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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坚决要把学界“大鳄”胡适批倒批臭?

 

面对“人民的敌人”

事实上,在陈垣跳出来向胡适打响第一枪之前,“倒胡”运动已经开始,只是在声势上没有陈氏这一枪直接和响亮,因而少为大众所知。

吴晗等人以军管会的名义接收北大、清华、师大后,即按照中共高层的旨意开始组织人员讨论胡适与“胡适思想问题”。冯友兰、俞平伯、朱光潜、沈尹默等众多学者出于各种原因,皆不同程度地在会议上向昔日的朋友、今日的仇寇胡适发难,并信誓旦旦地向中共派到学校的军代表承诺,一定要抛弃胡适四处贩卖的自由主义歪理邪说,膺服伟大的、在中国革命航程中具有灯塔地位和重大意义的马列主义光辉理论云云。稍后,以中共军代表身份进入清华园,实际主持校务的吴晗,在把冯友兰头顶的清华校务委员会委员、文学院院长两顶帽子整肃掉之后,继续对这位在西南联大时代差点成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哲学家实施排挤打压。无端丢掉官帽又遭挤压的冯友兰“心不自安”,开始琢磨在这改朝换代的大动荡、大混乱中如何见风使舵,东山再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奇招,但因事关重大,加之机会尚未成熟,这个奇招迟迟未能出台亮相。

苦苦等待的机会还是到来了,1949年10月5日,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天,冯友兰风闻清华大学有许多教授开始向毛泽东写信表忠心,遂决定加以仿效,并要有所超越。在一番冥思苦想后,强按内心急促的跳动,泼墨挥毫写就一封效忠信,密封后托人送给已“缚住苍龙”的毛泽东主席。信中,冯沉痛地斥骂自己过去两次加入国民党,且差点当上了中央委员,谓自己在校内校外散布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成了革命的反面典型与活教材。今后一定要痛改前非,改造思想,认真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重新做人,争取用五年时间重新写出一部马列主义史观的哲学史,在学术上立功赎罪云云。

毛泽东接信,于10月13日写了回信,由一名解放军下级军官骑摩托车送至清华园冯友兰家中。信曰:

友兰先生:

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

复,敬颂

教祺!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11]

冯友兰于1918年夏天北大毕业之际,正是毛泽东从湖南进京并在北大图书馆当一名助理之时,仅是一个暑假前后的交错,使冯友兰失去了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倏忽间31年过去,已是江河改色,天翻地覆,冯氏望着天安门城楼上那个高大的身影和展开的巨手,知道自己今生今世无法与之抗衡了,遂以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中国古训,以“自骂”和“献忠”的双重招数,表明自己心理上的臣服和行动上的自觉,同时勾起毛对北大往事的回忆,以便开恩眷顾,来个鼓励奖掖。想不到毛泽东并不买这位原北大学生的陈年老账,反而板起面孔,公事公办式地劈头盖脸给了一顿教训。冯“颇有意外之感”,垂头丧气,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对这次献媚表忠的失败,许多年后,冯在自述中说:“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总要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我不懂。而且心中有一点反感,我当时想,什么是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经过了三十年的锻炼,我现在才开始懂得这句话了。”冯认为自己当初决心在五年之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实在是“肤浅之至,幼稚之极”。理由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谈何容易,至于要应用到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中去,那就更困难了,“岂是三年五载的时间所能完成的”?因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大话、空话、假话。夸夸其谈,没有实际的内容,这就不是老实态度”。[12]

冯友兰总算明白了其中的一点奥秘,为此很有些懊悔地说:“如果我从解放以来,能够一贯采取老实态度……就可能不会犯在批林批孔时期所犯的那种错误。”[13]只可惜冯氏在这方面确实醒悟得太晚,后来发生的对江青“谗媚逢迎”,或许就是他所说的自己醒悟得太晚的悲剧吧。

就在冯友兰接到毛泽东书信五天之后的1949年10月19日,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决定在原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基础上成立中国科学院,任命郭沫若为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等四人为副院长。中科院下设考古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十多个研究所。其中在原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和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部分人员基础上成立的考古研究所,由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兼任所长,梁思永、夏鼐为副所长。1950年9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正式改名为国立南京博物院,隶属于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领导,任命南京市军管会文教处处长徐平羽为院长,曾昭燏为副院长。与此同时,中共在全国教育科学界进行了一次规模庞大的整编与人事调整,如上海的同济大学原教务长、测绘学家夏坚白出任该校校长,原在昆明西南联大学潮中出力甚多和华岗出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等,一个全新的格局在教育、文化、科学界业已形成。

与冯友兰的糊涂相比,毛泽东一直是醒着的,他在指挥数百万枪杆子以武力推翻蒋家王朝夺得万里江山的同时,十分明晰地认识到,仅仅把原有的文化、教育、学术界各机构来个关停并转,选出几个新骨干予以领导是靠不住的。刚刚从国统区“转新”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尽管没有跟着老蒋跑到台湾或逃亡海外,但对共产党怀有观望心理。这些知识分子与即将在全国展开的施政方针格格不入。如此一个急转直下的剧变,在冯友兰等一般书生们看来是极其艰难的,但在身经百战的毛泽东看来却“如烹小鲜”般容易,因为前有苏联老大哥整肃知识分子的成功先例,后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工具,二者结合,自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毛泽东在权衡之后,按“擒贼先擒王”的中国古代兵法要领,首先对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中最具影响和号召力的“反动头目”开火,这个“反动头目”显然不是急于献媚表忠心的冯友兰辈,而是冯友兰的老师、号称“五四精神”的楷模,具有自由主义风骨,一贯攻击中共理论与做法的学界“大鳄”胡适之。

尽管此时的胡适像《西游记》中的猢狲悟空一样,早已借混乱之机一个跟头跳出了如来佛的手掌心,蹦到了美利坚的国土上,但“人还在,心不死”,阴魂不散,精神的幽灵仍在中国大陆花果山水帘洞中徘徊,并在一帮徒子徒孙心目中发挥着别人无法替代的巨大感召力。只有先把胡适这个学术界的精神“教主”撂倒在地,压于五指山下,使其永世不得翻身,才能对满脑子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产生杀一儆百的震慑效果,也才能在新的天地里树立革命的、共产党的、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深谋远虑,继陈垣打出第一枪之后,批胡运动的号角在九州大地开始吹响。

 

1950年9月2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胡思杜《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文章是胡思杜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学院毕业时“思想总结”的第二部分。未久,此文又在《人民日报》与《中国青年》等报刊转载——这是胡适离开大陆,继老友陈垣首次向他射击之后打出的又一发子弹。极富历史况味的是,这颗子弹竟出自他的亲生儿子之手。

胡适一生情人多多,恋情不断,风流韵事遍及中外,且还造成一个表妹曹诚英因爱生怨直至出家为尼的悲怆结局,但算在他名下的只有江冬秀一个夫人。江冬秀生有三个孩子,其中一女早夭,长大成人者为长子胡祖望(思祖),得名于胡适的母亲冯顺弟,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由胡适亲赐,寓意“思念杜威”,既表达了胡适对这位美国洋老师的敬重情,更深含他一生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当胡适最后一次由大陆赴美时,他的大儿子胡祖望已在美国工作、生活。而在北平图书馆工作的胡思杜却鬼使神差地拒绝随父母南飞留在了北平,不久即被新生的中共政权从图书馆弄出来,送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改造。

关于胡适一生教育老婆与栽培儿子的故事多多,可惜并不太成功,夫人江冬秀除了在麻将桌上广显神通,成为大牌的“麻将名星”,连写一封家信的能力都不具备,如此思想才能要为儿子树立榜样,如同天方夜谭。早年的胡适曾说“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14]又说:“思杜是我创造的”,意思是说中国应该选择杜威的哲学理论指导实践,并要一代代“思杜”下去。胡适对儿子如此命名,既是思念杜威老人,更是内心深处接纳自由主义思想的期望。但他没有想到,这个儿子竟在大地陆沉、自己流亡的艰难处境中,从背后给他射来一枪,称他是“反动政权的忠实走狗”。[15]

胡思杜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中宣称:自己刚被送入华北革命大学时,仍认为父亲“作恶无多”。但经过“学代选举前两次检讨会,使我了解在这个问题上自己仍是站在反动的臭虫立场。结合《社会发展史》、《国家与革命》、《中国革命简史》的学习”,使自己翻然猛醒,自己的父亲原来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而这个敌人“始终在蒙蔽人民,使人民不能早日认识蒋匪帮黑幕,不能早日发现美帝狠毒的真相;并替蒋匪帮在美国筹计借款,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巩固蒋匪政府。这次出走,并在美国进行第三党活动,替美国国务院掌管维持中国留学生的巨款(四百万美元,收受这笔款的人大都是反动分子,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资助和养成费),甘心为美国服务”。 又说:“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对此,胡思杜表示,除了在思想上划分敌我,还要在个人感情上划分敌我,即与胡适脱离骨血相连的父子关系。

胡思杜文章在香港发表后,电讯于第二天便传遍美国并在各大报如《纽约时报》等显要位置登出,稍迟又出现在众多的畅销杂志如《时代周刊》等刊物上,一时舆论沸腾,众人侧目。

就在胡思杜文章发表的三天之前,即9月19日,美国出版的Foreign Affairs(《外交事务》),发表了胡适花费四十天工夫写就的《斯大林征服世界战略下的中国》一文。文章主要论述决定中国和亚洲命运的是两个历史事件,即张贼学良弄出的那个西安事变和美英苏三个邪恶轴心搞出的臭名昭著的雅尔塔密约,而这两件大事使共产党得到喘息并从中渔利,最终导致了国民党丢失了大陆江山。胡适在文中不乏替国民党台湾当局“说话”与开脱之意,真正动机如他给傅斯年信中所说:“夏间发愤写了一篇长文给Foreign Affairs,十月号发表,题为Chin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 。主旨是要人知道中国的崩溃不是像Acheson等人说的毛泽东从山洞里出来,蒋介石的军队就不战而溃了,我要人知道这是经过二十五年苦斗以后的失败。这段二十五年的故事是值得提纲挈领说一次的……”[16]

因了胡思杜的战斗檄文以及表示脱离父子关系的声明,胡适的《斯大林征服世界战略下的中国》一文也受到广泛关注,许多报刊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评头论足。胡适面对儿子措辞激烈的言辞,不相信自己亲手抚养长大的“小三”会作如此说。同前些时候他不相信老友陈垣会对自己射来锋矢一样,他认为此举仍是共产党耍的布袋戏,故意蒙蔽大众和对胡适本人施行刺激,以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对此,胡适在24日日记一条剪报旁加了如下两句话:

小儿此文是奉命发表的。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昨天忽然变成了新闻人物!此当是共产党得我发表长文的消息之后的反攻。[17]

不管如何猜测,这个被胡氏夫妇称为“小三”的儿子确实成了新闻人物,当胡思杜与老胡适决裂的电讯传遍美国的同时,自然地传遍台湾。1950年9月23日,台湾《中央日报》第二版刊登了9月22日路透社香港电:

胡适的儿子胡思杜今日在左翼的《大公报》发表一文,斥其父为“反动分子,其罪行早和美帝有关”。胡思杜刻在北平,他声言和他父亲脱离关系,因为胡适是“人民的敌人”。

消息刊出,立即在台岛引起轰动,胡适在台的一些朋友闻讯大为惶恐,生怕胡适受到国民党密布海外势力的打击或暗算。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的傅斯年迅速作出反应,与胡适一样认为胡思杜的言论不是出于本心,乃是共产党胁迫或蒙蔽的结果。为维护胡适父子的声誉并顾及胡适本人的政治处境,傅以胡适手下“斗士”姿态,于9月29日在《中央日报》发表声明,就他所知胡思杜的情况及中共的方针政策为胡思杜解脱,谓胡思杜少年多病,学业不成,尚属天性淳厚之人。1948年夏由在美朋友送其回国。最后,傅斯年说:“共产党对于不作他们工具乃至于反对他们的教育界中人,必尽其诬蔑之能事。《大公报》上这一文,也不过一例罢了。陈垣、胡思杜等都是在极其悲惨的命运中。因为不能出来,别人代他写文,我们也不必责备他了!”[18]

 

胡思杜的檄文是否出自他自己的意愿和本人之手,或是他人强迫、代笔与修改,已无从查考。可考的是,此文经新中国成立后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等一流刊物转载后,迅速在大陆教育文化界产生强烈反响。——这是一个山雨欲来,海啸突至的信号。随后,相关机构发动北大文法两学院讨论“胡适思想问题”,并主使中文、哲学、史学、图书馆四个系科联合举行“控拆会”,由俞平伯、杨振声、顾颉刚,以及自称与胡适有过七年以上交情的汤用彤、朱光潜等人“带头控诉”。随着倒胡、骂胡的巨浪翻转升腾,胡适过去的同事、朋友、学生等大小知识分子在惊悚之余,见风使舵,纷纷跳将出来揭发批判胡适的“反动罪行”,表示与这条“丧家的,美帝国主义走狗”彻底决裂。未久,中共高层又弄出了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全国高校与科研机构在集中力量对老少知识分子精神“洗澡”的同时,也把胡适、张伯苓、梅贻琦等人拉进来一并洗涮一番。[19]据1951年11月30日香港《大公报》北京通讯发布的消息说,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于11月16日召开第二次委员会议。参加学习的单位,由原定20个院校增至24个院校。另有研究机关如中国科学院、农业科学研究所、卫生部和铁道部的研究所研究人员参加,人数已由3000余人增至6523人。在讨论会上,北京大学汤用彤副校长说:“北大最近讨论胡适的问题,比较深入。”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杨石先主任委员说:“我们已进行讨论张伯苓的问题。由于张伯苓先生有很长一段时间离开学校,一般教师对他不了解,我们找了几位对张了解的人讨论。”又讯:“十一月十四日晚,北京大学汤副校长召集了十三位老教授,座谈北大一贯的主导思想问题。通过老教授们的亲身体验,并着重从历来的代表人物来进行分析的结果,公认胡适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在旧学术界集反动之大成的人物。会上发言热烈,罗常培先生并联系自己思想进行批判;特别是向达先生,反映历史系小组讨论时的情况,他们对胡适的学阀作风和反动行为举出许多生动的实例,作了感人的控诉,表现了极大的愤慨。”(南按:时汤用彤已改任副校长,马寅初任校长)同年12月,《新观察》刊发了记者肖离、王真的长篇报道,报道了京津高校6000多名教师参加运动的盛况,其中小标题有“批判胡适、梅贻琦”之语。这篇报道通过媒体的转载传到胡适手中后,胡对此极为重视,在附于日记的同时,又于文中多处加着重号,表示他内心的不服气与无可奈何之情。

只是,此时的中共高层对胡适还存在返回大陆的幻想,于呼呼作响的弹头射出之际,仍暗中派周鲠生、江泽涵等胡适的亲友,从不同渠道劝其返回北京“弃暗投明”。因了这一不为外界所知的缘由,批胡运动在掀了几个波浪之后,于1952年逐渐式微。中共高层在等待胡适回心转意,反水倒戈,但胡适对大陆或明或暗投过去的信息不理不睬,且随着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协防台湾,蒋介石集团得以保全,在美隐居的胡适心气也提高了不少,越来越坚定地支持台湾蒋介石政权。这一不识抬举的做法,为中共下一轮更加猛烈的批胡运动埋下了伏笔。

再掀高潮

面对新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以美国为老大的西方阵营对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封锁与夹击越来越严重的险境,在观望中等得不耐烦的中共高层,决心向胡适重炮轰击,一举将其轰翻在地,同时将残留在大陆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流毒”全部清洗干净以稳住新生的政权。于是,更大规模的批胡运动再次引爆,其表面的导火索,则缘于一件奇特的由两个“小人物”引发的“《红楼梦》事件”。

1954年9、10月间,有两个分别叫李希凡和蓝翎的“小人物”合作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原北大中文系教授、红学家,时为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研究员俞平伯,看不到《红楼梦》伟大的反封建倾向,等等。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感到正合自己的胃口,立即指令夫人江青去《人民日报》安排转载。想不到《人民日报》的掌门人不明就里,竟胆大包天、稀里糊涂地给予拒绝。随后,李、蓝二人再次发力,指控俞平伯的思想根源是胡适的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应该彻底批判云云。此文再度引起毛泽东重视,认为要想在政治上向苏联“一边倒”,彻底清除中国人对美帝国主义的崇拜心理,就必须彻底根绝胡适作为“反动政权的忠实走狗”在思想界形成的影响。于是,毛泽东突破红学本身的是非,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壶(胡)地把矛头转向清除五四以来胡适思想余毒的批判,由此促成了在整个大陆各阶层宏大的批壶(胡)、倒壶(胡)、砸壶(胡)、摔壶(胡)等一连串的除壶(胡)运动。

此次批胡运动表面上由郭沫若、周扬两位著名“文化班头”与“奴隶总管”(鲁迅语)挂帅,但很快教育文化界人士就得知真正的授意者是毛泽东,从而更加恐慌不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郭沫若任主任,针对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艺思想、历史观等,发起了全面的、集中的、尖锐的、野蛮的炮火轰击。郭沫若一马当先,采取开会发言、与记者谈话,或亲自撰文等形式对胡适口诛笔伐。这年11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郭沫若与本报记者谈话,谓:“由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所引起的讨论,是当前文化学术界的一个重大事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这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 12月9日,《人民日报》以《三点建议》为题,再度发表了郭沫若于前一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谓胡适是:“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的代言人,他由学术界,教育界而政界,他和蒋介石两人一文一武,难兄难弟,倒是有点像双峰对峙,双水分流”,要求大家通过对胡适与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批判,“深刻检查,随时警醒”。

郭沫若的轰击通过香港等左派报刊陆续传到美国为胡适所知,胡对郭的做法开始尚摸不着头绪并有些恼怒,后来仔细想想也就明白和释然了。对于郭氏的为人,胡曾对他的助手胡颂平说过这样一段话:“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间,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的中间,徐志摩说:‘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谈古代思想问题,题目忘了),胡先生很赏识。’郭沫若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20]当年郭沫若满怀喜悦之情拿着夹肉的筷子跳起来了,而如今却非常严厉地批判起胡适来。胡适享受的待遇不再是演戏和作秀一样的被热切狂吻,而是遭到冰冷的咬噬与当头棒喝。

对于郭沫若的反复和善变,胡适有过若干次亲身领教。1947年2月,郭沫若撰文《替胡适改诗》,将胡适在抗战使美时赠陈光甫诗中的一句“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的“拼”字改作“奉”字,以此讽刺胡适奉了蒋介石之命,做了国民党的过河卒子。胡适看到这首改诗的文章后自是耿耿于怀,但也仅限于“怀”,尚没有凭借自身的影响和权力进行反击和报复。[21]学术界人士看到的是,这年5月,胡适仍慨然主张把郭沫若列入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候选人名单中,且在后来评委会审查中为郭大声疾呼,终使其过关斩将没有落选。1948年2月,郭沫若再作长文《驳胡适〈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一个月后,81名院士选出,郭沫若榜上有名。同年5月,郭沫若在香港《华商报》发表《“三无主义”疏证》一文,竟大骂胡适“无耻!无耻!第三个还是无耻!”在此之前和之后,无论胡适为其作如何亲近与大度的表示,因为政治的需要和关乎自己的利害得失,郭沫若不会对胡表示感激之情,更不会不识时务地报以好脸色。他以严厉批判的方式表示对昔日朋友的无情,似乎这样才能突出自己革命立场的坚定,并有可能得到中央当局的信任。而如今,面对跑到美国的胡适以及最高领袖批胡的指示,郭沫若的态度自是更加理直气壮与豪气万丈。

继郭氏之后,号称正宗的“马列主义史学健将”的范文澜,自然不能落后。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批胡大会上,已是62岁高龄的老范头发言道:“日寇要‘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当然非借重‘领导文化教育运动’的当今孔子胡适不可,胡适的身价当然可以涨价万倍。也许是日本帝国主义比美帝国主义聪明,看透这个奴才的不中用。不管两个帝国主义谁愚蠢谁聪明,反正胡适是一个装扮成当今孔子待价而沽的汉奸卖国贼。”[22]

在炮声隆隆、弹片横飞的讨伐运动中,迫于巨大的社会政治压力,残存于大陆的“胡适派文人”,以及学术教育文化界大小人物纷纷表态,誓同胡适彻底决裂,并把手中的钢笔或圆珠笔当做投枪、匕首,向远在大洋那边的胡适纷纷投掷而去。

胡适在《师门辱教记》序言中这样说道:

我的朋友罗尔纲先生曾在我家里住过几年,帮助我做了许多事,其中最繁重的一件工作是抄写整理我父亲铁花先生的遗著。他绝对不肯收受报酬,每年还从他家中寄钱来借给他零用。他是我的助手,又是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但他总觉得他是在我家里做“徒弟”,除吃饭住房之外,不应该再受报酬了。

这是他的狷介,狷介就是在行为上不苟且,就是古人说的“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古人说“一介”的介是“芥”字借用,我猜想“一介”也许是指古代曾作货币用的贝壳?)我很早就看重尔纲这种狷介的品行。我深信凡在行为上能够“一介不苟取,一介不苟与”的人,在学问上也必定可以养成一丝一毫不草率不苟且的工作习惯。所以我很早就对他说,他那种一点一划不肯苟且放过的习惯就是他最大的工作资本。这不是别人可以给他的,这是他自己带来的本钱。我在民国二十年秋天答他留别的信,曾说:

你那种“谨慎勤敏”的行为,就是我所谓“不苟且”。古人所谓“执事敬”,就是这个意思。你有此美德,将来一定有成就。

……如果我有什么帮助他的地方,我不过随时唤醒他特别注意:这种不苟且的习惯是需要自觉的监督的。偶然一点不留意,偶然松懈一点,就会出漏洞,就会闹笑话。我要他知道,所谓科学方法,不过是不苟且的工作习惯,加上自觉的批评与督责。良师益友的用处也不过是随时指点出这种松懈的地方,帮助我们自己做点批评督责的功夫。

尔纲对于我批评他的话,不但不怪我,还特别感谢我。我的批评。无论是口头,是书面,尔纲都记录下来。有些话是颇严厉的,他也很虚心的接受。有他那样一点一划不敢苟且的精神,加上虚心,加上他那无比的勤劳,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会有良好的学术成绩。

……尔纲这本自传,据我所知,好像是自传里没有见过的创体。从来没有人这样坦白详细的描写他做学问经验,从来也没有人留下这样亲切的一幅师友切磋乐趣的图画。[32]

 

师友切磋乐趣的图画当然是美好的,惜这图画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幅因时而易,随时可以按不同意志与思想涂抹的颜料布。当批胡运动到来并呈“短兵相接”之势时,这幅乐趣图中的人物也跟着变形改色了。

为表示对中共的忠心和“批胡”立场,大彻大悟的罗尔纲于1955年抓住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千载难逢的契机,毫不犹豫地向昔日的恩师、今日的敌人胡适掷出了手中的投枪。罗氏说道:“人民给我以光荣,我得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使我发生无限的感想。”随着这个感想而来的,是亲身体会与顿悟:大革命失败后,我来到上海,“转学到当时胡适做校长的中国公学去。那时候,我正徘徊在人生歧路上,我选读了一门庄子课程,这一部反动哲学,就首先把我拖到幻灭的泥坑去,使我造成了虚无的人生观和宇宙观,一直支配了我的半生。不久,中国公学毕业了,我到胡适家去做他的私人书记。我又中了胡适反动学术思想的毒,也一直支配了我的半生。庄子给我的毒,一句话说完,就是使我不辨是非,使我没有爱憎,使我感到一切虚无,使我成为行尸走肉。胡适反动学术思想给我的毒却是一言难尽”。接下来,罗尔纲列举了胡适流毒的案例与铁证:

他教我写历史必须超政治超阶级,站在“客观”的立场,不偏不倚,方配做历史家。我受了他的欺骗,一九三七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纲》便是照他所说的立场写的。胡适看见了这部小书,他还大大冒了火,把我大骂一顿,说我只表扬太平天国的光明面,没有说到太平天国的黑暗面。我当时受了他的骂,不但没有反感,而且以为自己是有违师教。所以到六年之后,我到桂林去,有一间书店要我写自传,我就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师门辱教记》叙述这一件事。我为了追求胡适荒诞的客观立场的标准,竟使我多年无法去写我计划中的太平天国史。今天回想起来,当年中毒太深,是到了怎样的地步。由此也就可知我所以把汉奸曾国藩的《讨粤匪檄》与太平天国起义三道革命檄文并列,称曾国藩为反革命的英雄,与革命的英雄忠王李秀成等量齐观等等荒谬的看法是必然的了。

或许,罗尔纲认为仅仅这一“铁证”,尚不足以撂倒胡适思想和理论,于是再接再厉,又相继列举了胡适“为考据而考据”流毒,谓“胡适本人一切考据都是有目的的考据,他自己并不是‘为考据而考据’,但他为了要青年人逃避政治沉埋到故纸堆中去,所以他教人‘为考据而考据’”。但胡适的考据“是从唯心论出发‘大胆的假设’,他解决问题并不是如他自己所说的‘小心的求证’,而实在是‘大胆的发挥’”。又说:“胡适的考据,一般说来都是证据不够的,越是他自命得意之作证据也就越少。例如《醒世姻缘传考证》是胡适自以为得意的一篇考证,他看了现代人写的一部笔记说《醒世姻缘传》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做的,他就提出了假设,从而大胆地去发挥,就作出了结论。严格说来,在这一篇考证中,连一条直接的证据都没有。”[33]再之后,罗尔纲又列举了胡适“超政治超阶级”等荒谬、反动的思想观念,最后终于明白了历史是一种“阶级斗争的科学”,以及党和政府领导的无比正确。谓自己经过各种学习和改造,终于挣脱“胡适思想”的桎梏,被从虚无幻灭的泥坑里拉了出来。

被拉出来的罗尔纲上得岸来,把投枪掷向胡适的同时,也对自己过去的人生进行无情的鞭挞和斥骂,他满含深情地感慨道:“这是如何不同的两个人生呵!一个是灰冷的、虚无的、无可奈何的人生;一个是热爱的、满怀信心的乐观的战斗的人生。两个不同的人生绘出了中国两个不同的时代:在旧时代里,革命向反革命进行斗争,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参加了革命,反动的知识分子投到反革命的泥坑,而我这样的一个落后的知识分子却变成了行尸走肉;到了今天的时代,在毛泽东光辉的照耀下,只要你要求进步,就连同我这样的一个活死人,也恢复了青春,充沛了生命的力。”[34]

罗尔纲这篇满含革命激情,内容思想均属上乘佳构的发言文稿,以《两个人生》为题,于1955年5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此文于五四青年节这个特殊的节日刊发,充分体现当局刻意策划安排,之间包含着更深层的政治意义。尚未行动或正在观望的其他同类人物,见白纸黑字写过《师门辱教记》的作者罗尔纲,如今亲自赤膊上阵向他的恩师胡适开起火来,并在青年节亮相于广大民众面前,胸中亦“豁然开朗”。同当年罗尔纲在南京尊奉胡思杜为老师一样,胡适的各色门生故旧也开始奉罗尔纲为老师,纷纷举起投枪、匕首向远在大洋那边的老匹夫胡适掷去。

当此之时,胡适的另一个学生、抗战期间毕业于北大文科研究所,对佛教颇有研究的任继愈(南按:后出任北京图书馆馆长),按照“老师”罗尔纲的路数,借胡适对禅宗史“研究的谬误”加以指斥道:胡适“为什么在《神会传》中费了这样大的力气把神会捧到九天之上,说他有‘伟大的功勋,永久的影响’?首先,因为胡适在巴黎和伦敦抄回来了一些关于神会的著作,如果把神会捧得愈高,他‘发现’神会的功劳就显得愈大。其次,神会是政客式的和尚,这一点和政客式的‘学者’胡适臭味相投。胡适欣赏‘神会的手腕高超’,‘神会真是南宗的大政治家!’再次,胡适特别佩服神会在佛教争正统的争吵中使用的‘战略、战术’高明,和他的主观和‘大胆’。”又说:“在这些说明里,他所醉心歌颂的只是神会‘有手腕’、‘政治家’、‘大胆’、‘先声夺人’等不顾事实,拨弄是非的手法。这些手法恰恰就是胡适自己一贯采用的考据和研究‘学问’的方法。”[35]

在罗尔纲、任继愈等人的影响和郭沫若等中科院领导人的诱迫下,1955年,时任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在这年的《考古通讯》第三期发表了《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一文,文中列举了胡适的多条罪状,如第四条:“垄断材料,囤货居奇,这是反映了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恶劣作风。”第五条:“宗派林立,学阀称霸。胡适傅斯年辈学阀,是以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作为地盘的,成为一种排他性的宗派。像军阀一样,他们虽时常打算扩充地盘到别人的势力范围中去,但自己的地盘是决不容他人染指的。这种风气也传染到考古工作中去。”

深受胡适思想和治学路数影响的夏鼐,这个时候可能仍记着胡适教导的“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严谨求实的治学为文精神,在列举了几条罪状的同时,也不忘穿插进几个典型事例加以佐实。如“胡适自己对于考古学是外行的。在他的著作中,只有一条关于考古学具体问题的意见。他在《古史辨》第一册中说:‘发现渑池石器时代文化的安特森疑商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新石器时代),我想他的假定颇近是。’(第200页)这不仅表示他对于考古学的蒙昧无知,并且也充分地表现他的买办阶级的崇拜外国人的思想。但是,胡适过去三十多年在中国历史学上是起着统治作用的,他所散布的毒素是很严重的。”又说:“因为胡适当时通过了他的门徒傅斯年控制了这个研究所”,所以胡适所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实用主义考据方法,“在考古学上也产生了极恶劣的影响”。

对考古学是外行的胡适,“只有一条关于考古学具体问题的意见”,可供批判的毒素实在不多,夏鼐就不得不拉上“胡适的打手”傅斯年陪绑。毛泽东早在1949年就已将胡适、傅斯年、钱穆等三人定性为“反动文人学者”的代表,这次夏鼐来个拉郎配,似是一件合情、合理又合“天”的事情。此时在台湾的傅斯年早已登了鬼录,成为不折不扣的、比纸老虎还差一个级别的“死老虎”,夏鼐不再有任何顾虑。为此,夏进一步列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个案加以表明:“例如安阳小屯殷墟发掘的初期,只因为先有了一个‘殷墟文化层是由洪水冲积而来’这一‘大胆的假设’(《安阳发掘报告》第1册),于是便搜罗了许多不可靠的所谓‘证据’来证明这假设。经过了他们的拗曲,层基的夯土成为大水冲积的淤土,夯土的锤痕成为波浪皱纹,柱础的大卵石也认为是大水运送来的,还绘出一幅甲骨漂流冲积图,甚至于一个墓葬中的尸骨,认为‘最可证明这洪水经过的事实’,‘他那张口喊救的样子还可看得出来’。描述淹死的幼童张口喊救,虽觉很生动活现,但宋人的《提刑洗冤录》便已知道生前溺水尸首是‘口合,眼开闭不定,两手握拳’。纵使临死时曾张口喊救,冲进去是带泥的水,不是硬物,溺死后筋肉僵化收缩,一定合口握拳。又如发现了一个刻辞的头骨,先大胆地假设他是麟头,然后由书本中搜集了许多关于麟的材料,一写便是洋洋三万余言的《获白麟解》(《安阳发掘报告》第2册),好像是凿凿可据。后来经生物学家鉴定,这兽头原来是牛头,和麟完全无关。我也知道,原作者后来也都承认自己的错误,但并未认识到这些便是胡适的实用主义‘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方法的流毒。”

 

夏鼐在文章中所说的《安阳发掘报告》,与后来成为业内笑柄的“殷墟漂没说”、“安阳获麟说”,[36]都是当年李济与董作宾等人亲自发掘并提出的见解,与傅斯年没有直接的关系,与胡适更不沾边。夏鼐毕竟是夏鼐,他既要找到批判的证据材料使文章不至于流于空泛的口号,又要遵照心中的道德观和文化良知,不想佛头抹粪,让李济、董作宾等与此有直接关系的师辈人物难堪,故出此下策,以缓解最高指示和来自郭沫若等人的压力与胁迫,借此应付过关。尽管张冠李戴,但毕竟傅斯年也是自己的师辈人物,且堪称是自己受益终生的良师,夏鼐作此文的内心挣扎与痛苦可想而知。不过,随着思想“洗澡”不断深入与制度化、长期化、激烈化,许多事情就不是夏鼐所能控制和凭着“聪明”与“和稀泥”蒙混过关的了。在随后的日子里,被钱锺书夫人杨绛称为“洗澡”的人数越来越多,胡适、傅斯年、李济等人在各种场所和报刊不断遭到“愤怒的革命群众”火药味十足的口诛笔伐也就成为必然。透过当时的报刊,可以见出学术文化界在批胡运动中,涉及面之广、之大、之深。如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在批判中历数了自己所属的“南高东大”(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集团,对胡适集团的斗争。说:“这一个集团特别把北京大学一个集团中的傅斯年、汪敬熙当作敌人,眼光很不差,这两人不但是过去学术界的恶霸,而且已经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但在自己阵容里面,也有反革命分子如张其昀其人者。”又说:“在反动政府时代,中央研究院每逢举行评议会,假如没有胡适之来出席,就觉得扫兴。谁能够同胡适之多握几秒钟手,多谈几分钟话,就会觉得体面,人家看见了还要眼红。而胡适之和蒋匪介石一样,同是美帝国主义的臣妾呢!”[37]

胡适的学生辈人物,北大历史系教授周一良,针对胡适提出的历史“铜钱说”,批判道:“我们都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的。而胡适却认为历史是一些彼此孤立、不相联系的个别史实,犹如一堆铜钱,你怎样摆弄,它就被摆弄成什么样子。这就是说,历史的发展不但无规律可言,而且历史的真实性也根本不存在。”[38]在北大历史系召开的一次批胡、倒胡座谈会上,胡适任北大校长时的秘书邓广铭,对胡的学术研究更加细化地挥刀切割道:“试看他搞了好多年的《水经注》问题,而始终只是纠缠在书中某字为戴震所改动,某字为赵一清或全祖望所改动的问题上,既不是要恢复《水经注》的原始面貌,更不是想从此进而研究古代的地理,连赵一清、全祖望等人整理《水经注》的意图尚不能及,谈什么‘大处着眼’呢?”[39]继邓之后,在昆明、李庄时代的北大文科研究所学生张政烺接着起身历数胡适的罪过:“胡适是政客,是反动的宣传鼓动家,从来都不是什么学者……我在北大上学时,本来是瞧不起胡适的浅薄无聊、吹牛皮和政客作风,从来没上过他的课,但在考证小说这一点落后思想上却统一起来了。”[40]见向来与胡适亲近并深受对方厚爱的学生周一良、邓广铭、张政烺等辈,都不顾旧情,纷纷站起来,满脸苦大仇深状进行“灭祖”行动,早年毕业于燕大,原本与胡氏没有多少瓜葛,时任教于北大历史系的齐思和,也就感到没有什么好客气的了,于是紧随邓广铭之后又补了几刀:胡适说“商代是石器时代”、“屈原并无其人”。在他眼里,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争气”的民族,因之遂得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卖国结论。

见小子辈都争先恐后地向老师抡起了铮铮铁拳,向达、冯友兰等老字号人物,自然不能坐视其功,也纷纷蹦将起来向胡适的影子猛踹几脚。向达认为胡适“其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唾弃祖国,认贼作父,麻痹青年,逃避现实。”[41]而冯友兰则指斥胡适处于对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政权的恐惧,胡说什么“汉帝国的创立者都是平民,刘邦是个不事生产的无赖,萧何是个刀笔吏,樊哙是个屠狗的。……其中只有极少数的人,如张良、陈平是受过教育的”;“这一班乡下人统治下的政治,确实有点可怕”。[42]在向达与冯友兰一阵拳打脚踢之后,胡适的好友、著名经济学家,时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吴景超,为显其能而另辟蹊径,居然刨坟掘墓,把胡适的母亲从棺材里拎了出来。吴说:“他的母亲,在十七岁时,违背了父母的意志,嫁给比她大三十岁的人做填房,为的是要享一下官太太的滋味……胡适,过去是我的朋友,今天是我的敌人。我要坚决与胡适所代表的一切进行斗争,不达到最后的胜利,决不罢休!”[43]

在号角阵阵,险象环生的氛围中,大多数学界中人为求自保,不得不拿起投枪匕首向胡适的影子猛刺开来,一个新的高潮再度掀起。

本文摘自《南渡北归·离别》,岳南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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