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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脱共”内幕:他为什么要背叛中共?

 

张国焘与毛泽东在陕北(资料图)

抗战伊始,一声政治惊雷在风云变幻的时空中炸响,且毫无征兆——这就是中共重要领导人张国焘脱离共产党,投向国民党的政治事件。

按照惯例,1938年的清明节也是共同祭扫黄帝之时。国民党中央这次派出的代表为西安行营主任、中央执监委员蒋鼎文,而中共需有相应级别的官员陪祭。

至于中共为什么派张国焘作代表,尚未见到相关记载,可能是他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行主席职务)的身份所致,张自己的回忆也提到这一点。

张国焘那时并不忙碌,他颇为自得地说:“我那边区政府主席的职责,伍修权代理得相当顺手,他很少来麻烦我。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能安静的设计走自己的道路。”(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3册第430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张国焘这次祭扫的随行人员有他的陆秘书、警卫员张海和一个警卫班,他们合乘一辆大卡车,经甘泉、鄜县、洛川到达中部县。

4月5日清明节,蒋鼎文会同省政府主席孙蔚如、省党部负责人任觉伍等到达中部县。蒋、孙、张三人站在前排居中位置,由蒋鼎文在黄帝陵前宣读祭文。

祭祀仪式完毕后,张国焘对随行人员说:“你们先开车回延安吧,我还要到西安去,有事找林主席商量。”根据张国焘的警卫员张海回忆,他当时很焦急地对张国焘说:“毛主席不是说了,叫你扫完墓就回延安吗?”然张国焘不予理睬,祭扫一毕,即将准备脱离共产党的意向略告蒋鼎文,然后与蒋同乘一辆小汽车驶往西安。张海以护卫张国焘安全之名,设法搭上蒋鼎文警卫人员的大卡车,虽然略迟到达西安,终还是在西京招待所找到了张国焘。张海“看到他(张)鬼鬼崇崇的行动,很生气,就产生了怀疑,心里想:张国焘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为什么到西安又不找林伯渠主席,又不到我八路军驻西安的办事处,却住在国民党的高级招待所呢?”(张海《横眉冷对,英勇无畏》,载《周恩来总理八十诞辰纪念诗文选》)

 

蒋鼎文将这一重要情况电话报告蒋介石。蒋介石问了大概,要蒋鼎文速通知戴笠安全护送张国焘到武汉来见他。于是张国焘在特务的严密保护下抵达武汉。中共代表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李克农闻讯后亦先后而至,苦口婆心劝导张国焘返回延安,不成。4月11日,张国焘打电报给毛泽东、张闻天:“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次日,毛泽东等五人联名给张国焘发去劝告电文:

国焘同志:

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然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

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转引路海江著《张国焘传记和年谱》第17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

张国焘4月16日与蒋介石相见,毛泽东则在这天下午再次电劝,诚恳希望张早日归来,一切事情均可商谈。哪知在次日,张却发表公开书面声明,宣布脱离共产党。几番电文往来,毛泽东知张国焘脱离中共之心已坚,乃在4月19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决定开除张党籍。

张国焘为什么要背叛中共呢?时任陕甘宁边区秘书长的伍修权在其回忆录中有所涉及:“由于统战工作开展,林(伯渠)同志受中央委托去西安代表我党中央进行统战工作,边区政府主席职务就由张国焘代理。我被任命为边区政府的秘书长……其中也确有这么个含意,看张国焘是否搞鬼”,“他对我也一样,彼此互相戒备,心照不宣。张国焘对工作很不起劲,不大管事儿。”(《中共党史资料》第2辑第192页)

而张国焘则说:“说到抗日,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当参加的,根本不分共产党与否。中共作为一个组织,可以与国民党合作抗日,我单独行动,也可以与国民党及全国同胞合作抗日。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种种约束,人们还可以完全站在民族大义上发挥他们的抗日力量。……寻找最近的机会离开延安。这虽是一次冒险,可是心情感到特别轻松。我对延安的一切已不关心,每天再三考虑的已是如何能实现我的决定。……这一次的祭礼是由国民政府特派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主祭。我以边区政府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在抗战后的第一年,这种祭礼显有奋发民族意识的作用,我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共,虽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义。”

 

至于张国焘投向国民党的方式和时间,蒋鼎文的回忆也有所提到:

张国焘的出奔脱离共产党是民国二十七年四月间的事。那年中央派我主祭黄帝陵寝,中共也派代表张国焘代表中共中央陪祭。某日黎明我起身不久,忽然进来一个人,跪下向我求救,自称是张国焘,要我保护他的生命安全。我身当方面之任,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一面予以抚慰,一面打电报给戴雨农,由戴雨农把他接了去。(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第9期第59页)

5月2日,张国焘发表的《告国人书》称:“本人于四月初自肤施到达西安时,适得读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认为深合国家民族之迫切需要,而其吁请全国人士共同奋斗之至诚,亦复溢于言表,尤深感动。”张国焘认为共产党仅是形式上改编红军,取消苏维埃,实际上“保存实力,保持边区政府与某些游击区域的特殊地位,以图发展……抗日合作不过为达到此目的之宣传手段”。这些话由他说出来,起到了对立彼方无法起到的作用。

张国焘初到西安之日,与蒋鼎文作了一番深入长谈,提供了现时中共对付国民党的相关政策和手法。

为消除张国焘出走的负面影响,中共果断采取相应措施,毛泽东特别重申组织纪律:

(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要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来源:人民网

文章来源:http://history.stnn.cc/reveal/2019/0625/64695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