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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冲毛泽东狂叫:“你怀念杨开慧,我想念唐纳!”

 

杨开慧与毛泽东(资料图)

江青(左)和毛泽东在一起(资料图) 

我去采访郑君里夫人黄晨,是那样的方便,从我家的阳台上,便可以看见她家的窗口。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去采访她。

她刚从香港回来。国恨家仇,十年风霜,在她的前额刻下深深的皱纹,黑白参半的头发成了灰色。一提起江青,她咬牙切齿:“这个蓝苹,害得我家破人亡……”

在公审“四人帮”的日子里,亿万观众都曾从电视屏幕上见到过她。

那天,她穿了灰色法兰绒上衣,拢了拢头发,非常镇静地步上原告席。

被告席上,那灰白色的铁栏杆围着一张高背木椅,江青穿着一件低领的黑上衣,套着一件黑色棉背心,上面打着一个显眼的补钉。她挺直脖子,瞪着眼睛,强装着一副“旗手”的神态。

“蓝苹!”黄晨一见到江青,眼中迸出愤怒的火花,大声地喝道。

江青不由得一惊,呆住了。自从公审以来,当着法官,当着众多的旁听者,还未曾有过叫她“蓝苹”的。不,不,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敢当面叫她“蓝苹”的了。

江青转过脑袋,视线转向原告席,倒吸一口气,说了一句:“阿黄?!”

她确实感到震惊:因为她以为黄晨早已不在人世了。

“你是什么东西,叫我阿黄?”黄晨怒不可遏,用手一拍桌子,厉声道:“你逼死我丈夫郑君里,我要控诉!我要揭发!……”

通过电视,黄晨在亿万人民面前,揭发了江青迫害郑君里致死的罪行,揭发了江青策划的“十·八”抄家案……

黄晨正气凛然,义正词严,江青不得不低下了那傲视一切的脑袋。

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上,记下了江青的这一罪恶:“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在上海非法搜查郑君里、赵丹、顾而已、童芷苓、陈鲤庭五人的家,致使他们受到人身迫害。”在被迫害致死的社会各界人士名单中,提及了“著名艺术家郑君里”。

郑君里,他的名字与中国电影紧紧联系在一起:三十年代,他担任了《野玫瑰》、《大路》、《迷途的羔羊》、《新女性》等影片的主要演员;四十年代,他和蔡楚生编导了轰动中国影坛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导演了锋芒直指国民党反动派的《乌鸦与麻雀》;五十年代,他导演了优秀影片《宋景诗》、《林则徐》、《聂耳》;六十年代,他导演的《枯木逢春》受到了人们的推崇……诚如袁文殊为郑君里的遗著《画外音》一书写的序言所说,他是“一位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广博的理论修养,才华茂盛的电影导演。”

电影演员蓝苹,本是郑君里夫妇的好友。

袁牧之(大哥)、郑君里(二哥)、唐纳(三弟)、赵丹(四弟)因志同道合,曾经结为四兄弟。蓝苹曾是唐纳之妻,跟郑君里夫妇过从甚密。

一九三六年,当三对新人——唐纳和蓝苹,赵丹和叶露茜,顾而已和杜小鹃,在杭州六和塔举行婚礼时,沈均儒为证婚人,而郑君里为司仪。

黄晨与蓝苹互以“阿黄”、“阿蓝”相称。看到一块合意的料子,一起买来,做成一色的两件衣服,黄晨和蓝苹同时穿了出来。

黄晨还记得,一九五一年,当她出差到北京,住在电影局招待所,江青闻讯,派来了汽车,接她去中南海。那时的江青,穿着一身土蓝布列宁装,还念旧情。江青曾经说,如果她愿意,可以帮助她去苏联学剧场管理……

然而,当江青成了“旗手”,大言不惭地自吹自擂:“三十年代在上海,我是第一流的演员,但这并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我做革命工作,地下党,领导工人运动……”

鲜红的历史,闪光的道路!这种连草稿都不打的牛皮,只能骗骗挂着红袖章的红卫兵。

一想到深知她的底细的郑君里夫妇,特别是落在郑君里手中的那封信,江青如坐针毡……

欲除心病,江青最初找的并不是叶群、江腾蛟,却是张春桥。

 

江青(中)林彪(右)、叶群在一起(资料图)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的大幕已经拉开。一天,郑君里回到家里,神情黯然。看得出,他遇上了不愉快的事儿。

果真,他告诉黄晨:“今天,张春桥找我谈话。”

事情颇为突然,厂里通知他,到“康办”去一下。

张春桥板着面孔,在康平路市委办公室里接待他。

在说了一通端正态度、积极投入“文革”,跟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划清界限之类话以后,张春桥把话题一转:“我知道,你跟江青同志早就认识,有过交往。江青同志现在的地位,跟过去不同了。她过去有一些信件之类的东西,还在你家里。这很不妥当。你回家清理一下,找出来,密封,交给我。”

郑君里明白,这是张春桥找他谈话的真正目的,他从张春桥的话中听出,显然是奉江青之命找他——除了江青本人之外,别人不会知道那封信的。

当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时,上海市副市长梁国斌在侧。

据梁国斌回忆:

“一九六六年六月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曾对我说,江青现在是主席的夫人了,她有照片、信件在郑君里家,我要找郑君里谈一次,为慎重起见,你也参加一下。我答应了。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时我在场……

“张春桥对郑君里说,现在江青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还有一些信件等东西在你家里,存藏在你家不很妥当,还是交给她处理吧!郑君里完全答应。”

郑君里和黄晨一起在家中翻找,总算找出一包材料,密封,托厂里转给张春桥。

梁国斌回忆道:

“事隔约一个星期左右,张春桥对我说,郑君里那里的信件、照片等交出来了,已转交给江青,她当场烧了。”

这么一来,郑君里似乎“太平”了。

不料,过了些日子,张春桥又一次找郑君里谈话。

这一回,张春桥的脸上乌云密布,仿佛马上就要发出闪电和雷鸣。

他不再绕弯了,单刀直入道:“江青同志有一封信在你手中,你为什么不交出来?”

从话语中可以听出来,显然,江青已经看过郑君里上一次交给张春桥的材料。

“那封信,早就不在了。”郑君里答道。

“你再好好回忆一下,把信找出来。”张春桥依然不放过他。

郑君里回到家里,忧心忡忡,他早就销毁了那封信,眼下交不出来,而江青又紧追不舍。

黄晨和他翻箱倒柜,郑君里向来很重视保存创作资料,便于写作,他保存了许多三十年代电影书报、剪报。凡是其中涉及蓝苹的,都一一交出。

黄晨还找出了一张四人合影的照片——唐纳、蓝苹、郑君里,她。

她记得,那是在一九三六年,他们在霞飞路(淮海中路)万籁鸣兄弟所开的“万氏照相馆”里拍的。

 

1935年的蓝苹(右)与王莹(资料图)

郑君里见到这张照片,立即放入上交材料中。黄晨虑事比丈夫仔细,只见她拿起剪刀,剪去了唐纳。郑君里会意,赞许地点了点头。因为如果不剪去唐纳,更会招惹麻烦。

再也找不出别的“防扩散材料”了。郑君里深知,这一回的材料仍没有那封信,江青势必不会放过他,于是,郑君里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说明信件“没有保存,只是理出几张三十年代的老照片,请你处理吧。”他了解江青的脾气,她是一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为了避免她的纠缠,他在信中还写道:“运动之后,我们搬到农村去落户,搞搞文化馆的工作……”

虽然郑君里已经退避三舍了,然而,他并没有从江青的记忆中消失,恰恰相反,她已把他视为心腹之患了。

她要借刀杀人,这“刀”便是叶群。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七岁的生日,成为红卫兵的盛大节日。一百五十万红卫兵云集天安门广场,使那里成为一片红色的海洋。江青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离毛泽东只咫尺之遥,挥动着小红书,向红卫兵招手。她深深地被权力的魅力所吸引,所陶醉。

就在天安门城楼上,她见到叶群。叶群邀她到毛家湾走走,她答应了。

三天之后,江青出现在毛家湾林彪寓中。

江青和叶群在微笑中,谈成一笔肮脏的交易:“你替我拨去眼中钉,我帮你干掉私敌。”

于是,江青说起了郑君里,说起了落在郑君里手中的一封信。

于是,叶群通过吴法宪,电召江腾蛟火速来京。

于是,十月八日深夜,一伙不速之客,光临上海武康大楼郑君里家中……

据黄晨回忆,在抄家的时候:

“不准任何人进出,对我们搜身,叫我们把所有的首长的文字东西都拿出来,把我们的书翻了一地……把君里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创作手槁、资料搜刮一空,连我的小儿子从幼儿园到高中作业的成绩报告单都拿走了。……”

“大抄家后,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就把君里秘密地抓走了。在监狱里,君里同志受到惨无人道的严刑逼供,仅两年就活活被折磨死了……”

江青要追抄什么信

在采访黄晨之前,我曾听到一种关于那封信的传说。

据说,江青在一九五八年,给郑君里写过一封信。

这封信,是因毛泽东写了那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引起的。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上海《新民晚报》连载了《访李淑一》一文,记述了记者访问当时在上海老友钟淑贤家做客的李淑一。其中一段,详细谈及了毛泽东写作《蝶恋花》的经过。可以说,李淑一的这段话,是关于毛泽东为什么写《蝶恋花》的最权威的解释:

“李淑一同志说,那是一九五七年的春节,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贺年信去,因为我已经有三年没有写信给他,算是向他请安的。还给他寄去了一首一九三三年夏天的旧作求教。当时(指一九三三年)因为道路传闻,说直苟已不在人间,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直苟回去,样子非常狼狈,我哭泣着醒来,和泪填了一首《菩萨蛮》,原词是这样的:‘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了。底事太难堪,惊依晓梦残。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同时,我还要求他把他从前写赠杨开慧烈士的一首词写给我。

“主席回信是五月十一日。他的信一开头就说:‘惠书收到。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的人,不是前辈后辈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引者注:《新民晚报》所登毛泽东致李淑一信,个别字句有误,引者已据《毛泽东书信选集》更改。)意思是我不应当用‘请安’的字眼。我的《菩萨蛮》他看了,信里说,‘大作读毕,感慨系之。’他没有把以前赠杨开慧烈士的词再写出来,他说那一首不好,‘有《游仙》一首为赠’,还说,‘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这就是大家已经读到的‘我失骄杨君失柳’那一首《蝶恋花》。

“这首词寄到学校后,(长沙)第十中学(即前福湘女中,李淑一的工作单位。)的同学争相传诵。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也知道了,他们想在校刊上发表,写信去请示毛主席:可否在校刊上发表?后来主席亲自复信,同意发表,只是把题目改成了《赠李淑一》。后来,《人民日报》、《诗刊》和各地报刊都登了……”

柳直荀是李淑一的丈夫,毛泽东的战友,牺牲于一九三二年湖北洪湖革命战争。杨开慧为毛泽东夫人,牺牲于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李淑一的一席话,把毛泽东写作《蝶恋花》一词的前后经过。说得清清楚楚。李淑一的信,引起毛泽东对柳直苟烈士、杨开慧烈士的怀念,写下“我失骄杨君失柳”那样充满深情的词句。

 

1936年轰动一时的三对明星杭州六和塔新婚之旅。前排六人自左至右依次为:叶露茜与赵丹,蓝苹与唐纳,杜小鹃与顾而已。后排则为证婚人,自左至右依次为:郑君里、沈君儒、李清(资料图)

这一切,既是人之常情,也是革命之情,战友之情。然而,却触动了江青那根歇斯底里的神经。江青当着毛泽东的面狂叫:“你怀念杨开慧,我想念唐纳!”

江青一气之下,给郑君里写了一封信,打听唐纳在国外的地址……

据传,江青要追索的,便是这封在一九五八年写给郑君里的

当然,这仅仅是“据说”、“据传”而已。因为关于那封信,一直是一个谜:不论是对张春桥或者叶群面授机宜的时候,江青只是说有一封重要的信落到郑君里手中,并未谈及是一封什么内容的信件。何况叶群已死,张春桥则以缄默对抗,无法从他们那里查清江青千方百计要追回的是什么信。

此事唯有江青知,郑君里知。

不过,在一九八○年十二月一日下午特别法庭开庭审问江腾蛟时,江腾蛟的交代,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问:“你到北京以后,叶群怎么给你具体交代任务的?”

答:“叶群跟我讲,江青一九五八年有一封信落到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上,现在要把这封信收回来……”

这里提及的顾而已,显然是江青使用的“障眼法”。她要追寻的,是落在郑君里手中的信——正因为这样,她指使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并没有找顾而已谈话。

江腾蛟的交代,明确地说出了要追查的是江青一九五八年的信。

在审问时,审判员高斌特地追问了一句:

问;“到底要搜查江青什么时间的信?”

答:“五八年,我记得很清楚。”

一九五八年,早已成为“第一夫人”的江青,怎样会“有一封信落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郑君里的手中呢?

不是“落到”他的手中,是她写信给郑君里!

江腾蛟的交代,清楚地证实了江青要追查的那封信,是怎么回事。

在笔者访问黄晨时,她说郑君里怕惹事,早在张春桥找他谈话之前,已经烧掉了江青的那封信。正因为这样,张春桥一直追逼之下,他也无法交出江青所要的一九五八年写给他的信。

黄晨还回忆,除了一九五八年江青的这封信之外,在三十年代,江青还曾给郑君里写过一封信,事关她、唐纳和另外一个人。

要说清楚这些信件的起因,不能不从头讲起……

来源:人民网

文章来源:http://history.stnn.cc/reveal/2019/0111/60694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