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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王”柯庆施“暴死”之谜 差点取代周恩来

 

柯庆施(1902年7月24日——1965年4月9日),安徽歙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在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历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抗日战争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边区民政处处长、财经办事处副主任、石家庄市市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市市长、江苏省委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65年4月9日在成都逝世;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八届五中全会增选)。

柯庆施于1954年秋由江苏省委调上海,接替陈毅主持中共上海局,至1965年4月去世,前后整整10年。柯庆施出任上海一把手伊始,面临的是两件大事:一是1955年4月全国党代会期间发生的“潘杨事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和公安局局长杨帆被诬为“内奸”;另一件是紧接着发生的“胡风事件”。这两件事均系毛泽东的决断所致。这两件大事对上海影响很大。

柯庆施刻意挽留奉调《人民日报》的张春桥,使之成为自己的类似政治顾问一类的角色;柯庆施极善揣摩领袖的心态,长于从领袖的言论中领悟其意向和思路,以得风气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阐发,这又有赖于擅长舞文弄墨的张春桥。

说到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鼓吹,人们总以为林彪或康生为始作俑者,然而拔头筹的却是柯庆施。

左起:柯庆施、周恩来、毛泽东

左起:柯庆施、周恩来、毛泽东

柯关于“迷信”和“盲从”的名言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谈及个人崇拜问题,提出了“两种崇拜”的观点。他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其实,马克思主义是反对一切个人崇拜的,根本不存在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两种崇拜”观本身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然而,就在这次会议上,“凡事‘左'三分”的柯庆施“紧跟”毛泽东,说出了这么一段“名言”:“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们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正可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柯庆施如此献媚取宠的话,居然博得了毛的欢心。曾任毛泽东通讯秘书的李锐告诉笔者,当时他听了柯庆施的话,感到非常震惊。(2010年5月13日笔者在北京采访毛泽东秘书、94岁的李锐老。)

 

就吹捧毛而言,柯庆施其实比林彪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正处于“大跃进”岁月,柯庆施还有一句“名言”:“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正是这一类“大话”,刮起了1958年的浮夸风。

就在成都会议之后两个月──195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五中全会,经毛泽东提议,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为政治局委员。

也就在这一年,张春桥经柯庆施提议,晋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据陈丕显之子陈小津告诉笔者,柯庆施那句“名言”,其实是当年陈公博对汪精卫说的,周佛海在抗战前曾吹捧汪精卫说:“相信主义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做到盲从的程度。”柯庆施只是把“汪主席”换成了“毛主席”而已。陈小津以为,这样的话只有张春桥才可能知道,提供给柯庆施。

柯庆施千方百计取悦于毛,陈云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1980年11月,陈云两次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的胡乔木等人谈起毛泽东,提到了柯庆施: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中间坐着的就是柯庆施

中间坐着的就是柯庆施

因善于揣摩领袖心思成为“政治明星”

1956年周恩来、陈云力主反冒进,而毛泽东对此颇有微词。柯庆施很快揣摩准了毛泽东的意图,于是在1957年底召开的中共上海市一届二次会议上,柯庆施作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备受毛泽东青睐。《人民日报》在1958年1月25日将长达3万字的该报告的第一和第四部分全文转载,并加长篇按语。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措辞严厉地批周恩来、陈云力主的反冒进。他取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将周恩来的军:“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除了检讨,周恩来别无选择,用与会者李锐的话说,柯庆施成了南宁会议的“头号标兵”,65岁的毛泽东在讲话中屡称年仅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

当外界盛传毛泽东一度想用柯庆施取周恩来而代之的时候,心细如发的周恩来在给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文字中,婉转地提到担任总理职务是否合适的问题,但以周恩来的才干和威望,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明确表示,没有必要改变周恩来的总理职务,柯庆施自此也明白了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这位封疆大吏认准了一条:紧跟毛泽东就是“胜利”。这一条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再次得到验证。

 

庐山会议上本来是要纠“左”的,参会者都准备的是纠“左”的材料。但柯庆施以特有的政治敏感,把握到领袖的脉搏。星夜派人下山去上海取批“右”的材料。在21日的华东组会上,张闻天系统而深刻地分析了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柯庆施以主持者的身份,不断责难张的发言。果不其然,23日,毛泽东召开全体大会,对彭德怀等人严厉指责,发出“反右倾”的号令。

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江青以毛泽东的“文艺哨兵”自居,开始染指文艺界。无奈她在北京确实吃不开,不用说彭真不把她当作一个人物,周扬等人也不愿曲意逢迎。落落寡合的江青在上海则如鱼得水。柯庆施已经从毛泽东注意力的转移中,领悟到江青的重要性。他让自己的心腹张春桥成为江青的左右手,江青也视上海为“基地”。 1964年10月6日,由周恩来、贺龙和柯庆施陪同,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是一个重要的迹象。果不其然,在不到3个月之后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首次会议上,柯庆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在16位副总理中,位居第六,在同是政治局委员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之前。

“暴死”之谜

但是这位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却在1965年下午忽然在成都暴死。他的死在一年后引发各种阴谋论的猜测。西南的红卫兵造反小将抛出“重磅炸弹”,揭指是“贺龙和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狼狈为奸,勾结起来,共同谋害了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弄得举国上下一片哗然。中央也成立了“柯庆施谋杀专案组”,负责人由张春桥亲自点将。

经过反复调查,专案组认为柯庆施猝死的经过是这样的:1964年,医生发现柯庆施患肺癌,由上海华东医院切除了致癌肺叶。此后,柯的身体已很虚弱,但这一切都是当时的“绝密”。

1965年春,应正在成都疗养的贺龙元帅和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之邀,柯庆施于3月13日到成都。

4月5日是清明节。这天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领导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出面设晚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贺龙和柯庆施都是宴请的主宾。

这种宴请通常都是主宾双方和夫人共桌。临开席不知谁提议:今天的晚宴男女宾分桌,大家一醉方休。此提议一出最受男宾欢迎,于是立即安排夫人们另开一桌,柯庆施的夫人被安排到女宾席。为此柯庆施高兴异常。原来柯夫人知柯庆施有病,宜吃清淡饮食,忌油腻、烟酒。遵医嘱,她平日里对柯庆施的饮食生活管束甚严。这晚柯庆施偶得“解放”。又逢老友,真有点“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氛围,大家尽兴而饮,一醉方休。宴会从下午6时开席,至晚9时许才尽兴而散。

柯庆施回到招待所,看了些文件,临睡还吃了一把花生米,食欲极好。几小时后,大约午夜12时多,柯庆施腹痛,柯的保健医生胡允平当即赶到作了常规处理,一直到凌晨2时,病情不见缓解。胡允平立即给上海专管高干治疗的华东医院挂长途电话,向薛邦祺院长汇报了柯庆施的病情。到清晨,眼看柯庆施的病情继续加重,连秘书也慌了神,便直接给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打电话,要求火速派上海的高干医护人员到成都诊治。这时,虽然柯庆施身边围满了四川方面许多优秀的医生,但柯庆施自己和家属却更信任上海的医生。 中午时分,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领着上海一流的医护组赶往成都,立即投入会诊、抢救。

可是虽经几天的努力,依然无效,柯庆施于4月9日下午6时30分死亡。柯庆施暴死实际上是因为本身身体不好,又饮酒过量,临睡前又吃了不少油炸花生米,引发急性出血性胰腺炎所致。 如果柯庆施真有取代周恩来之心,大概也会发出“既生亮,何生瑜”之叹了。

倘若假以时日,柯庆施必将受到毛泽东更大的信任,只是天不遂人愿,自1964年春发现肺癌并手术切除后,柯庆施便在病假疗养中,延至次年4月9日终于不治。

来源:中华网

文章来源:http://history.stnn.cc/reveal/2019/0611/64345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