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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陪毛泽东十六次接见外宾后迅速失宠

 

王洪文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1973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整整两周年的日子,王洪文与毛泽东的合影,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新华社9月12日所发出的电讯《毛泽东主席会见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电讯提到了当选才十几天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

这是王洪文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重大的外交活动。

电讯全文如下:

新华社1973年9月12日讯

毛泽东主席9月12日下午五时会见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双方在无拘束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法国外交国务秘书让·德利普科夫斯基参加了这次会见。

贵宾们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来到毛主席住处,首先在门口受到王洪文副主席的接待。

毛主席、蓬皮杜总统见面时,双方长时间地握手。毛主席对蓬皮杜总统前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蓬皮杜总统说:我为有机会同你见面,感到非常荣幸,因为你使世界改变了面貌。他还转达了戴高乐将军生前怀有的同毛主席会见的愿望。毛主席在随后的谈话中回顾说,十年前在戴高乐将军的推动下,法国在西欧国家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他请蓬皮杜总统回国以后向所有他见过的法国朋友问候。

会见时在座的有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

《人民日报》刊登了中法首脑会晤时的照片。在中南海,毛泽东那间堆满古书的书房里,毛泽东、蓬皮杜居中,两侧为周恩来、王洪文。这样的外事安排,最清楚不过地向全世界表明了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

这一时期,毛泽东总是在中南海他的书房里会见外宾。美国作家斯诺与毛泽东的长谈,也是在这间书房里进行。斯诺1971年在第四期美国《生活》杂志上曾这样描述过:

“毛宽敞的书房里四面都是书架,书架上摆满了数以百计的中文书籍,其中也有少量的外文书籍。许多书中插着注有解释的、作书签用的纸条。大写字桌上高高地堆着报刊和手稿。这是正在从事写作的作家的工作室。通过宽敞的窗户,可以瞥见园景,据说主席亲自在园子里种植蔬菜和试种庄稼。……”

 

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初,王洪文进进出出于毛泽东的书房,一次又一次参加会见外国首脑。毛泽东确实把这个年轻人当作助手培养,寄予了厚望。毛泽东让王洪文与外国首脑见面,让他出现在照相机、电影摄影机、电视摄像机镜头前,树立他的威信,便于他接班,每一次参加会见外国首脑,都是对王洪文的一次大宣传:他的名字出现在众多的电讯上,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外国首脑的合影,印在中国的大报小报上,印在世界各国的报刊上。

“WangHongwen”,随着新闻媒介的传播,原本不名一文,如今在全世界享有颇高知名度。

1973年9月2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副总统侯赛因·沙菲,进行两小时的交谈。在座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1973年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总理。参加会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在中南海的书房里,特鲁多总理坐在毛泽东和王洪文之间,周恩来反而被安排在一个角落里,他和毛泽东之间坐着外交部部长助理、毛泽东的侄孙女王海容。

1973年11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陪同会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五天之后——1973年11月7日,毛泽东会见塞拉勒窝内共和国总统史蒂文斯。坐在毛泽东两旁的还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1973年12月9日,当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陛下和皇后时,王洪文和周恩来在座。这时的王洪文,坐在那格子布沙发上,已不像最初几次那般拘谨,正襟危坐,毕恭毕敬,而是翘着二郎腿,斜倚在那里。

在1973年,王洪文参加了这样六次高级首脑会见。在外国记者的眼里,王洪文也就成了中国的首脑人物。一位英国记者写道:“三十八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的两侧总是周和王。周已七十五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毕竟已是八十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战和混乱。……”

这位英国记者是有眼力的,说出了毛泽东没有说出的潜台词。

1974年上半年,毛泽东依然采用“毛、周、王”的阵营,十次会见外国首脑:

1月5日上午,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

2月22日下午,会见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博士;

2月25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

3月25日下午,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朱利叶斯·克·尼雷尔;

4月2日,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及副首相兼国防大臣、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乔森潘;

 

5月7日上午,会见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

5月11日晚,会见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布托;

5月18日,会见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

5月25日,会见英国首相希思;

5月29日下午,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

这样的“毛、周、王”模式,在会见外国首脑人物时,总共进行了十六次。

1974年6月1日,就在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之后,周恩来病重,不得不住入北京医院。他在5月19日、23日、25日曾三次发生缺氧病状,大夫劝他必须入院动手术。从此,周恩来总是在北京医院会见外宾。

1974年7月5日,报上刊登周恩来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夫人时,首次披露了会见地点是北京医院。周恩来病重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

毛泽东也许久没有露面。1974年9月4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多哥总统埃亚德马时,坐在毛泽东之侧的,不再是王洪文,而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从此之后,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再也没有要“王副主席”参加!

是王洪文外出了吗?不,王洪文在北京。

毛泽东有意疏远了王洪文,使王洪文的接班人的形象逐渐变得模糊起来。用外国记者的话来说,“王洪文失宠了”。

9月10日,毛泽东会见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首脑戈翁将军,在座的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

9月19日上午,毛泽东会见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达达赫,陪同会见的是邓小平。

10月5日,毛泽东会见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在座的还是邓小平。

10月20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会见丹麦王国首相哈特林,在座的居然仍是邓小平。

 

毛泽东从1974年10月13日凌晨,由汪东兴陪同,乘火车抵达长沙,在那里竟住了一百一十四天,直至1975年2月3日才返回北京。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六次会晤外国首脑。继会见丹麦首相之后,那五次会见,也始终没有王洪文的份。

11月6日晚,毛泽东在长沙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兼外长威廉斯博士,李先念陪同。

11月12日下午,毛泽东会晤也门民主共和国主席鲁巴伊,邓小平陪同。

12月17日,毛泽东会见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由邓小平陪同。

1975年1月,毛泽东在长沙会晤马耳他和联邦德国贵宾,陪同者仍为邓小平或李先念。

王洪文“失宠”,连外国记者都已看出来了。作为“接班人”,王洪文怎么会那样快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林彪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被确定为“接班人”,到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翻车”,不过一年零四个月。

王洪文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成为“第三号人物”,到1974年7月17日受到毛泽东尖锐批评,连一年都不到!

是毛泽东亲自选定了王洪文为接班人,他是王洪文坐着“火箭”上升的推力;又是毛泽东发觉王洪文不适宜于作为接班人,特别是几经教育之后王洪文仍不悔改,毛泽东对他投了不信任票。

本文摘自《“四人帮”兴亡》,叶永烈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来源:人民网

文章来源:http://history.stnn.cc/reveal/2018/0213/52419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