满城。

郭沫若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找到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当即下令,全力支持:考古队从保定到满城的车载及安全由河北省军区负责,北京军区派一位参谋和考古队一同前往满城;在物资上,只要军队能满足的,一定大力支持;军事工程完全服从考古发掘工作的需要。

除军队的配合外,经费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根据王廷芳的回忆,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同其他中科院学部有所不同,它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的,经费单列。“文革”开始后,学部情况复杂,财政部对科学院的所有业务经费几乎完全停拨,考古所隶属于学部,所以也没有更多的经费来支持考古发掘。

考古所将这一情况反映给郭沫若,希望为发掘古墓专门拨一笔经费给所里。为此,郭沫若专门请示了总理,经过总理批示后,财政部很快便拨下来一笔专款。

此外,考古队人员的组成也是郭沫若亲自敲定的。他认为墓中可能有壁画和竹简等文物,所以增派了两名技术人员随考古队同行。

最终,三个人的考古队扩大成九个人:三个考古队员、一个摄影师、一个绘图人员、另加两名技术人员。此外,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也派了两人参加考古队。团长是考古所的胡寿永,卢兆荫是队员之一。

6月25日上午,一个由周恩来亲自批示、郭沫若一手组建,部队护航的“超高规格”的考古队,启程离开北京,向满城的那座大墓进发。

部队保驾

6月25日启程当天,考古队在军车的护送下到达满城,而后即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解放军工程兵组成了一个联合考古发掘队。

以往考古队对一个古迹进行作业,都要聘请民工帮忙,但是这次满城古墓的发掘是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没有一个当地老百姓参与。

满城的“武斗”情况,也让这次考古发掘不同以往。

卢兆荫清楚地记得,坐着河北省军区的车一进入满城,他便立刻感觉气氛紧张,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道路两旁有许多暗堡。

根据卢兆荫的回忆,考古队到达满城后,住在县城南门外的驻地部队司令部。考古队也实行了军事化管理,作息时间和部队完全一样,早上5点起床,7点吃早饭。

部队司令部是两派群众组织都不敢侵扰的地方,所以选择这里作为考古队大本营。即便如此,一到晚上,考古队员们就能听到远处持续不断的枪炮声。

从驻地到陵山路途不算远,为了保证考古队的安全,部队领导还是要求队员们每天乘军车来去。

考古队只遭遇了一次“险情”。

一天晚上收工后,大家回到驻地休息。卢兆荫正在水井边洗衣服,突然听到“嗖”的一声,一颗子弹从大家头顶掠过。

“当时大家慌忙地往屋里跑,发现这颗子弹打在了我们宿舍的墙壁上。”他说。

部队的领导对这次“意外”十分重视,立刻派人去调查,结果发现这仅仅是一颗打错方向的“流弹”,并不是针对考古队的。

虽然气氛紧张,但是考古队却一刻都没有耽误地展开了工作。

6月26日一早,卢兆荫他们就爬上陵山,开始考察墓地现场。

卢兆荫发现,海拔200多米的陵山是由三个连在一起的山峰组成的,居中的主峰最大,山顶也较为平坦。主峰的东南和东北方向各连接着一座小山峰,“古代贵族官僚通常选择这样的地形来作为墓葬之地。”他说。

考古队员们还走访了周围的乡亲,了解陵山的情况。但老乡们口中所说的都是传奇和故事,缺乏具体细节和历史根据。

据说,陵山主峰顶西南方向有一块平滑的大石头,被当地人称为“一亩石”,是“满城八景”之一,据说此处有“仙人遗迹”的说法,传石头表面有类似脚印的足迹,被当地人传说是“仙女的足印”,所以陵山又有“灵山”之称。传说虽美,于考古学家而言却没有实际意义。

此外,他们在田野考察中发现,陵山上另有18座小墓,当地群众传说为“王子墓”。

守陵村的老人们说,村里曾经居住着一位看陵的首领。而山上的“一溜十八个石头堆”,里面埋葬的都是“王爷”及其后代。村民们传说,坑里还有“王爷”的“金脑袋”,而自己是守陵人的后代,种着“王爷”的地,看管“王爷”家的坟。但到底“王爷”是谁,却没有人说得清楚。

显然,想从老百姓口中或者历史资料里进一步了解古墓的情况,实有难度。战士们意外炸开的那个深洞,是揭晓古墓之谜的唯一路径。

“炮眼离南耳室就距离几米,如果炸药位置再往边上挪一挪,也许到现在还没有发现这个大墓。”卢兆荫说。也正因为古墓的隐蔽性,所以这座墓在解放军发现以前,从未被盗掘过。

可以说是凑巧,也可以说是幸运,炸药刚好在南耳室侧上方炸开了一个洞,却没有炸坏古墓的任何地方。

因为古墓的发现,部队在当地的国防建设工程全部停工。原来负责施工的工程兵部队,担负了起两个新的职责,一方面参与考古,配合考古队进行发掘,同时也是警卫队,严密守护着考古现场的安全。

中山靖王

1968年盛夏的陵山,烈日炎炎。

考古队每天两次上山、下山,每人都汗流浃背。

卢兆荫记得,当时在陵山南坡还发现了一条平缓的古道,顺着山势可以从南坡蜿蜒上山,直达墓前,“这条古道应该是古代为营建墓室和运送灵柩人工修建的上山道路,有些路段凿山修路的痕迹还相当明显。”

当地人把这条古道称为“跑马道”,但是,因为这条路的路程比较绕远,考古队没有选择从这条平坦的古道上山,而是依旧从战士们修筑工事走的陡峻的东坡上山。

为了使文物不被破坏,考古队员们不想改变墓洞内的温度和湿度,所以决定不另挖墓道,而是通过在炸开的洞口里临时架设的木梯子下到洞底。

洞里和外面完全是“冰火两重天”。

陵山的山体由石灰岩构成,墓洞顶残留的钟乳石和几乎接近饱和的湿度说明,每年雨季时,都有雨水顺着石灰岩的缝隙流到墓道里来,又因为常年不见阳光,这里阴湿而冰冷。

“我们上山时走得满头大汗,不敢马上进洞,怕温差太大身体适应不了,常常在洞口歇一歇,等汗水褪下后再进入洞内。进洞以后,还要穿上部队的棉大衣,但是因为洞里太湿,棉大衣过一两个小时也就全湿透了。”卢兆荫回忆。

即便这样,发掘队的主要业务负责人王仲殊还是在工作了十几天后关节炎发作,不得不离开陵山,回到北京养病。身体相对强壮的卢兆荫,接替王仲殊成为挖掘队业务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此前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对满城汉墓的初步考察,已经基本确定这是一座西汉中山国的国王陵墓。但满城汉墓墓主人的确切身份,还是一个悬念。

西汉初年,大封同姓王。汉景帝的庶子刘胜在公元前154年被封中山国国王,这是西汉第一代“中山王”。作为西汉封国,中山国位于华北平原的中部,西倚太行山,东踞滹沱河,今日满城就在昔日中山国辖区之内。“中山内府”几个字,足以证明古墓是西汉年间中山国的大墓。但是,西汉年间的中山国有10位国王,葬于满城汉墓的是谁?

带着诸多疑问,卢兆荫和其他考古队员们在大墓里展开了大规模的发掘和清理工作。

由于郑绍宗他们已经提前把地上的瓦片和泥土进行了清理,卢兆荫所见的墓道已经干净了很多,但是他们还是在战士们的帮助下,把已经提前清理的那些瓦片和泥土进行了更细致的筛查,结果在瓦片泥土中又发现了铁箭头、铜钱、银医针一类的细小文物。

结合前后发现的其它细小文物,专家们凑齐了一套西汉时期的医疗器具,包括4枚金针、5枚银针、“医工盆”,以及小型银漏斗、铜药匙、药量、铜质外科手术刀等。

挖掘整理的速度很快,其中战士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虽然不是专业的考古队员,但有着无比的组织性、纪律性,工作效率也极高。他们和参加发掘的考古工作者一起,一把泥一把土地清理腐土,精心地为每一件文物整理、编号、包装,工作十分认真。此外,他们还要保证文物和古墓的安全,24小时在墓洞外站岗放哨。

此时,发掘工程已经推进到中室,在中室的泥土里清理出的精美随葬品中间,一件青铜“作钫”的出土让这座汉代大墓的“身份”更加明朗了。

根据卢兆荫的介绍,这件青铜“作钫”是汉代宴请宾客时用来盛酒的器具,它的顶部刻有“中山内府卅四年”的字样。在汉武帝以前,中国的帝王没有年号,在位时间只以数计。三十四年,也就是中山国国王在位年数。

西汉中山国的十个国王中,只有第一代中山靖王刘胜在位时间长达四十二年之久,其余各王在位时间都没有超过三十年的,所以“中山内府卅四年”的字样足以证明,满城汉墓的墓主人就是中山靖王刘胜。

刘胜是汉景帝的庶子,他在史书中的另外两个重要身份,是汉武帝的哥哥和刘备的第十三世先祖。按照汉代实行的20等爵制的规定,郡国诸侯王是爵位最高的一级,仅次于皇帝,郡国中一切宫仪制度都与皇宫相仿,可以想见刘胜在当时地位之尊贵。

《史记》中,司马迁对刘胜的评价是:“胜为人乐酒好内,有子枝属百二十余人。”可见刘胜是一个喜欢享乐,子嗣众多的汉代皇室贵族,这一历史推断从他墓穴中埋藏的大量精美陪葬品里可以得到证实。

满城汉墓墓主人身份基本确认,卢兆荫他们赶紧把这一重要发现汇报给在北京的郭沫若。

“虽然墓主人的身份可以根据随葬品上的刻字基本确定,但毕竟没有发现墓主人的棺椁,疑问依然存在。”卢兆荫说。

此时,满城汉墓后室石门还从未被打开,无论是最初发现满城汉墓的解放军战士、进行初掘的河北省考古专家还是在阴冷墓洞中工作了近一个月的考古队,对后室的情况都一无所知,他们期待在后室找到墓主人的棺椁,以最终确定墓主人的身份。

事实上,满城汉墓中还有更加震撼人心的发现,就在那扇厚厚的石门里面。

金缕玉衣

7月12日,清理工作进展到墓穴的后室。

后室一般是墓主人棺椁的所在地,所以这里是整个发掘工作的重点。但是后室入口的石门似是被什么东西顶住,无法推开。

考古队员有人发现,在石门的门楣和石洞之间有一个长三角形的洞,恰好可以容一个人爬过去。

“这个洞隙的形成是由于开凿洞室时岩石劈裂过头所致,机缘巧合地为考古队的进入提供了方便。”卢兆荫介绍说。

在通过这个小洞爬进黑暗的后室之后,大家才看见石门的门缝位置顶着一个铜制带轴的暗栓,也称为顶门器,这是防止盗墓者进入墓室的最后一道防护。

用力把暗栓推下去,石门终于被打开。眼前所见,让所有人惊喜不已。

后室是一个用石板搭建起来的石屋,因为年代久远,石板间的黄泥被石灰岩山体的渗水冲失,导致很多墙壁或屋顶的石板坍塌。

那些精美的青铜器、玉器等很多都被倒塌的石板压住,又盖着一层厚厚的泥土。但就是那些石板之外的文物,已足见随葬品的丰富和精美。

对卢兆荫他们来说,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在后室的北部终于发现了墓主人的棺床,“其他地方的石板都倒塌了,唯有棺床上面的两块石板没有塌,所以棺床保存完整,但是为了防护安全,我们还是在那两块石板下搭建了木头架子。”卢兆荫说。

由于木头严重腐朽,究竟有几重棺椁已经无法确知。在用小铁刀、竹签和毛刷等工具清除了漆皮和朽木灰堆积后,大家突然眼前一亮,棺椁里居然有一副完整的金缕玉衣。

金缕玉衣为何物?

卢兆荫多年研究玉器,他介绍说,“玉衣”之名最早见于《汉书》,又称为“玉匣”或者“玉柙”,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时使用的殓服。

史书记载,在东汉时期,玉衣分为金缕、银缕、铜缕三级。只有皇帝才能用金缕玉衣作为殓服,诸侯王等都只能用银、铜缕。

但是,这一切描述都只存在于史书中,甚至史书对它的描写都是模模糊糊,极为神秘。对于这种深埋墓葬中的宝物,在满城汉墓发掘以前,从没有人能说出它的具体形制。我国此前曾出土过一些玉衣片,但从未出土过一套完整的玉衣,所以看不见玉衣的全貌。

“满城汉墓刘胜墓出土的这套玉衣,解开了汉代以后困惑了人们多年的玉衣之谜。”卢兆荫说。

这是第一次,人们看到真实、完整的一套金缕玉衣,它的出土也是第一次对《史记》、《后汉书》等有关金缕玉衣记载的真实性予以证实。

满城汉墓这套金缕玉衣间连接的金丝,也补全了一段历史资料的空白,证明在西汉的时候,玉衣等级并不明确,作为诸侯王的刘胜,同样享有以金缕玉衣作为殓服的资格。

汉代人用玉衣作为殓服,因为他们认为玉能令尸体不腐,这显然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当这套金缕玉衣惊现于世的时候,它的里面见不到一点尸骨的痕迹。

华美无双的金缕玉衣,包裹的却是空空如也的尸身。古墓中的这个景象,让人感到几分诡异。即便是当时已从事考古工作近20年的卢兆荫,也给不出一个确定的解释。

“当时我们猜测,最大的可能性是尸身早已在玉衣里腐化,连骨头都不复存在了。但也不能排除里面就没有尸骨。”卢兆荫说。

不管怎样,一套完整的金缕玉衣出土,已经足够称得上惊世发现。考古队立刻向北京汇报,并邀请郭沫若到现场来指导,

7月22日,当时已76岁高龄的郭沫若乘坐汽车赶往满城。

卢兆荫记得,那天郭沫若在看了琳琅满目的陪葬器物后赞叹不已,在那副足以震惊世界的金缕玉衣前更是久久驻足观察。

但是当考古队介绍玉衣里并没有尸骨时,郭沫若提出了疑问。他认为这是无法解释的,为此和队员们讨论了很久。

郭沫若在墓洞内看了一个多小时才出来,此后,卢兆荫又领着他沿墓前的古山道往北走。这并不是随便的散步,卢兆荫有自己的想法。

汉朝人在修筑陵墓时习惯以高大为美。皇帝死后往往用夯土的方法把陵墓筑成巨大的坟丘,这种墓葬形式就是土坑墓,而满城陵山这座汉墓的墓室是依山开凿的巨大洞穴,考古界称为崖墓。在西汉的11个皇帝当中,只有汉文帝的“霸陵”是崖墓。史籍记载当年修建霸陵时,汉文帝下令不许改动山川原貌,以山石为椁,不以金银铜锡随葬,改用瓦器,称为“俭葬”。汉文帝认为这样可以防止墓室被盗。由于种种原因,汉文帝的霸陵至今还没有发掘,满城汉墓的发掘,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崖墓里的墓室结构。

卢兆荫已经确认古墓为靖王的陵寝,但是还没有发掘出王后的陵寝。按照汉代王室殡葬的普遍规律,虽然国王和王后不同穴而葬,但是两座陵墓应该紧紧挨着,不会距离很远,历史上称其为“同坟异葬”。

因为陵山上有多处陪葬墓,卢兆荫认为,王后墓一定也在陵山上。

那条从山脚通往大墓的古道,给了考古队极大的提示。

“那条路并没有在刘胜墓的入口终结,而是一直向北延展,在这条古道的尽头,我们发现此处山体石灰层有曾经被人工扰动的痕迹。”卢兆荫说。

从地下散落的那些残留的石片中,卢兆荫推测此处很可能还有另外一座大墓存在。

郭沫若对那片地方进行了反复观察以后,认为卢兆荫的看法很有道理,“也因为当时金缕玉衣中没有发现刘胜尸骨,带着这种疑问,我们很希望继续对王后的墓地进行寻找和发掘。”卢兆荫说。

根据王廷芳的回忆,郭沫若从满城回到北京后,在7月28日写信跟周恩来汇报他去满城发掘现场的情况,并请求总理批准由发掘1号墓(靖王墓)的原班人马继续发掘2号墓(王后墓)。

8月4日,周恩来在郭沫若的原信上批示,大意是仍由北京军区领导和郭沫若洽办。

带着未寻到刘胜尸骨的疑问和对王后墓发掘的期待,作为发掘总负责人的卢兆荫带着考古队员们转战2号墓。

8月19日,他们果真在那处被扰乱的石灰层附近,找到了2号墓墓门的封门砖。

陵山上另一座地下宫殿之门,也即将被打开。

“盖棺定论”

刚刚进入2号墓的时候,卢兆荫发现这里甚至比1号墓靖王的墓穴更加宽敞。

“2号墓明显比1号墓修得大,使用的一些修建技巧高于1号墓,说明王后去世于靖王之后,墓穴的建造工艺有所提高。”卢兆荫说。

但是进一步观察和清理之后,他们发现2号墓的随葬品反而没有1号墓多。

“数量不及1号墓,而且陪葬品的精美程度也略逊于1号墓。”卢兆荫说。他认为,这可能跟男尊女卑的思想有关,“王后的墓葬级别低于国王的墓葬实属正常。”

此外,也可能跟历史上中山国经济实力的日渐衰弱有关。

汉朝自建国以来直至汉武帝时期,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刘姓诸侯王势力过大、不易控制。汉景帝采纳大臣晁错的建议,曾经试图用武力和法令直接削藩,结果使吴楚七国联合叛乱,晁错被杀,削藩失败。汉武帝则采用主父偃的计谋,实行“推恩令”,过去只有嫡长子可以继承封国土地,此令使得封国土地不得不进行分割,划分给所有子嗣,也就事实上削弱了诸侯国的土地和势力。

中山国也是如此,中山靖王去世后,他的儿子里有19个都被封侯,中山国的势力必然被“分而治之”削弱。且在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其中有12个儿子因为进献给宗庙用于祭祀祖先的黄金不合规定,被革除了爵位。多重原因导致中山国在刘胜死后风光不再,经济实力迅速衰退。

所以,在刘胜之后去世的靖王后墓中陪葬品不及前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2号墓仍有不逊于1号墓的巨大惊喜——又一件完整的金缕玉衣。

这件玉衣比刘胜墓出土的玉衣略微显小,上衣的胸部和背部所用的玉片比较大,玉衣胸部的玉片是用丝织物编结而成。由于年代久远,织物早已腐烂;又因受玉璧及棺椁朽木灰所叠压,部分玉片已经散乱。

2号墓主人的身份十分容易确认,从大墓的位置、墓中所出铜器的铭文中和1号墓同样的“中山内府”字样,结合墓主人身上的金缕玉衣来判断,这里应该是中山靖王王后窦绾的墓葬。

为了便于对金缕玉衣进行修整复原,考古队员决定将玉衣从棺椁中取出,再运回室内供研究。

“怕对玉衣造成破坏,考古队采取了用自制的金属网将玉衣和盘托出的办法。因为整个体积太大,我们将玉衣分成上身和下身两部分分别取出。”卢兆荫说。

具体的办法,是用粗铁丝做一个方形的外框套在玉衣的周围,再用一根根细铁丝纵横地从玉衣的底下穿过,并把每根细丝拉直,然后把细铁丝的两端拧结在外框的粗铁丝上,再将玉衣平行托起,最后在玉衣上铺上几层麻纸,灌注一层厚约两厘米的石膏,玉衣就原封不动地成为一个整体,被顺利运回北京了。

1、2号墓出土的文物装满数辆大卡车,在解放军的押运下运回了位于北京的社科院考古所,满城汉墓的田野发掘工作至此全部结束。

此后,对于卢兆荫他们来说更重要的工作是大量的室内文物整理和研究工作,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1号墓金缕玉衣的研究终于出现了重要突破——工作人员从1号墓地金缕玉衣之中找到了灰褐色的骨灰和牙齿的珐琅质外壳碎片。

刘胜的尸骨残骸终于在精致的金缕玉衣中找到了。

专家们还对两件出土的玉衣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刘胜的玉衣体型肥大,腹部突出,玉衣长1.88米,由2498块玉片组成,所用金丝重约1100克;窦绾的玉衣长1.72米,由2160块玉片组成,只是在上衣前胸的编织方法上与刘胜的玉衣有所区别。两套玉衣都由头部、上衣、裤筒、手套和鞋五大部分组成,每一部件都可以彼此分离。另在两件玉衣的许多玉片背后都有用墨汁书写的数字。对照刘胜墓中同时出土的一件铁铠甲,它用了将近三千片纯熟铁片连缀,这和玉衣的片数差不多。由此推断当时人们在制造玉衣时是受到了铁制战衣制作工艺的启发。

1972年,由考古所编写的《满城汉墓的发掘纪要》简报第一次发表在《考古》杂志上,文中首次介绍了两座墓的发掘情况和金缕玉衣的资料。

这份简报的发布震惊了世界,满城汉墓及两套出自遥远汉代,精美绝伦的金缕玉衣瞬间成为了世界考古界关注的焦点。

在金缕玉衣之外,满城汉墓的考古成果同样蔚为大观,它首次揭示了西汉时期诸侯王的墓葬结构和埋葬制度,其出土的珍贵文物为研究汉代冶炼、铸造、漆器、纺织等手工业和工艺美术方面的发展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错金博山炉、长信宫灯、鎏金铜壶等一大批出土文物,其华美、精巧令人叹为观止。

比如出土于2号墓的长信宫灯,外形是个宫女跪坐执灯的形象,通体鎏金,作宫女跪坐执灯状,灯的各部分是分铸而成,可以随时拆卸,但是结合起来却天衣无缝。它的灯盘可以转动,灯罩在圆形轨道内可以开合,能随意调节光亮的大小和方向。宫女的体内中空,烛火的烟滓可以通过宫女的右臂进入体内,使烟滓停滞在灯身中,用以保持室内的清洁。这件文物在美国展出时,前国务卿基辛格连声惊叹:中国人在两千年前就有环保意识,中国了不起。

满城汉墓在一个动荡的年代被发现,却因为各方的重视和努力得到了最好的发掘和保护。

野外发掘工作结束后,战士们用了近半个月时间,对1、2号墓进行了古墓恢复和伪装工作。此后,所有的战士们都撤出了陵山,为了古墓的保护,这里的一切国防工程建设计划都被永久取消了。

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满城汉墓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经过修复以后,1991年5月3日,这座千年汉墓终于正式对外开放。

今天,刘胜的金缕玉衣被常年保存和展示在河北省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而窦绾的玉衣则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把钥匙,在世界各国轮流展出。

时光飞逝,满城汉墓的金缕玉衣至今已是出国次数最多的“民族服装”艺术极品,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标识,也是今人了解那个年代久远的文明的一个窗口。

修复后的窦绾的金缕玉衣

长信宫灯

错金博山炉

考古队员和战士们清理1号墓棺床前的堆积(中俯视者为卢兆荫)

郭沫若参观1号墓出土的青铜器(左前者为郭沫若)

在《三国演义》中,刘备每次出场,都会带着一串“头衔”: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大汉皇叔。其中,那位屡屡被提起的中山靖王,陵寝就在离北京两百多公里的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也就是著名的满城汉墓。

50年前,满城汉墓因一次国防施工中的意外被发现,再现了两千年之前的中国历史。随着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等闻名世界的稀世文物被发掘,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之墓揭开神秘面纱。而事发“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作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的满城汉墓,发掘过程中的惊险和神秘,至今仍被世人所惊叹。

古墓初现

满城位于保定市西北21公里处,距县城西南1.5公里的陵山,海拔不到300米,远离闹市。因其西望太行群峰、东临华北平原,形如落凤,因而原名凤凰山。传说古代有位君王临巅远眺,见主峰居中、两峰左右相辅,认为此地风水奇佳可为墓地,于是大兴土木修建陵寝,最后安葬于此。故此山更名为陵山。

满城县境内有三个与“陵”相关的村子———北陵山村、南陵山村与守陵村。当地流传千年的说法,村民的祖辈是为王侯守陵的,至于是为谁守陵?陵墓何在?却无人知晓。直到1968年,满城汉墓在这里被意外发现。

满城汉墓就在陵山的山腰中。

满城汉墓如今已是AAAA级景区。步入景区,沿着路旁指引牌拾级而上,行至山腰,一屏“千古之谜由此揭开”的石碑立于一个大门紧闭的山洞一侧。据石碑记载:一九六八年五月,解放军某部在此处进行国防施工时,打穿了中山靖王刘胜墓“南耳室”的顶端,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古墓被惊醒。

那是20世纪60年代末,在“备战、备荒”及“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下,全国各地都在大规模进行国防战备工程建设,陵山地区也不例外。

北京军区工程兵第六工区165团8连的战士们,为了完成一项高度保密的国防工程,开进陵山。

8连战士们到来时,曾听到跟陵山有关的很多传说和故事。

守陵村就在陵山东南两公里处。村里的老人只说他们的祖先是看“王子坟”的,却说不出“王子”到底是谁。

村里人说,每年当大雪覆盖整座陵山时,总有两块地方,雪化得特别快,但是也没有人知道原因。

在那个年代,还没有施工前考古的意识。当时的陵山,外部没有一丝墓葬或文物遗存,看上去只是华北平原上一个普通的小山包而已,谁也想不到山中埋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这些传说,只是战士们茶余饭后聊天的材料而已。直到几天后,他们在工程作业时偶然间打开了陵山的“秘道”。

1968年5月23日,8连3排11班上早班。中午12时,爆破手柯友文、于振柱、张士林装填好炸药,又在作业面的底部放置了上午的最后一个炸药包。

一声轰响,山体震颤。

按照惯例,此后的工作要等落石稳定、烟尘散去。班长李锡明让战士们返回驻地吃午饭,自己留在爆破场地值班。

让李锡明感到奇怪的是,通常炸药爆炸以后,很快就会有烟从爆炸洞口飘出来。那天爆破后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洞口却一丝烟都没有。

正在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代理排长曹培成提前吃完了午饭赶回洞口。李锡明对曹培成说了这一“奇事”。两人担心爆破是否成功,所以当即决定,进洞去看看情况。

两人进爆破洞后,见里面的碎石没有平时多,也完全没有烟。他俩突然惊奇地发现,爆破洞底部出现了一个直径约60厘米的黑洞。

李锡明向洞里扔了一块石头,根据落石声音判断,黑洞很深。他又拿来一根皮尺拴上石头伸进洞里丈量,发现洞深大约六米。

他们决定下到黑洞里面一探究竟,于是,用钻杆把洞口周围疏松的碎石捣碎,把洞口扩展到一米以上。

这时,吃完午饭的战士们陆陆续续回来了,曹培成叫李锡明和一名战士到洞外抬来一根六米长的圆木,正好抵到黑洞的底部。战士们又找来电线,接上灯泡放入洞内。一切就绪后,李锡明、曹培成和3个爆破手一起顺着圆木下洞。

借着灯光,大家发现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洞穴,在洞的深处,几名战士看到了散落在地上的一些瓶瓶罐罐。

虽然不是专业的考古工作者,但李锡明他们意识到,这个山洞很可能与当地传说中的王陵有关。于是,他们捡了几个暴露在外、相对完整的器皿,带出洞外。

几天以后,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报告和洞中出土的部分器物出现在河北省主要领导的办公桌上。河北省文物工作队的两位专家也来到了满城。

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所长郑绍宗是第一批进入满城汉墓的考古专家,并全程参与了满城汉墓的发掘。“当时施工部队上报到团部后,省政府派我和孙德海前往现场查看。”他说。

经初步勘察,专家们发现:整个洞底几乎都被一些排列有序的大瓦片覆盖,瓦片下面还有许多朽木;洞室的北侧摆放了十几个方形的陶制大酒缸及成堆的陶器,从酒缸的顶部不时传来水滴的声音,缸的表面有很小的石钟乳;在其西侧还有一座更大的洞室,经初步测量它的高度有六七米……从钟乳的生成可断定这个洞是个石灰岩洞,墓穴至少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

最令专家们振奋的是这座古墓的规模,大得令人震惊。

“还是总理想得周到”

在战士们带回的四件文物中,除了三件镏金的器物底座外,还有一件刻有“中山内府”字样的青铜器。随后赶到现场的考古专家又陆续发现,许多铜器都刻有“中山内府”字样的铭文。

这里的“中山”指的就是历史上的中山国。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中山国,一个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鲜虞中山国,另一个是西汉时期的中山国。战国时期中山国的文字属于金文,而陵山古墓中出土铜器上的“中山内府”字样接近汉隶字体。铜器造型和工艺属于西汉风格,也与战国中山国的出土文物完全不一样。由此可断定这座墓是西汉时期的,它被命名为“满城汉墓1号墓”。

从这些初步考古结果可以判断,满城汉墓是一座两千年历史的汉代大墓,保存相当完整。这里很可能会有重大考古发现。河北省马上将满城汉墓的情况上报中央。

1968年6月18日晚,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通明,周恩来总理在此宴请来访的坦桑尼亚总统。趁着宴会间歇的短暂时间,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把发现满城汉墓的事告诉了郭沫若,并嘱咐他,“这件事十分重大,由你们负责办理。”

郭沫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那时是中科院下属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考古所是其下的一个研究所。周恩来嘱托的“由你们负责办理”,实际上就是委托郭沫若挂帅,由考古所负责发掘。

第二天一早,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就赶到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去,先了解一下考古所的情况。

1968年是“文革”开始后的第三个年头,全国考古工作都已经完全停止,很多老干部、老专家受到冲击。考古所是否还能承担起这次重大考古工作,郭沫若也有些不托底。

据当时在考古所值班的研究员卢兆荫回忆,王廷芳听完考古所的汇报后,认为“情况还好”。

所谓“情况还好”,是相对而言。“文革”之中,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受冲击非常严重,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内部也已经陷入派系斗争,处于瘫痪状态。而考古研究所的业务工作虽然陷入停顿,但考古所并没有直接介入“文革”派系,人员相对完整齐备。

当天上午10点,王廷芳就带着考古所的孙炳根和卢兆荫二人,到郭沫若家中当面汇报。由于都是年轻研究员,在“文革”开始后,他们得以留在所里,没有受到太大冲击。

那个上午,时年41岁的卢兆荫第一次听到满城发现古代墓葬的消息。

现年91岁的卢兆荫向记者回忆起50年前的这段往事,仍难掩激动。他说,作为考古所的研究人员,他当时已经有两年时间没有进行业务工作了。满城汉墓的意外发现,简直是“破天荒”的机会。

郭沫若向他们二人介绍了自己所了解的关于古墓的情况,建议考古所先派两三个同志去现场实地探查,再制定下一步的方案。

卢兆荫记得,郭沫若一再嘱咐他们,当天下午5时之前,一定要把去满城的考古队员的名字和简历报给他。

原来,那天晚上,郭沫若要和周恩来一起参加坦桑尼亚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宴会,“郭老应该是想在宴会上把人员名单报给周总理,所以才要得这么急。”卢兆荫说。

显然,郭沫若和周恩来一样,对满城汉墓寄予了极大关注,都等不得文件上传下达的时间,趁着外事活动的间隙就完成了这个程序。

很快,周恩来的批复出现在郭沫若的桌子上,他完全同意郭沫若的意见,并附上一封他给北京军区郑维山代司令员和陈先瑞副政委的亲笔信,让郭沫若执此信找他们二位办理此事。

“郭老看到总理的信后很感动,说还是总理想得周到。”王廷芳后来回忆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如果没有军方的协助,考古队恐怕很难顺利完成任务。

事实证明,周恩来确实思虑周全,算无遗策。

1968年时,“文革”已经在很多地方上演了“武斗”,各种所谓的“革命组织”派系林立,动枪动炮地夺权。保定地区的“武斗”就非常严重,满城的气氛已经很紧张。

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现的满城汉墓,可谓危机重重。陵山发现古墓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多当地群众因为好奇想上山看个究竟,还有一些“造反派”要下洞“破四旧”。据工程兵战士们回忆,发现古墓后的一天晚上,山上站岗的战士看到有几百人举着火把要上陵山,连里急忙增设了4道岗哨,还派指战员对“造反派”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说服劝导,才使古墓躲过了一场“破四旧”之灾。

第一批进入满城汉墓的郑绍宗也曾回忆,他们在前往满城古墓现场的途中,几乎每走一段路就有人拦查。幸亏是乘着军车并在军队的护送下,才得以安全到达满城。

郭沫若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找到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当即下令,全力支持:考古队从保定到满城的车载及安全由河北省军区负责,北京军区派一位参谋和考古队一同前往满城;在物资上,只要军队能满足的,一定大力支持;军事工程完全服从考古发掘工作的需要。

除军队的配合外,经费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根据王廷芳的回忆,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同其他中科院学部有所不同,它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的,经费单列。“文革”开始后,学部情况复杂,财政部对科学院的所有业务经费几乎完全停拨,考古所隶属于学部,所以也没有更多的经费来支持考古发掘。

考古所将这一情况反映给郭沫若,希望为发掘古墓专门拨一笔经费给所里。为此,郭沫若专门请示了总理,经过总理批示后,财政部很快便拨下来一笔专款。

此外,考古队人员的组成也是郭沫若亲自敲定的。他认为墓中可能有壁画和竹简等文物,所以增派了两名技术人员随考古队同行。

最终,三个人的考古队扩大成九个人:三个考古队员、一个摄影师、一个绘图人员、另加两名技术人员。此外,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也派了两人参加考古队。团长是考古所的胡寿永,卢兆荫是队员之一。

6月25日上午,一个由周恩来亲自批示、郭沫若一手组建,部队护航的“超高规格”的考古队,启程离开北京,向满城的那座大墓进发。

部队保驾

6月25日启程当天,考古队在军车的护送下到达满城,而后即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解放军工程兵组成了一个联合考古发掘队。

以往考古队对一个古迹进行作业,都要聘请民工帮忙,但是这次满城古墓的发掘是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没有一个当地老百姓参与。

满城的“武斗”情况,也让这次考古发掘不同以往。

卢兆荫清楚地记得,坐着河北省军区的车一进入满城,他便立刻感觉气氛紧张,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道路两旁有许多暗堡。

根据卢兆荫的回忆,考古队到达满城后,住在县城南门外的驻地部队司令部。考古队也实行了军事化管理,作息时间和部队完全一样,早上5点起床,7点吃早饭。

部队司令部是两派群众组织都不敢侵扰的地方,所以选择这里作为考古队大本营。即便如此,一到晚上,考古队员们就能听到远处持续不断的枪炮声。

从驻地到陵山路途不算远,为了保证考古队的安全,部队领导还是要求队员们每天乘军车来去。

考古队只遭遇了一次“险情”。

一天晚上收工后,大家回到驻地休息。卢兆荫正在水井边洗衣服,突然听到“嗖”的一声,一颗子弹从大家头顶掠过。

“当时大家慌忙地往屋里跑,发现这颗子弹打在了我们宿舍的墙壁上。”他说。

部队的领导对这次“意外”十分重视,立刻派人去调查,结果发现这仅仅是一颗打错方向的“流弹”,并不是针对考古队的。

虽然气氛紧张,但是考古队却一刻都没有耽误地展开了工作。

6月26日一早,卢兆荫他们就爬上陵山,开始考察墓地现场。

卢兆荫发现,海拔200多米的陵山是由三个连在一起的山峰组成的,居中的主峰最大,山顶也较为平坦。主峰的东南和东北方向各连接着一座小山峰,“古代贵族官僚通常选择这样的地形来作为墓葬之地。”他说。

考古队员们还走访了周围的乡亲,了解陵山的情况。但老乡们口中所说的都是传奇和故事,缺乏具体细节和历史根据。

据说,陵山主峰顶西南方向有一块平滑的大石头,被当地人称为“一亩石”,是“满城八景”之一,据说此处有“仙人遗迹”的说法,传石头表面有类似脚印的足迹,被当地人传说是“仙女的足印”,所以陵山又有“灵山”之称。传说虽美,于考古学家而言却没有实际意义。

此外,他们在田野考察中发现,陵山上另有18座小墓,当地群众传说为“王子墓”。

守陵村的老人们说,村里曾经居住着一位看陵的首领。而山上的“一溜十八个石头堆”,里面埋葬的都是“王爷”及其后代。村民们传说,坑里还有“王爷”的“金脑袋”,而自己是守陵人的后代,种着“王爷”的地,看管“王爷”家的坟。但到底“王爷”是谁,却没有人说得清楚。

显然,想从老百姓口中或者历史资料里进一步了解古墓的情况,实有难度。战士们意外炸开的那个深洞,是揭晓古墓之谜的唯一路径。

“炮眼离南耳室就距离几米,如果炸药位置再往边上挪一挪,也许到现在还没有发现这个大墓。”卢兆荫说。也正因为古墓的隐蔽性,所以这座墓在解放军发现以前,从未被盗掘过。

可以说是凑巧,也可以说是幸运,炸药刚好在南耳室侧上方炸开了一个洞,却没有炸坏古墓的任何地方。

因为古墓的发现,部队在当地的国防建设工程全部停工。原来负责施工的工程兵部队,担负了起两个新的职责,一方面参与考古,配合考古队进行发掘,同时也是警卫队,严密守护着考古现场的安全。

中山靖王

1968年盛夏的陵山,烈日炎炎。

考古队每天两次上山、下山,每人都汗流浃背。

卢兆荫记得,当时在陵山南坡还发现了一条平缓的古道,顺着山势可以从南坡蜿蜒上山,直达墓前,“这条古道应该是古代为营建墓室和运送灵柩人工修建的上山道路,有些路段凿山修路的痕迹还相当明显。”

当地人把这条古道称为“跑马道”,但是,因为这条路的路程比较绕远,考古队没有选择从这条平坦的古道上山,而是依旧从战士们修筑工事走的陡峻的东坡上山。

为了使文物不被破坏,考古队员们不想改变墓洞内的温度和湿度,所以决定不另挖墓道,而是通过在炸开的洞口里临时架设的木梯子下到洞底。

洞里和外面完全是“冰火两重天”。

陵山的山体由石灰岩构成,墓洞顶残留的钟乳石和几乎接近饱和的湿度说明,每年雨季时,都有雨水顺着石灰岩的缝隙流到墓道里来,又因为常年不见阳光,这里阴湿而冰冷。

“我们上山时走得满头大汗,不敢马上进洞,怕温差太大身体适应不了,常常在洞口歇一歇,等汗水褪下后再进入洞内。进洞以后,还要穿上部队的棉大衣,但是因为洞里太湿,棉大衣过一两个小时也就全湿透了。”卢兆荫回忆。

即便这样,发掘队的主要业务负责人王仲殊还是在工作了十几天后关节炎发作,不得不离开陵山,回到北京养病。身体相对强壮的卢兆荫,接替王仲殊成为挖掘队业务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此前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对满城汉墓的初步考察,已经基本确定这是一座西汉中山国的国王陵墓。但满城汉墓墓主人的确切身份,还是一个悬念。

西汉初年,大封同姓王。汉景帝的庶子刘胜在公元前154年被封中山国国王,这是西汉第一代“中山王”。作为西汉封国,中山国位于华北平原的中部,西倚太行山,东踞滹沱河,今日满城就在昔日中山国辖区之内。“中山内府”几个字,足以证明古墓是西汉年间中山国的大墓。但是,西汉年间的中山国有10位国王,葬于满城汉墓的是谁?

带着诸多疑问,卢兆荫和其他考古队员们在大墓里展开了大规模的发掘和清理工作。

由于郑绍宗他们已经提前把地上的瓦片和泥土进行了清理,卢兆荫所见的墓道已经干净了很多,但是他们还是在战士们的帮助下,把已经提前清理的那些瓦片和泥土进行了更细致的筛查,结果在瓦片泥土中又发现了铁箭头、铜钱、银医针一类的细小文物。

结合前后发现的其它细小文物,专家们凑齐了一套西汉时期的医疗器具,包括4枚金针、5枚银针、“医工盆”,以及小型银漏斗、铜药匙、药量、铜质外科手术刀等。

挖掘整理的速度很快,其中战士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虽然不是专业的考古队员,但有着无比的组织性、纪律性,工作效率也极高。他们和参加发掘的考古工作者一起,一把泥一把土地清理腐土,精心地为每一件文物整理、编号、包装,工作十分认真。此外,他们还要保证文物和古墓的安全,24小时在墓洞外站岗放哨。

此时,发掘工程已经推进到中室,在中室的泥土里清理出的精美随葬品中间,一件青铜“作钫”的出土让这座汉代大墓的“身份”更加明朗了。

根据卢兆荫的介绍,这件青铜“作钫”是汉代宴请宾客时用来盛酒的器具,它的顶部刻有“中山内府卅四年”的字样。在汉武帝以前,中国的帝王没有年号,在位时间只以数计。三十四年,也就是中山国国王在位年数。

西汉中山国的十个国王中,只有第一代中山靖王刘胜在位时间长达四十二年之久,其余各王在位时间都没有超过三十年的,所以“中山内府卅四年”的字样足以证明,满城汉墓的墓主人就是中山靖王刘胜。

刘胜是汉景帝的庶子,他在史书中的另外两个重要身份,是汉武帝的哥哥和刘备的第十三世先祖。按照汉代实行的20等爵制的规定,郡国诸侯王是爵位最高的一级,仅次于皇帝,郡国中一切宫仪制度都与皇宫相仿,可以想见刘胜在当时地位之尊贵。

《史记》中,司马迁对刘胜的评价是:“胜为人乐酒好内,有子枝属百二十余人。”可见刘胜是一个喜欢享乐,子嗣众多的汉代皇室贵族,这一历史推断从他墓穴中埋藏的大量精美陪葬品里可以得到证实。

满城汉墓墓主人身份基本确认,卢兆荫他们赶紧把这一重要发现汇报给在北京的郭沫若。

“虽然墓主人的身份可以根据随葬品上的刻字基本确定,但毕竟没有发现墓主人的棺椁,疑问依然存在。”卢兆荫说。

此时,满城汉墓后室石门还从未被打开,无论是最初发现满城汉墓的解放军战士、进行初掘的河北省考古专家还是在阴冷墓洞中工作了近一个月的考古队,对后室的情况都一无所知,他们期待在后室找到墓主人的棺椁,以最终确定墓主人的身份。

事实上,满城汉墓中还有更加震撼人心的发现,就在那扇厚厚的石门里面。

金缕玉衣

7月12日,清理工作进展到墓穴的后室。

后室一般是墓主人棺椁的所在地,所以这里是整个发掘工作的重点。但是后室入口的石门似是被什么东西顶住,无法推开。

考古队员有人发现,在石门的门楣和石洞之间有一个长三角形的洞,恰好可以容一个人爬过去。

“这个洞隙的形成是由于开凿洞室时岩石劈裂过头所致,机缘巧合地为考古队的进入提供了方便。”卢兆荫介绍说。

在通过这个小洞爬进黑暗的后室之后,大家才看见石门的门缝位置顶着一个铜制带轴的暗栓,也称为顶门器,这是防止盗墓者进入墓室的最后一道防护。

用力把暗栓推下去,石门终于被打开。眼前所见,让所有人惊喜不已。

后室是一个用石板搭建起来的石屋,因为年代久远,石板间的黄泥被石灰岩山体的渗水冲失,导致很多墙壁或屋顶的石板坍塌。

那些精美的青铜器、玉器等很多都被倒塌的石板压住,又盖着一层厚厚的泥土。但就是那些石板之外的文物,已足见随葬品的丰富和精美。

对卢兆荫他们来说,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在后室的北部终于发现了墓主人的棺床,“其他地方的石板都倒塌了,唯有棺床上面的两块石板没有塌,所以棺床保存完整,但是为了防护安全,我们还是在那两块石板下搭建了木头架子。”卢兆荫说。

由于木头严重腐朽,究竟有几重棺椁已经无法确知。在用小铁刀、竹签和毛刷等工具清除了漆皮和朽木灰堆积后,大家突然眼前一亮,棺椁里居然有一副完整的金缕玉衣。

金缕玉衣为何物?

卢兆荫多年研究玉器,他介绍说,“玉衣”之名最早见于《汉书》,又称为“玉匣”或者“玉柙”,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时使用的殓服。

史书记载,在东汉时期,玉衣分为金缕、银缕、铜缕三级。只有皇帝才能用金缕玉衣作为殓服,诸侯王等都只能用银、铜缕。

但是,这一切描述都只存在于史书中,甚至史书对它的描写都是模模糊糊,极为神秘。对于这种深埋墓葬中的宝物,在满城汉墓发掘以前,从没有人能说出它的具体形制。我国此前曾出土过一些玉衣片,但从未出土过一套完整的玉衣,所以看不见玉衣的全貌。

“满城汉墓刘胜墓出土的这套玉衣,解开了汉代以后困惑了人们多年的玉衣之谜。”卢兆荫说。

这是第一次,人们看到真实、完整的一套金缕玉衣,它的出土也是第一次对《史记》、《后汉书》等有关金缕玉衣记载的真实性予以证实。

满城汉墓这套金缕玉衣间连接的金丝,也补全了一段历史资料的空白,证明在西汉的时候,玉衣等级并不明确,作为诸侯王的刘胜,同样享有以金缕玉衣作为殓服的资格。

汉代人用玉衣作为殓服,因为他们认为玉能令尸体不腐,这显然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当这套金缕玉衣惊现于世的时候,它的里面见不到一点尸骨的痕迹。

华美无双的金缕玉衣,包裹的却是空空如也的尸身。古墓中的这个景象,让人感到几分诡异。即便是当时已从事考古工作近20年的卢兆荫,也给不出一个确定的解释。

“当时我们猜测,最大的可能性是尸身早已在玉衣里腐化,连骨头都不复存在了。但也不能排除里面就没有尸骨。”卢兆荫说。

不管怎样,一套完整的金缕玉衣出土,已经足够称得上惊世发现。考古队立刻向北京汇报,并邀请郭沫若到现场来指导,

7月22日,当时已76岁高龄的郭沫若乘坐汽车赶往满城。

卢兆荫记得,那天郭沫若在看了琳琅满目的陪葬器物后赞叹不已,在那副足以震惊世界的金缕玉衣前更是久久驻足观察。

但是当考古队介绍玉衣里并没有尸骨时,郭沫若提出了疑问。他认为这是无法解释的,为此和队员们讨论了很久。

郭沫若在墓洞内看了一个多小时才出来,此后,卢兆荫又领着他沿墓前的古山道往北走。这并不是随便的散步,卢兆荫有自己的想法。

汉朝人在修筑陵墓时习惯以高大为美。皇帝死后往往用夯土的方法把陵墓筑成巨大的坟丘,这种墓葬形式就是土坑墓,而满城陵山这座汉墓的墓室是依山开凿的巨大洞穴,考古界称为崖墓。在西汉的11个皇帝当中,只有汉文帝的“霸陵”是崖墓。史籍记载当年修建霸陵时,汉文帝下令不许改动山川原貌,以山石为椁,不以金银铜锡随葬,改用瓦器,称为“俭葬”。汉文帝认为这样可以防止墓室被盗。由于种种原因,汉文帝的霸陵至今还没有发掘,满城汉墓的发掘,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崖墓里的墓室结构。

卢兆荫已经确认古墓为靖王的陵寝,但是还没有发掘出王后的陵寝。按照汉代王室殡葬的普遍规律,虽然国王和王后不同穴而葬,但是两座陵墓应该紧紧挨着,不会距离很远,历史上称其为“同坟异葬”。

因为陵山上有多处陪葬墓,卢兆荫认为,王后墓一定也在陵山上。

那条从山脚通往大墓的古道,给了考古队极大的提示。

“那条路并没有在刘胜墓的入口终结,而是一直向北延展,在这条古道的尽头,我们发现此处山体石灰层有曾经被人工扰动的痕迹。”卢兆荫说。

从地下散落的那些残留的石片中,卢兆荫推测此处很可能还有另外一座大墓存在。

郭沫若对那片地方进行了反复观察以后,认为卢兆荫的看法很有道理,“也因为当时金缕玉衣中没有发现刘胜尸骨,带着这种疑问,我们很希望继续对王后的墓地进行寻找和发掘。”卢兆荫说。

根据王廷芳的回忆,郭沫若从满城回到北京后,在7月28日写信跟周恩来汇报他去满城发掘现场的情况,并请求总理批准由发掘1号墓(靖王墓)的原班人马继续发掘2号墓(王后墓)。

8月4日,周恩来在郭沫若的原信上批示,大意是仍由北京军区领导和郭沫若洽办。

带着未寻到刘胜尸骨的疑问和对王后墓发掘的期待,作为发掘总负责人的卢兆荫带着考古队员们转战2号墓。

8月19日,他们果真在那处被扰乱的石灰层附近,找到了2号墓墓门的封门砖。

陵山上另一座地下宫殿之门,也即将被打开。

“盖棺定论”

刚刚进入2号墓的时候,卢兆荫发现这里甚至比1号墓靖王的墓穴更加宽敞。

“2号墓明显比1号墓修得大,使用的一些修建技巧高于1号墓,说明王后去世于靖王之后,墓穴的建造工艺有所提高。”卢兆荫说。

但是进一步观察和清理之后,他们发现2号墓的随葬品反而没有1号墓多。

“数量不及1号墓,而且陪葬品的精美程度也略逊于1号墓。”卢兆荫说。他认为,这可能跟男尊女卑的思想有关,“王后的墓葬级别低于国王的墓葬实属正常。”

此外,也可能跟历史上中山国经济实力的日渐衰弱有关。

汉朝自建国以来直至汉武帝时期,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刘姓诸侯王势力过大、不易控制。汉景帝采纳大臣晁错的建议,曾经试图用武力和法令直接削藩,结果使吴楚七国联合叛乱,晁错被杀,削藩失败。汉武帝则采用主父偃的计谋,实行“推恩令”,过去只有嫡长子可以继承封国土地,此令使得封国土地不得不进行分割,划分给所有子嗣,也就事实上削弱了诸侯国的土地和势力。

中山国也是如此,中山靖王去世后,他的儿子里有19个都被封侯,中山国的势力必然被“分而治之”削弱。且在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其中有12个儿子因为进献给宗庙用于祭祀祖先的黄金不合规定,被革除了爵位。多重原因导致中山国在刘胜死后风光不再,经济实力迅速衰退。

所以,在刘胜之后去世的靖王后墓中陪葬品不及前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2号墓仍有不逊于1号墓的巨大惊喜——又一件完整的金缕玉衣。

这件玉衣比刘胜墓出土的玉衣略微显小,上衣的胸部和背部所用的玉片比较大,玉衣胸部的玉片是用丝织物编结而成。由于年代久远,织物早已腐烂;又因受玉璧及棺椁朽木灰所叠压,部分玉片已经散乱。

2号墓主人的身份十分容易确认,从大墓的位置、墓中所出铜器的铭文中和1号墓同样的“中山内府”字样,结合墓主人身上的金缕玉衣来判断,这里应该是中山靖王王后窦绾的墓葬。

为了便于对金缕玉衣进行修整复原,考古队员决定将玉衣从棺椁中取出,再运回室内供研究。

“怕对玉衣造成破坏,考古队采取了用自制的金属网将玉衣和盘托出的办法。因为整个体积太大,我们将玉衣分成上身和下身两部分分别取出。”卢兆荫说。

具体的办法,是用粗铁丝做一个方形的外框套在玉衣的周围,再用一根根细铁丝纵横地从玉衣的底下穿过,并把每根细丝拉直,然后把细铁丝的两端拧结在外框的粗铁丝上,再将玉衣平行托起,最后在玉衣上铺上几层麻纸,灌注一层厚约两厘米的石膏,玉衣就原封不动地成为一个整体,被顺利运回北京了。

1、2号墓出土的文物装满数辆大卡车,在解放军的押运下运回了位于北京的社科院考古所,满城汉墓的田野发掘工作至此全部结束。

此后,对于卢兆荫他们来说更重要的工作是大量的室内文物整理和研究工作,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1号墓金缕玉衣的研究终于出现了重要突破——工作人员从1号墓地金缕玉衣之中找到了灰褐色的骨灰和牙齿的珐琅质外壳碎片。

刘胜的尸骨残骸终于在精致的金缕玉衣中找到了。

专家们还对两件出土的玉衣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刘胜的玉衣体型肥大,腹部突出,玉衣长1.88米,由2498块玉片组成,所用金丝重约1100克;窦绾的玉衣长1.72米,由2160块玉片组成,只是在上衣前胸的编织方法上与刘胜的玉衣有所区别。两套玉衣都由头部、上衣、裤筒、手套和鞋五大部分组成,每一部件都可以彼此分离。另在两件玉衣的许多玉片背后都有用墨汁书写的数字。对照刘胜墓中同时出土的一件铁铠甲,它用了将近三千片纯熟铁片连缀,这和玉衣的片数差不多。由此推断当时人们在制造玉衣时是受到了铁制战衣制作工艺的启发。

1972年,由考古所编写的《满城汉墓的发掘纪要》简报第一次发表在《考古》杂志上,文中首次介绍了两座墓的发掘情况和金缕玉衣的资料。

这份简报的发布震惊了世界,满城汉墓及两套出自遥远汉代,精美绝伦的金缕玉衣瞬间成为了世界考古界关注的焦点。

在金缕玉衣之外,满城汉墓的考古成果同样蔚为大观,它首次揭示了西汉时期诸侯王的墓葬结构和埋葬制度,其出土的珍贵文物为研究汉代冶炼、铸造、漆器、纺织等手工业和工艺美术方面的发展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错金博山炉、长信宫灯、鎏金铜壶等一大批出土文物,其华美、精巧令人叹为观止。

比如出土于2号墓的长信宫灯,外形是个宫女跪坐执灯的形象,通体鎏金,作宫女跪坐执灯状,灯的各部分是分铸而成,可以随时拆卸,但是结合起来却天衣无缝。它的灯盘可以转动,灯罩在圆形轨道内可以开合,能随意调节光亮的大小和方向。宫女的体内中空,烛火的烟滓可以通过宫女的右臂进入体内,使烟滓停滞在灯身中,用以保持室内的清洁。这件文物在美国展出时,前国务卿基辛格连声惊叹:中国人在两千年前就有环保意识,中国了不起。

满城汉墓在一个动荡的年代被发现,却因为各方的重视和努力得到了最好的发掘和保护。

野外发掘工作结束后,战士们用了近半个月时间,对1、2号墓进行了古墓恢复和伪装工作。此后,所有的战士们都撤出了陵山,为了古墓的保护,这里的一切国防工程建设计划都被永久取消了。

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满城汉墓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经过修复以后,1991年5月3日,这座千年汉墓终于正式对外开放。

今天,刘胜的金缕玉衣被常年保存和展示在河北省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而窦绾的玉衣则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把钥匙,在世界各国轮流展出。

时光飞逝,满城汉墓的金缕玉衣至今已是出国次数最多的“民族服装”艺术极品,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标识,也是今人了解那个年代久远的文明的一个窗口。

来源:北京日报

文章来源:http://www.stnn.cc/culture/sc/2018/0110/51563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