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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李宗仁谈“文革”:点火容易灭火难

 

李宗仁回国后仅1年多,不幸之神便降临到他的头上,夫人郭德洁女士因癌症于1966年3月21日逝世,享年60岁。此时李宗仁先生已是76岁的老人了,夫人的逝世,使他伤怀不己。

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全国如暴风骤雨般地降临了。李宗仁开始担心起来。他不明白,为什么正当国家建设蓬勃发展的时候,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呢?所幸的是在这场运动中,他被周恩来安排送到三0一医院保护了起来。

1966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7周年。李宗仁应邀登上天安门参加庆祝活动。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李宗仁,目睹波澜壮阔的场面,并没有激动起来。一方面,他很高兴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依然给予他的礼遇;另一方面又为这动荡不安的局面深深忧虑着。此时的毛泽东很高兴很活跃,他和林彪热情地检阅着红卫兵队伍,兴高采烈地接见了红卫兵代表。

随后,毛泽东看见了李宗仁,便马上兴致勃勃地向李宗仁走过来,边走边向李宗仁伸出手来,李宗仁赶忙伸出双手,去握住毛主席的右手,两人一边握手一边摇晃。

当时在场的解放军画报摄影记者孟昭瑞迅速抓拍下了这一场面。并且做了如下记述:

 

一九六六年国庆节,毛主席邀请李宗仁先生上天安门,故意地站在城楼的中间热情地握着他的手,似乎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到这一历史性的会见。这充分地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坚定不移的。当时,我只是不停地拍照,但仍然能清晰地听到毛主席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李宗仁说:“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

毛泽东边与李宗仁握手,边请李宗仁到休息室去吃茶。来到休息室,毛泽东请李宗仁坐在沙发上位,李宗仁说:“主席在这里,我怎么好坐在上位呢!”

毛泽东说:“你比我年岁大,是老大哥,应该坐在这里。”在休息室,毛泽东和李宗仁进行了坦诚的长时间的谈话。事后,李宗仁将毛泽东与他的谈话详情告诉了尹冰彦先生。尹冰彦做了如下记录:

坐下之后,毛泽东点起香烟,边吸边说群众是发动起来了,群众一起来,那就不能完全依靠个人的想法去做。毛主席说火头是他自己烧起来的,点火容易灭火难。看来这火还要烧一个时期。接着毛问李宗仁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希望李宗仁坦率地谈谈。

李宗仁很谦逊地说:“毛主席高瞻远瞩,英明伟大,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领袖,没有一个人能有这么大的魄力来发动这场革命。目前虽然稍乱一点,但是为子孙后世着想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李宗仁又把北伐时期,在武汉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一段谈话讲了一遍:当时革命军打到了长江中下游,攻克了重镇武汉和南京,由于革命队伍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李宗仁由南京到武汉进行调处。在他会见鲍罗廷的时候,除了对革命形势做了分析外,鲍罗廷说革命就是和妇女分娩一样,为了生儿育女,就难免这一时之苦,受了这个痛苦就换来了将来有子女的幸福。李对鲍说:“痛苦对产妇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为一个助产生就要尽可能减少她的痛苦。”李宗仁用这段回忆来比喻文化大革命,他的意思是说当前的乱是为了未来的治,作为领导人要尽可能缩小这乱的范围和程度。

 

毛主席认为李宗仁的话很对,并且表示他也正在做这个制乱的工作。并说明当前的问题很多,要一件一件地去解决。譬如红卫兵小将们给各民主党派下“哀的美敦书”,勒令限期取消组织,这是不可以的;听说他们砸烂政协,要彻底毁灭统一战线,这更是不对的。接着,毛主席把统一战线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贡献和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对李做了说明。最后,毛主席明确地说民主党派不能取消,这要对红卫兵说清楚,有些人可能听不进去,但这要好好地做工作,说服教育他们。

毛主席讲完了问李宗仁说:“李先生,你的看法怎么样?”李宗仁急忙连声说:“毛主席英明高见,我从前根本不晓得这些道理,今天算是顿开茅塞。”

毛主席和李宗仁走出休息室,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继续检阅游行队伍。检阅完了有几位新闻记者立即围住了李宗仁,询问毛主席和他谈话的内容。李说:“只谈家常生活,没有别的内容。”

1968年4月,由于李宗仁心情抑郁,生活上缺乏很好的照料,其身体每况愈下,得了肺炎。住院期间,大便大量出血,经检查确诊是直肠癌。在医生的帮助下,他战胜了死神,手术相当成功,但不久又患了严重的肺气肿,一支气管丧失功能,终日离不开氧气瓶。

1969年1月下旬,李宗仁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对前来探望的尹冰彦气喘吁吁地说:“我的日子不会再有多久了,我能够回来死在自己的国家里,了却了我一件最大的心愿。回来以后本想在台湾问题上做点工作――我的那些想法曾对你讲过,还没有来得及向周总理提出,现在什么都来不及了。台湾总是要统一的,但是可惜我是看不见了。这是我没有了却的一桩心事。那些书(指李带回来的很多线装书,如《二十四史》、《四部备要》等)送给广西图书馆,书画送给政府,那几瓶酒想着送给毛主席、周总理吧!”他提到的那些书画均是齐白石、徐悲鸿等与其六往时送的上等精品,甚至还有不少是他多年收藏的文徵明、郑板桥、何绍基等人的书画珍品。他在美期间,儿子李志圣曾要求留几幅给自己,李宗仁未答应。李宗仁归国后曾向人说起过事。他说:“这些东西我把它看作国家的珍贵文物,带回国总算没有离开自己的国家,留在美国,最后必然为外国所有,况且这些画又都有我的名字,怎能使它流落国外呢?为了这件小事,志圣很不谅解,他连封信都不给我寄来。”

 

李宗仁提到的那几瓶酒也颇不寻常,其中大部分是法国的白兰地和英国的威士忌,都有两个多世纪的历史了,仅在李宗仁手中就保存了几十年之久。酒瓶上都有历代专家鉴定的签字和贴有收藏家的签名封条。这几瓶酒从外国代表团送给李宗仁的,跟随其南征北战,飘洋过海,始终与主人“形影不离”,足见其珍贵程度。

李宗仁回国后曾多次向人提起,说这种酒可以入药。他特意留着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但酒还未送,人已不起。此时仍念念不忘此事,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这几瓶酒本身,它充分表达了一位爱国老人对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深厚感情与谢意,也寄托着这位弥留的老人对新中国的希望。

李宗仁在弥留之际,由别人代笔口授了一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信上说:“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我们祖国的潜力是举世无匹的,我们祖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在这个伟大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周恩来总理看了此信后,感叹地说:“李先生的这封信,是一个历史文件。”

来源:人民网

文章来源:http://history.stnn.cc/reveal/2019/0304/61848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