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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文革”中哪两位开国少将同一天自尽?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因不堪忍受屈辱自杀的除了教授学者,还有几位浴血奋战过的开国将军。

刘培善不堪批斗上吊

刘培善是湖南省茶陵县人,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后担任福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67年3月,刘培善奉命到江西“支左”(编辑插嘴: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被认为支持保守派(江西省军区和部分军分区)遭批判。6月7日,刘培善被“造反派”强行绑架进京批斗,江西召开万人“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一“造反派”组织冲上主席台劫持了刘培善,说他支持“保皇派”,压制“造反派”,要把他押往北京找中央首长解决问题。路上刘培善假装“肚子疼”要求看病,通过医生给南京军区传出纸条,这才被解救。1968年4月他进京参加学习班,军区党委扩大会上宣读了一封对刘培善的检举信,批判他是阴谋家、野心家、反军夺权,批斗中有人动手打他。刘培善不堪忍受,于5月8日晚在锅炉房上吊自杀。终年56岁。

获知刘培善因被批斗而自杀,毛泽东在福州军区的报告上批示:“不给出路,逼迫自杀。”后来周恩来也说:“刘培善同志是老同志,好同志,我们没有做好工作!”1978年5月,福州军区为刘培善举行了悼念仪式,刘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唐金龙与另一少将同天自尽

唐金龙是湖北汉川人,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文革”爆发时他在武汉军区担任副司令员。

“文革”初期,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贺龙准备把唐金龙调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但贺龙随后被打倒,唐金龙受牵连也遭受迫害。“造反派”于武汉军区礼堂召开大会批斗唐金龙,要给他戴“贺龙黑干将唐金龙”的高帽,唐金龙坚决不许,“造反派”上前摘他的红领章,他大怒,脱下衣服扔在地上,高声道:“谁给我扯了谁给我缝上,老子决不饶他!”数日后,武汉军区召开常委会,点名唐金龙交代贺龙的问题。唐金龙拍案而起,大怒离席。

 

1967年1月20日,贺龙被送到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唐金龙在武汉军区礼堂被指为“贺龙的黑干将”,也被扯去领章帽徽批斗,并被要求第二天向“革命群众”做出书面检查。21日凌晨,性烈如火的唐金龙选择了一种极端方式来维护军人的尊严——他在家中用那把曾经抗战杀敌的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与唐金龙同一天自杀的,还有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吕炳安。吕炳安是河北省深泽县人,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

1967年元月初,军委指示军以上机关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武汉军区机关和领导受到冲击。受冲击最厉害的当属兼任军区“文革办”主任的吕炳安。“造反派”根据林彪批军队“文革”负责人刘志坚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精神,要求吕承认武汉军区也执行了这一反动路线。1月21日上午,吕炳安在军区招待所被发现服过量安眠药自杀。

王良恩被江青逼上绝路

王良恩是山东潍县人,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6年8月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负责中办日常工作和协助周恩来工作。

“九一三事件”后,专案组查抄林彪的住宅时,发现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写给毛泽东、林彪的3封信。从呈阅件上的签字不难看出,是当时经王良恩呈周恩来,并由周恩来转呈林彪和毛泽东的。

1972年底,江青指示“彻查信为什么到林彪那里”,大约一个月之后,江青又在中办《批林整风简报》上作批示“王良恩危害党中央毛主席”,并开会说王良恩搞她的“黑材料”。

所谓“黑材料”是在继续清查林彪的罪证中,中央专案组又从毛家湾查出了一封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等人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社论清样上附的一封信:“林总:江青同志嘱速送你批示,以便尽快发表!”这封信被发现后,王良恩转给了周恩来。江青完全明白,这封信暴露了她曾与林彪相勾结反党乱军的罪责。因此,她气急败坏,对王良恩绝不肯放过。

在那一段日子,王良恩把自己关在住所里,先后写了四次检查,但每次检讨都被顶了回来。他被批判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林彪、陈伯达一伙狼狈为奸,篡党夺权。1973年1月26日,绝望的王良恩在卫生间自杀身亡。时年54岁。197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党委在一定范围内为王良恩作出了平反的决定。

此外,上将阎红彦1967年1月8日逝世,公安部部长、少将李震1973年10月21日逝世,官方结论也为自杀,但至今仍有疑问看法。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4年9月22日16版,作者:佚名,原题为:《“文革”中两位少将同一天自尽》

文章来源:http://history.stnn.cc/reveal/2018/0711/56077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