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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精心制造一颗“原子弹”置罗瑞卿于死地?

 

胡耀邦(左五)、罗瑞卿(左六)、刘亚楼(右二)等抗大干部合影

关于刘亚楼将军临终前说的“四条”,虽然“死无对证”,但据说上面有“刘亚楼”的签字,虽然人们半信半疑,但这个“四条”在无中生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林彪、叶群就是据此向罗瑞卿发起进攻的。那么这个“四条”究竟有没有?如果没有又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呢?

作家许晨对此事作了调查,写有一篇长文(载《浩劫初起》:《空军上将刘亚楼遗言之谜》,团结出版社),其中写道:

历史选择这两个人主持操办刘亚楼的后事,不是偶然和盲目的。他们一个国防部长(林彪),一个总参谋长(罗瑞卿),都是负责军队事务的,此乃分内之事。但由于脾气性格、作风气质、人生追求大相径庭,他们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摩擦、碰撞以至冲突了。与他俩都相熟、刚刚去世的刘亚楼,自然成为林彪手中一张可以致对方于死地的“王牌”……

公祭大会之后,刘亚楼的骨灰盒由他的子女捧着,在数百名解放军战士的护卫下,移至八宝山革命公墓。至此,追悼刘亚楼的活动告一段落,善良的人们以为:从此刘将军的英灵大概会安静下来了。

然而,非也……

料理完丈夫的后事,翟云英回到家里,感到到处都是空空荡荡的……

几位热心肠的老大姐,邓颖超、林月琴、薛明、郝治平等,十分理解此刻翟云英的心情,纷纷前来看望她和孩子们,劝慰她节哀保重……

这些宛如一股春风,给翟云英冰冷的心中增添了些许暖意。可没想到,那位一直对刘家恭敬有余的空军二把手吴法宪却弹出一个不和谐音。

葬礼刚刚结束,吴法宪派他的秘书何汝珍来找翟云英:“吴政委说了,送灵的人准备回去,是不是在你家搞一个小宴会,请请他们?”当时,上海空四军政委江腾蛟等人陪送骨灰到京。

翟云英尚沉浸在失去丈夫的悲痛之中,一家人几天来都吃不下饭,哪有心思请客?一口回绝:“我们家死了人,又不是办喜事。请客不是有招待所嘛!……”

“那……”话不投机,何汝珍又转弯抹角谈起另一件事:“翟医生,我听说刘司令病重时给你说过,将来空军让吴政委挂帅,是吧?!”

“我没听说过。这么大的事情由中央研究决定,哪能个人乱许愿。”

这位善于逢迎的何秘书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去。同时也为翟云英将来的厄运埋下了伏笔。“文革”中,翟云英以“莫须有”的罪名蒙难,这个抱上吴法宪粗腿的何某人专门跑到门诊部,恶狠狠地上台批斗:“翟云英一贯反对吴司令当空军司令……”

身材臃肿的吴法宪,见到翟云英及刘家的孩子们,还是一脸笑纹,只是功夫大减,不像过去那样经久而不衰了……这是一个颇为奇特的人物:敦厚与奸诈、聪明与愚蠢、胆小怕事与狂妄自大,在他身上十分鲜明地混合在一起。

吴法宪这样一个人,不能说他没有为人民做出过贡献。尤其在担任空军政委期间,表现出少有的谦虚、诚恳与勤勉。他对空军刘亚楼司令员极其尊重,一切以刘司令的意见为准,甚至号召空军人员都要采取这个态度。“因为刘司令是毛主席信得过的人,是经验丰富的优秀指挥员。”以至人们私下议论他是“提包政委”,意即时刻提着司令员的公文包在后边跟随的角色。

当无情的病魔把刘亚楼将军击倒在病床上之后,吴法宪确实十分难过。他亲率空军党委常委们,日夜守护在病房里,忧心如焚,好像自己的亲人不可救药一样……刘亚楼去世了,他除了跑前跑后,帮助处理后事以外,还怀着悲痛莫名的心情,在《解放军报》上亲笔撰写了一篇题为《痛悼刘亚楼同志、学习刘亚楼同志》的文章……

很难想象,写出这样情真意切的悼念文章的人,一年后会疯狂地迫害被悼念者的遗孀。人啊,就是这样复杂;生活啊,就是这样非理性。当然,这是后话。

 

罗瑞卿与萧华、刘志坚等视察部队(资料图)

尽管翟云英顶了他的秘书,令他不快,但他这时没有发作,甚至还常到刘家看看,关切地对翟云英说:“刘司令不在了,你们有什么困难,告诉我。我会想办法解决的。现在人事很复杂,好多人都往老帅们那儿去了,你最好也别去,弄不好受牵连……”当翟云英谈到罗总长很关心她们一家,常打电话来问候,或让夫人郝治平大姐前来看望时,吴法宪却板起了面孔,不阴不阳地说:“你呀,别拿罗瑞卿当好人。他往医院里写那封信,实际上是想让刘司令生气,早死。”

啊?翟云英睁大了眼睛,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

本来,吴法宪跟罗瑞卿没什么宿怨,见面从来就是一张谦恭的笑脸,只不过这时他已死心塌地地上了林彪的贼船,一切唯主子旨意是从。

在中央召开的解决“罗瑞卿问题”的紧急会议上,林彪指挥各路亲信一齐上阵,形成对罗瑞卿的密集火网。已经成为空军司令的吴法宪果真没有辜负林总的“厚望”,紧跟叶群做了长篇发言,诬蔑、诽谤罗瑞卿“向党伸手”、“夺取军权”、“想当国防部长”云云,主要论据就是前空军司令刘亚楼反映的那“四条”意见。用林、叶的话说:这是一颗置罗瑞卿于死地的“原子弹”。

不妙的是,这种谎言太拙劣了,明眼人很容易看出破绽。传话人已于半年前去世,是真是假,谁说得清?难怪当林彪私下里问叶群:“罗瑞卿承认了吗(指揭发批判材料)?”时,叶群气哼哼地发牢骚:“他能承认吗?他只承认他有缺点错误,其他一概不承认。特别是我揭发的他让刘亚楼转告我逼你下台的‘四条’,他根本不认账。刘少奇他们也直摇头,说是难以置信。”

“唉!”林彪叹口气。看来“四条”一事编得太不高明。“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走到底,决不能让罗长子翻案!”

“这个我明白。我让吴法宪去找翟云英,让她证明听见过这‘四条’,再让吴胖子从侧面证明一下,让罗长子有口难辩。”

就这样,矛盾的焦点突然转移到刘亚楼的未亡人——翟云英身上。冷落了半年之久的空军19号小楼立时热闹起来,吴法宪接到叶群的电话后,三番五次地前来缠磨翟云英。

“刘司令讲那‘四条’时候,你不是在身边嘛,一定听到了。”

“不!我没听到。”当时翟云英并不明白这“四条”的重要性——关系着罗瑞卿将军的命运和林彪一伙的大事。她只是凭良心说话,没有就是没有。

“你再好好想想,那天叶群去看望刘司令,临告辞时,他说的,是吧?”

翟云英摇摇头:“他只跟叶群谈了豆豆(当时在《空军报》社工作)的情况。”

吴法宪搞不到证明,急得抓耳挠腮。叶群得知后,骂了他一声“笨蛋、草包”,当晚便直接给翟云英打电话:

“云英同志嘛,你好吗?孩子们都好吗?有这么回事,吴司令给你说的那‘四条’的事,你知道就直说嘛!不用怕,有我和林总呢。”

“叶群同志,我真的没听到。我记得你们只是谈了谈家常话。”

话不入耳。叶群“啪”地放下了电话。

隔了几天,吴法宪又带着秘书来到刘家,客气地说:“翟医生,我想起来了。刘司令讲‘四条’你没听到。他临终时老是晃动四根指头,你准看见了吧!”他说着,还伸出香肠一样的手指摆了一下。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亚楼谈话有个习惯,爱挥着手打手势,这你是知道的。”

“是呵是呵,挥四根指头,就是指‘四条意见’,让人们别忘了,对吧?!”

“我没看清是五根,还是四根。”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这样吧,是叶群让我找你了解这个情况的。我跟你谈没谈,她不清楚,你是不是写个东西证明一下。”

翟云英拒绝了,“我现在身体不好,脑子很乱,写不了……”

吴法宪眨眨小眼睛,恨得直咬牙,心说:这笔账先给你记下,起身悻悻而去。第二天,他叫秘书代写了一张纸条,拿来让翟云英签字。

后来笔者查到这张纸条的内容,纸条上写着:

亚楼同志生病住在上海华北路922号。治病期间,有一次叶群同志、林豆豆同志来看望他的病情,谈话时我不在场。后来我看时间很晚了,催亚楼同志吃药时,亚楼同志说:好!我今天累了(当时,亚楼同志坐在沙发椅上),伸出四个手指头向叶群同志说:“我还有四点,下次再谈。”(这句话重复了三遍)这四点内容是什么,亚楼同志没有跟我说过,我不知道。

翟云英接过纸条,见上面写着:证明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同刘亚楼同志的夫人翟云英谈过“四条”一事。她觉得这里面没什么,是有这么回事,便没多加考虑,提笔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唉!单纯的翟云英走了一步大错而特错之棋,此后无数个不眠之夜,她都深深地为此而感到愧疚。因为林、叶一伙正是在这个签名上大做文章,置罗瑞卿于招架之力的……但能单单责怪翟云英吗?不!她的心地太纯真了,太善良了,她哪里想得到阴谋家们是什么事也能干出来的。

秘书拿回去那张纸条后,吴法宪等人立即做了加工,在上面添加了刘亚楼挥动“四根指头”表示四条一说,并且也签上“吴法宪”的大名送上去。

叶群一看,如获至宝,马上报送林彪过目。

林彪毕竟老奸巨猾,翻来覆去看了一遍,说:“你们还要搞得圆满一点。这个样子送上去,人家会说:中央在上海开紧急会议,是保密的,翟云英怎么知道?还写出了证明?”

叶群心领神会,马上打电话与吴法宪商定:如果有人问翟云英为什么和你吴法宪一起写证明,就说是因为翟云英经常去罗瑞卿家,听到他出问题的风声,为了及时反映情况,找到吴法宪一起写的。至此,大功告成。一个不明不白的死无对证的“四条”,硬扣在罗瑞卿头上了……

1966年3月,党中央和军委,再次召开批判罗瑞卿大会,一些人动不动就把那“四条”搬出来,迎头泼一盆污水。吴法宪更是有恃无恐,又是发言,又是向中央写信,肯定罗瑞卿讲了“四条”,据此指控他“妄图夺取军权的野心暴露无遗……”刘亚楼夫人签字的证明材料赫然在案,罗瑞卿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从而在劫难逃,坠入了苦海深渊……

许晨认为,“文革”之后,他看到过一些材料,说是翟云英被吴法宪逼得没办法,只好主动承认“看见刘亚楼临死前伸出四个指头”,为林、叶整罗提供了假证。事实并非如此,翟云英本人也是这场灾难的受害者。“阴谋对阴谋家来说,犹如孩子手中的七巧板。”

以上引述虽出于一人之笔,但不能说是一家之言。经空军编审委员会审定的《刘亚楼将军传》也认为:翟云英不失为一位坚强、正直的女性。“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叶群、吴法宪为整倒罗瑞卿,捏造出刘亚楼临终时有什么“四条遗言”,并强迫翟云英提供假证。叶群、吴法宪多次亲自出面,对翟云英软硬兼施,耍尽了花招,但翟云英始终坚决不从。她凭着党性,凭着对丈夫的忠诚,凭着自己的良心说话:“亚楼生前没有说过的就是没有说过!”为此,翟云英和家人长期遭到迫害,全家被扫地出门,翟云英被叶群列入所谓的以罗荣桓元帅林月英为首的“寡妇集团”的重要成员,而被赶到农场“劳动改造”。直到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之后,翟云英和家人才重见天日。

事实是,自从刘亚楼病重以后,罗瑞卿总参谋长十分关心,经常打电话问候,并专门从北京给刘亚楼写信,叮嘱:“你要好好休息,工作要放开,多想身体的事,安心养病……”

1965年5月3日,罗瑞卿赶到华东医院,护士给他送上一个口罩,他却摇了摇头,示意不愿戴口罩去见生命垂危的老战友。他疾步走进刘亚楼的病房。

是回光返照?还是心有灵犀?陷入昏迷的刘亚楼突然清醒过来,望着兄长一般的罗总长来到身边,嘴角现出一丝笑纹。

罗瑞卿俯下高大的身躯,凑近刘亚楼的耳边,轻声说:“亚楼,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都很关心你的病情,你一定要坚持,要斗争啊!”

刘亚楼非常吃力地说:“感谢……毛主席、中央首长……关怀,请他们……多保……重。现在……工作……很紧张,你们都是……主要负责……同志,要……关心……爱护……自己的……身……体……”说完又昏迷过去了。

第二天下午,罗瑞卿在上海锦江饭店召集吴法宪、王秉璋、曹里怀、徐深吉、张廷发、王辉球、余立金、聂凤智等空军和南空领导干部开会,到会的还有上海市委负责人陈丕显、副总参谋长杨成武。

 

罗瑞卿心情沉重地说:“刘亚楼同志病到这样的程度,看来是好不了啦,这对我们是个大损失,是个打击。……他患的是不治之症(在肝硬化基础上发生的肝癌),这是没有法子的事。谁都不愿意他离开我们。但这是现实,我们只有按照共产党人的办法,化悲痛为力量,把工作搞好。空军是集体,亚楼同志在要把工作搞好,亚楼同志不在也要把工作搞好。亚楼同志已经病成这个样子,我们只有把责任承担起来……”会议最后研究了刘亚楼的后事安排。

5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发布讣告,沉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同志因患重病,医治无效,于1965年5月7日15时15分在上海逝世,享年55岁。”

虽然因那个所谓的“四条遗言”而备遭磨难,罗瑞卿却是个大度的人,并不因此嫉恨谁。

1977年的清明节,一个雪冬之后的春天,翟云英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瞻仰了丈夫的照片后,心中泛起一丝苦涩。她知道,在社会上,在不少人心目中,仍然认为是她证实了刘亚楼的“四条”,才把罗瑞卿打翻在地的。她出门上街,时而有不明真相的人对着她的背影指指点点……

离开灵堂,翟云英打听到重新获得政治生命的罗瑞卿,正住在西山某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当即决定带着孩子们前去看望这位蒙难多年、刚正不阿的罗大将军。

历史被撩开了沉重的一幕:背着“揭发”黑锅的翟云英和被揭发者罗瑞卿见面了……“啊,是你们,云英同志,快进来坐。”被凄风苦雨折磨后的罗瑞卿仍是那样开朗乐观,他放下正在看的书,笑着招呼走过来的翟云英和孩子们。

翟云英望着平素总是挺立在那里,与他谈话总有一种仰着头的感觉的罗瑞卿,如今却再也站不起来,除了面容已老了许多,最扎眼的是那条空荡荡的裤筒……翟云英的心像被刀剜了一下,眼泪涌满眼眶。稍微平静之后,她说出了压抑在胸中多年的话:

“罗总长,这些年我就是想见见你,跟你说一说,他们说亚楼讲了你什么‘四条’,可全是造谣啊!说我签字证明,也是他们耍的鬼把戏。我绝没有做那个假证,我不会干那种事的,请你相信我……”

罗瑞卿努力挪一下身子,摆摆手说:“这件事不要提了。云英同志,你也别背包袱。我很了解刘亚楼同志。关系一直很好,怎么可能冒出个‘四条’来呢?我根本不相信。我心里清楚,这完全是林彪为了搞我编造的谣言,这笔账应该算在他身上。”

罗瑞卿不愿再回忆那难以回首的往事,仍像当年关心部下一样地询问着:“我听说你也吃了不少苦,你现在生活怎样?有什么困难没有?”

“罗总长,这……”翟云英终于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她心中多年的重负也随着这落下的泪光消失了。当她走出罗瑞卿休养的地方,觉得眼前的阳光从来没有这般灿烂。

以后,胡耀邦总书记为澄清事实,请总政治部调查了解。总政治部经调查后,专门派人登门向翟云英转达胡耀邦总书记和总政领导的关心:“中央对刘亚楼司令员评价很高,当年的悼词没有变。至于那个‘四条’,完全是林彪一伙故意制造的谎言。请你不要放在心上。”

至此,所谓刘亚楼遗言之谜终于真相大白。

本文摘自《红墙见证录: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二),尹家民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10

来源:人民网

文章来源:http://history.stnn.cc/reveal/2019/0705/64988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