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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毛泽东点透“四人帮”:我死了江青要闹事

 

毛泽东(资料图)

1979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在代表中央发表国庆30周年讲话时,第一次权威地陈述了解决“四人帮”领导者的概念:“1976年10月,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执行全国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继而,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行了充分的说明:“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后来,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国史通鉴》概括两方面的表述,如是说:“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而笔者认为,更为丰富和更具有内涵的看法,是邓小平在事后回答著名记者法拉奇提问时的一句话:“这是集体的力量!”

毛泽东点透“四人帮”为起事之本

“将来的事只有天知道!”1976年夏日的一个夜晚,病中的毛泽东向在他身边值班的几位中央政治局成员发出感叹。

这位忧国忧民的开国领袖,在风蚀残年的感叹中,道出了中国政治正面临着历史的砺炼……

“文革”后期,中共中央上层的确存在着两种势不两立的政治力量:一边是以老同志为代表的务实派,一边是以“四人帮”为主的造反派。

1974年7月,毛泽东不得不带病主持一次特殊的政治局会议。他对与会的政治局委员说:江青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接着,毛泽东指着江青说道: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上海帮”的概念。他同时严肃地告诉从上海来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

毛泽东一生对宗派主义深恶痛绝。对王明和张国焘等宗派主义他没放手,建国后对高岗、饶漱石的宗派主义又重拳出击。为什么没有马上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一则是有其理论上的问题,二则是有其依赖性。就其问题的严重性而言,也早该进入了要解决的范畴。

 

有一种说法,认为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主要是对亲者严、疏者宽,有一种家长“帮妻教子”式的批评。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实际上,毛泽东在晚年对江青的问题思考得很多,而且在其他场合也比这次要讲得重,讲得远:

1967年9月下旬,毛泽东与江青进行了一次诚恳地谈话:“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不能让别人骂为夫妻党。我看,你权力越来越大,捧你的人越来越多,这不是好现象。我要求你尽量少出风头、少讲话、少以你名义批东西。”

1974年11月,毛泽东告诫江青:“人贵自知之明!”

四届全国人大前夕,毛泽东又说:“江青有野心。她是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当党的主席。”

1975年初,毛泽东说:“她看得起的人没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我也不在她眼里。”“我死了她要闹事……”

这些话虽然是毛泽东的只言片语,但却是他一贯的忧虑。不仅对江青这样,对其他几个江青的同伙也是如此。

1975年12月24日,毛泽东就严肃教育了王洪文。

那天,王洪文受“四人帮”之托到长沙告周恩来等人的“罪状”,毛泽东当面批评了这位年轻的中央副主席:“你们不要搞‘四人帮’,搞宗派是要摔跤的。”他讲了党的历史上的例子,苦口婆心地教育王洪文不要与其他3个人搞小宗派。

毛泽东这一次批评很严厉,并要王洪文为此写出检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清查人员在王洪文住处找到了这份检查原件:

……这两天来我认真地回忆了自己所犯的错误。

 

主席发现以后曾多次指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们不要搞上海帮”。我没有坚决按主席批示行事。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时不是和政治局多数同志商量,研究解决问题,而只是找少数几个同志。虽然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主席在离京前政治局会议上又指示,“你们不要搞上海帮”。以后又有同志找我来议事我自然顶不住,因此就犯了错误……

次年初夏,毛泽东经过10个月的休养返回北京,就此问题再次批评了“四人帮”:“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还要搞?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读者会发现,毛泽东指出这个问题一次比一次严肃,他搬出了解决林彪问题之前反复强调的“三要三不要”,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由于历史的局限,毛泽东没能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即撒手人寰。在临终之际,他作为一代“导师”,面对自己的“学生”——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几个担任常务看护的政治局委员发出感叹: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80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语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

“我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他在一阵喘息之后说,“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在对自己盖棺论定后,他就开始忧心“接班人”和交班问题:

“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哦!”

毛泽东至死没有解决好“接班人”问题,也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但他预见到了未来将会出现的两个方面。他选定了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并多次对“四人帮”进行批评,深刻地提出要解决这几个人的问题,对其表现、性质和解决时间都有明确的指示。他虽然不能看到历史的结局,但他的思考和安排,无疑有助于人们对阴谋家的认识,同时也为粉碎“四人帮”埋下了伏笔。

由此观之,毛泽东可谓发起和提出解决“四人帮”的第一人。

 

邓小平与“四人帮”针锋相对可谓先锋

邓小平从第二次复出时开始,就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然,由于他对“四人帮”的触及同时也触及到毛泽东晚年“继续革命”的理论,斗争只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在1975年4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又同“四人帮”发生了交锋。由于江青等人无理取闹,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上海帮”进行了严厉地批评。会议结果可想而知。

5月3日,毛泽东自去年7月17日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之后,针对宗派主义尚未得到遏制的问题十分恼火,指示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对“四人帮”进行批评。

在随后召开的5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理直气壮地对江青一伙搞的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等人这三件事进行质问:“倒是要问一问,为什么钻出这三件事?”并说:“不搞掉派性不行。”

他义正辞严地说:“你们批周总理、批叶帅,无限上纲,提到对马列的背叛,当面点了那么多人名,来势凶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事就那么雷厉风行?!”

邓小平进一步阐述了会议主题,指出: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讲话精神召开的,要“三要三不要”,首先政治局同志要做到。主席多次批评宗派主义,搞“四人帮”。他问我们讨论得怎么样,有没有结果,要我们好好讨论讨论。

针对“四人帮”辩解在此之前“4月27日会上讲话过了头”,是他们进行“突然袭击、围攻”等色厉内荏的谬论,邓小平当场回击道:

“我看连百分之四十也没讲到,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说不上突然袭击、过头了!”

6月3日,中央政治局继续上一次议题召开会议……

邓小平主持召开两次政治局会议,把批评“四人帮”作为中心议题,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当面质问和批评,这不仅是“四人帮”进入政治局以来没有过的事情,也是“文革”9年来前所未有的事情。会议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健康力量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反击。无疑,邓小平担任了反击先锋。

 

经过这次面对面针锋相对的斗争,江青不得不妥协,并代表“四人帮”于6月28日写了一份检讨:

主席、在京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思想触动很大……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获悉政治局两次会议情况,并听说了江青的检讨后,毛泽东很高兴:“好呀!这个会开得很好!就是要斗一斗她,她是从来不接受批评的!”

邓小平在与“四人帮”作斗争的同时,还要致力于解救国家于危难的全面整顿。而就在邓小平等人大刀阔斧、坚决推动全面整顿之时,“四人帮”加紧了利用毛泽东晚年的失察抢班夺权的步伐。他们收集材料,罗列罪名,打击健康力量。

此时,病重的毛泽东,根本上是希望双方能妥协,进行合作。很快,作为中央联络员的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加入了“四人帮”的行列。他禀承“四人帮”的意图,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生产斗争“三项指示为纲”变成了一条,即“以生产斗争为纲”……

这些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这位视“文化大革命”为杰作的伟人,感到选错了“接班人”。在1976年清明节群众自发地借怀念周总理、向“四人帮”宣战的“四五”运动中,“四人帮”借此诬陷邓小平为翻案的“总后台”。而所谓的“邓小平翻案”,使毛泽东大怒,从而造成了邓小平的第三次被打倒。

意味深长的是,毛泽东虽然拿下了邓小平,但仍保留了他的党籍。而且,他并没让“四人帮”得势。他在一个特定场合谈起“接班人”问题时,对“四人帮”中的任何一个也未提起,同时对老同志也未纳入考虑。最后,他选择了平和、朴实和厚道的华国锋……

邓小平“靠边站”了。尽管粉碎“四人帮”时他不在其位,尽管他身处逆境,但他信念坚定,为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未完待续)

来源:党史博览

文章来源:http://history.stnn.cc/reveal/2019/0427/63233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