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页面

首页 > 历史揭秘 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内情,只因他说了这十个字

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内情,只因他说了这十个字

 

【提要】陈云说:“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毕生的工作里头,加号是多少,减号是多少。加号指的正确的,减号指的错误的。我讲了一句,希望国锋同志珍惜已有贡献,就是说,不要随便丢掉已经有的这一点贡献。”

华国锋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经历了从显要到逐步降职的“淡出”的过程……

对于华国锋来说,他的职务的最大变迁是在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在此之前,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全会总是由他主持。

1

然而,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公报上却这么写着: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同志主持了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了会议”这样的提法,是中共中央历届全会公报上所没有过的。这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排名顺序,也是从未有过的,胡耀邦排名第一,而本来排名第一的华国锋变成了倒数第一!

发生如此显著变化的原因,公报中是这么写的: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的结果是: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习仲勋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也就是说,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央军委主席。

政治局召开9次会议解决华国锋问题

华国锋职务的重大变化,虽然是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才正式作出决定,其实早在半年多以前,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9次会议,专门讨论华国锋问题。

11月11日下午,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陈云讲了三点意见:

第一点,揪出“四人帮”,是华国锋对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那时,华国锋“是负主要责任的”。但是,揪出“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没有能够实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这样的局面,使人“大失所望”。

 

第二点,“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陈云说:“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毕生的工作里头,加号是多少,减号是多少。加号指的正确的,减号指的错误的。我讲了一句,希望国锋同志珍惜已有贡献,就是说,不要随便丢掉已经有的这一点贡献。”

6

第三点,“我认为这件事不能再拖。十二大谁作报告决定下来,哪个当主席哪个作报告。”

到会的29人都发了言。大家在发言中肯定了华国锋的功劳,但是认为,华国锋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

《通报》向全党打招呼

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华国锋表示欢迎大家对他的批评。他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要求在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

中央政治局同意了他不再主持中央工作的意见,但在六中全会作出相关的决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政治局还表示,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他做中央副主席。

为了使党内军内高级干部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中央政治局决定把这次会议的内容通知省级常委以上的同志,并由他们向参加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四千名高级干部传达。并要求:“为了保证全党全国全军的安定团结,中央要求所有上述同志严格保密,绝对不得外泄。”

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这个《通报》向全党通报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还通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也就是说,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早在半年多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已经决定,并已通报全党。

华国锋辞职后,有人写了两篇文章,并将这篇文章送到上头,说这篇文章是针对陈云同志的,因此引起了一场误会。陈云为此直接责问胡耀邦。胡摸不着头脑,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理论动态》有两篇文章,引起不小的风波,而且后果严重,影响深远。

这两篇文章是:

《谦虚谨慎与实干精神》,写作者:孙长江,《理论动态》第282期,1981年6月10日。

《跳出圈子想问题》,写作者:王聚武,《理论动态》第296期,1981年8月20日。

关于此事,吴江在《十年的路》书中,有全面的记载。我不是主要当事者,但也是直接当事者之一。《理论动态》这两篇文章的事,至今仍是历史悬案。我撰写这篇文章,是将我所知的情况如实记载下来,对吴江的叙述作一些补充,也有一些是对吴江叙述的补正,立此存照,以正视听。

 

4

有关《谦虚谨慎与实干精神》这篇文章的情况,先将吴江的记载抄录如下: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八○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批评华国锋并决定将他的辞职要求交六中全会去讨论之后,大约在一九八一年二月间,当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党校副校长冯文彬,突然向我提出建议,《理论动态》要写一篇文章反驳一种议论。

冯文彬不负责《理论动态》写文章,也从来不过问《理论动态》的事,这次要求《理论动态》写文章,并且是要反驳一种议论,是什么议论呢?据他说原来是这么回事:中央批评了华国锋,华国锋准备辞职下台,有人对此抱不平,因此流传一种说法,说华为人厚道谦虚,做事也比较谨慎,未可厚非,而现在上来的新领导人(主要指胡耀邦)倒不够谦虚谨慎,说话随便,很有可能把事情搞糟。冯文彬说:这种说法可能由于不了解情况,也可能别有用心。

书记处议论了这个问题。冯文彬特别说,陈云同志的秘书王某也认为需要写篇文章批驳这种议论。冯说,文章要求说明,究竟怎样才算是真正的谨慎谦虚,现在我们的事业所需要的是一种创新精神和实干精神,那种谨小慎微、墨守成规、害怕创新的消极情绪和作法,不是什么真正的谨慎谦虚。

我对写这样一篇文章持保留态度。因为一则,华本人已主动提出辞呈,按情理不宜再写此文;再则,文章不能指名道姓,一般化的批评反而容易阻塞言路,显得没有器量。因此我颇费踌躇。但冯文彬几次直接催促‘动态组’写这篇文章。我于是请研究史学的孙长江执笔试一试。

为了选择适当的角度,文章停停写写,一直拖了几个月。勉强写成后,经‘动态组’集体讨论,然后由我审查签发,以《谦虚谨慎与实干精神》为题,刊登在一九八一年六月《理论动态》282期上。

这篇文章我事先没有向胡耀邦报告,因为据冯文彬告诉我,此事已在书记处会议上议论过。文章刊出,冯文彬又没有同我商量,直接将文章送给《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又转给了新华社,准备报纸刊登后向全国播发。不几天,冯文彬找到我,神情紧张地告诉我一个不祥的消息,说:有人将这篇文章送到上头去了,说这篇文章是针对陈云同志的,因此引起了一场误会。陈云为此直接责问胡耀邦。胡摸不着头脑,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冯文彬说完等我的回应。我什么也没有说,转身离开了他。对这种事我能说什么呢?

事后获悉,这篇文章是被一位经手的大概具有特殊嗅觉神经的人上送胡乔木、邓力群,然后又到达陈云手里。文章‘针对陈云’的罪名就此成立。(这里特别提一下,上送文章的人不久果然很快升了官,真可谓‘立竿见影’!)”(吴江:《十年的路》第117-119页)

这是吴江讲的情况。下面讲我接触到的情况。

 

我住在中央党校大院北边最后一排房子,房后不远就是围墙。冯文彬住在前面,隔开两排房子,是甲级楼最前一排。我们每天早晨都锻炼身体。我在路上跑步,冯由夫人陪同在路上散步。地方不大,来回都会碰面。大概是四月间(不是吴江说的二月间),有一天早晨碰上冯,他叫住我说,有一种说法,在第一线实干的人是不谦虚谨慎,不干什么实际工作的人倒是谦虚谨慎,你们《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大意)。上班后,我立即向吴江汇报了冯文彬的话。这样,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大概过了两个多星期,那天早上,我骑自行车上班,经过冯家的门口(这是每天必走的路径),他在门口呼叫:沈宝祥!我下车到他那里,他问,那篇文章写了没有?我说,我已经向吴江同志汇报了,写作情况我不知道。冯说,这是陈云同志的话,你们要赶快写。我一听是陈云同志的话,就觉得这事重要,到办公室后,立即给吴江打电话,汇报冯的话。这也引起了吴江的重视,大概很快就将这个任务交给孙长江了。吴江说,冯文彬几次直接催促。他们是否还通过电话,或另有接触,我不知道。我记得孙长江很伤脑筋,来找我们问,这篇文章该怎样写,我们进行过议论。吴江说,“拖了几个月”,实际上,这篇文章的写作还是抓得比较紧的,前后大约一个多月时间。

2

我的日记有记载:

(1981年)“6月2日下午,小组讨论通过《谦虚谨慎与实干精神》(孙长江写)”。

按照胡耀邦的规定,《理论动态》刊登的每一篇文章,不论作者是谁,都要经过理论动态组集体讨论修改通过后,才能送他审阅。讨论这篇文稿的具体情况,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当时,我们对中央最高层的情况,特别是有什么矛盾,确实不知道,也不敢乱想。平时胡耀邦同我们谈话中,对邓小平和陈云都是很尊重的。从我个人来说,对他们二位都很崇敬。我们当时的认识是,这篇文章是宣传陈云的一个重要思想观点,是支持耀邦同志。批评陈云,绝对是不可设想的事!这是当时基本的情况。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和精神状态下讨论和处理这篇文章的。

吴江说冯文彬从来不过问《理论动态》的事。实际情况是,冯经常参加胡耀邦召开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也发表一些意见。每年一次的《理论动态》创刊纪念活动,冯都参加了。这既表明是冯对《理论动态》的关心,也反映了冯与胡的特殊关系。以后,胡耀邦的职务越来越高,工作越来越忙,有时顾不上《理论动态》的工作,而冯又同时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他几次召集我们理论动态组人员开会,讲一些情况,也提出一些题目。

“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陈云说:“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毕生的工作里头,加号是多少, 减号是多少。”

华国锋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经历了从显要到逐步降职的“淡出”的过程……对于华国锋来说,他的职务的最大变迁是在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在此之前,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全会总是由他主持。

然而,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公报上却这么写着:中央政治局常委胡 耀 邦、叶剑英、邓小平、赵 紫 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同志主持了会议。“中央政治局常 委……主持了会议”这样的提法,是中共中央历届全会公报上所没有过的。这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排名顺序,也是从未有过的,胡 耀 邦排名第一,而本来排 名第一的华国锋变成了倒数第一!

发生如此显著变化的原因,公报中是这么写的: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的结果是:胡 耀 邦同志为 中央委员会主席;赵 紫 阳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 席组成,他们是:胡 耀 邦、叶剑英、邓小平、赵 紫 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习仲勋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也就是说,胡 耀 邦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央军委主席。

华国锋职务的重大变化,虽然是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才正式作出决定,其实早在半年多以前,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9次会议,专门讨论华国锋问题。

11月11日下午,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陈云讲了三点意见:第一点,揪出“四人帮”,是华国锋对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那时,华国锋“是负主要责任的”。但是,揪出“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没有能够实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这样的局面,使人“大失所望”。

3

第二点,“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陈云说:“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毕生的工作里头,加号是多少, 减号是多少。加号指的正确的,减号指的错误的。我讲了一句,希望国锋同志珍惜已有贡献,就是说,不要随便丢掉已经有的这一点贡献。”

第三点,“我认为这件事不能再拖。十二大谁作报告决定下来,哪个当主席哪个作报告。”

到会的29人都发了言。大家在发言中肯定了华国锋的功劳,但是认为,华国锋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

《通报》向全党打招呼

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华国锋表示欢迎大家对他的批评。他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要求在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

中央政治局同意了他不再主持中央工作的意见,但在六中全会作出相关的决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政治局还表示,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他做中央副主席。

为了使党内军内高级干部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中央政治局决定把这次会议的内容通知省级常委以上的同志,并由他们向参加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四千名高级干部传达。并要求:“为了保证全党全国全军的安定团结,中央要求所有上述同志严格保密,绝对不得外泄。”

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这个《通报》向全党通报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还通报了中 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选举胡 耀 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也就是说,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早在半年多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已经决定,并已通报全党。

丁盛是有恩于华国锋的,那时的华国锋每遇大事常先征求丁盛的意见,对丁毕恭毕敬,但是在四人帮倒台后,华国锋为何突然对昔日恩人下手。其实早在1971年八九月间毛泽东视察南方时,特意当面点拨丁盛:你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

1955年,中南军区一分为二:广州军区由黄永胜任司令员,武汉军区由陈再道任司令员。黄、陈二人在广州和武汉军区分别任职14年、12年。

 

1968年3月,黄永胜上调北京任总参谋长。因黄永胜属意的丁盛(少将军衔)刚从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上调到广州军区担任副司令员不久,且资历尚浅,直到1969年7月,黄永胜才免兼,丁盛接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也是一员勇将,曾在黄永胜任司令员的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中任师长,后任五十四军军长,入朝作战、西藏平叛、对印自卫反击作战都率部参加。名震川藏的“丁指”,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四野扎根的广州,是林彪的根据地,广州军区军政一把手丁盛、刘兴元同黄永胜关系颇深(一个是其爱将,一个是其亲家)。1971年八九月间毛泽东视察南方时,对林彪集团“五位大将”的检讨、对党内斗争、对“超天才”等多有谈论,还特意当面点拨丁盛:你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

丁盛、刘兴元二人对毛泽东语带深意的“敲打”既惊且怕。毛泽东打了招呼后,他们在广州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大会作了传达。

老巢不稳,惊恐的林家父子出逃时未敢南下广州,选择了一条不归的北逃之路。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来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负责人时,专门表扬了广州军区:广州陷得深,我和他们谈了,他们很主动,回去后马上就开会,把我同他们谈的问题都讲了……

在处理林彪事件过程中,成都、武汉和广州军区被认为是问题较多、陷得较深的三个军区。中央对成都、武汉两大军区动作较大,但对广州军区“网开一面”。

毛泽东对丁盛、刘兴元还是继续重用。刘兴元调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丁盛不仅继续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还接下刘兴元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职务,成为华南地区大权在握的军队一号人物。1973年12月,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丁盛就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后被指“倒许”“批邓”甚为积极,“四人帮”被粉碎后,被解除职务。

这期间,广州军区经历了黄永胜、丁盛、许世友三位司令员。

5

四人帮倒台后 华国锋为何突然对昔日恩人下手

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打倒,举国欢腾。然而,就在人们翘首期待着彻底清算“四人帮”的罪恶、拨乱反正之时,却传来了与“四人帮”既无历史渊源、言行又格格不入的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成为“四人帮”的同党被“揪”出来的消息!丁盛在1974年之前曾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多年,这一消息在广州军区机关引起很大震动。我(迟泽厚 广州军区司令部离休干部)作为长期在广州军区机关秘书部门工作,对丁盛有所了解的人,更是深感惊诧,百思不得其解。

“英明领袖华主席”亲自点名

丁盛被定为“四人帮”同党,是由因领导粉碎“四人帮”而被称为“英明领袖”的华国锋亲自点名的。1977年3月24日,华国锋在中央军委座谈会全体会议上突然宣布:“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硬往‘四人帮’那里钻,他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叶帅再三告诫他,初犯从宽,再犯从严。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把他当成自己人,他到上海很隆重地接待他,他参与‘四人帮’在上海余党密谋搞叛乱。他的谈话有记录可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听了丁的谈话以后加紧发武器,发了7万多件,并急忙派人到北京来向‘四人帮’密报。一个大军区司令参与‘四人帮’搞阴谋,搞夺权,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有些了解华国锋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的人感到不解: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时间军队权力极大,华国锋是靠广州军区“力挺”才在湖南站住脚的。

 

1970年,47军军长、湖南省革委会主任黎原因部队移防而调离湖南后,时任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卜占亚奉命去湖南“支左”,本可顺理成章接替黎原职务,但丁盛和军区政委刘兴元却力主由华国锋当一把手,卜占亚退居第二。丁盛是有恩于华国锋的。那时的华国锋每遇大事常先征求刘兴元、丁盛的意见,对刘、丁毕恭毕敬,有如下级对待上级。为什么如今时隔几年,华国锋竟会对丁盛说出这样的狠话来呢?

有的研究者对此的解释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今天的华国锋已经是全党的“英明领袖”,抚今追昔,想想当年他仰广州军区领导的那段经历,他心里大概会不是滋味的。不能期望他报什么恩,倒要谨防他找碴儿报复。历史上这种事情太多了。秦末最早起来造反的陈胜,曾对一起给地主干活儿的同伴说过“苟富贵,无相忘”这样仗义的话,可等他当了大王之后,穷哥们儿来投奔他,他却怕暴露自己的卑微出身,把来人杀了。

江青狠整三十年代上海滩的旧交,也是这样一种心态。华国锋除了整丁盛之外,还整了广州军区一大批干部,绝不是偶然的。再说,华国锋要整丁盛,也是有由头的。

1972年,华国锋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决心把卜占亚打上林彪“贼船”,要丁配合,丁却认为卜占亚即使有错误,也只是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便敷衍了事,让华很没面子。以后卜占亚屈打成招,丁盛却因毛泽东说了他的好话而逃过一劫。如今有了机会,岂可错过!

当然,要整丁盛的绝不止华国锋一人。起码,如果没有军内有力人士的点头、支持,华国锋不会有此胆气。

来源:《快乐老人报》

文章来源:http://history.stnn.cc/reveal/2018/0112/51629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