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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 叶剑英重掌军权

 

本文摘自《共和国红镜头》,顾保孜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二月逆流”之后,叶剑英陷入了挨批受冷落的境地。1967年2月,位于中南海西门的怀仁堂也燃烧了一把火,这火从开国元勋们的胸腔喷发而出。然而这把火最终没能烧毁“文革”小组利令智昏的头脑,却将自己烧得伤痕累累……

 第一节 “二月逆流”前后

叶剑英是位颇有传奇色彩的元帅,他以刚柔兼存、大智若愚、荣辱不惊的优良品格彪炳于世。

叶剑英和总理的个人感情很好,他们相识共事了几十年,特别在总理患病以后,几乎都是由叶剑英亲自负责总理的治疗,大的主意都是由他拿的。

因为叶帅为人和蔼,没有架子,我和他的个人感情也不错,经常上他家里去看望他,和他的孩子们关系也不错,至今有的孩子和我还有往来。

在我的感觉里他是一位能下最大决心,产生最高智慧的元帅之一,也是能忍受莫大屈辱,保持恬静心境的元帅之一。在中共党内斗争中,他数次被贬,却能安然置之,几入冷宫,却从容不迫,表现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高尚品质。

从历史上看,叶剑英在党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表现出非凡的智谋,为扭转危急局面立下了汗马功劳。长征途中,他在粉碎张国焘分裂中央的斗争中立了殊功;西安事变后,他协助周恩来奔波于国共两党之间,为谈判奠定了基础;直到以后妇孺皆知的粉碎“四人帮”斗争,他又起了关键作用……

“二月逆流”之后,叶剑英陷入了挨批受冷落的境地。1967年2月,位于中南海西门的怀仁堂也燃烧了一把火,这火从开国元勋们的胸腔喷发而出。然而这把火最终没能烧毁“文革”小组利令智昏的头脑,却将自己烧得伤痕累累。当他们中间有人背负沉重压力惨痛离开这个世界时,终不能瞑目的是何罪之有的冤屈。

政治局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当时主持党政军工作的同志和“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了会议。会议议题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各地夺走资派权、革命派大联合等问题。这次会议的结果,也就是后来在元帅们头上戴了数年之久的“二月逆流黑干将”的帽子。

 

元帅们对“文革”以来的矛盾和不解以及焦急在这次会议上大爆发。会上对立为两派:一派是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为首的元帅们;一派是以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一伙。两派围绕着“文革”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向脾气温和的李富春在第一天会议上对康生拍案而起。第二天,以沉稳寡言著称的叶剑英又一马当先,打了个重磅炸弹。他的巴掌重重击打在桌案上,事后才发现自己的小指骨头因为用力过猛而折断了。

元帅毕竟是元帅,凡是军人又大都个性耿直,像恒星那样,不掩盖自己有光的轨迹,暴露自己的全部思想。

叶剑英首先质问张春桥:“上海夺权,搞什么上海公社,这样重大问题,不报中央,不经政治局讨论,是想干什么?”

“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辩解道:“无产阶级夺资产阶级的权,怎么是错误?不要忘记,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的原则,这些在马克思著作里都有详细论述。”陈伯达在当时被称“大理论家”,说话喜欢引证历史伟人的警句,好像非常精通理论名著。

“我们一不读书,二不看报,也不懂什么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答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原则,是不是革命可以不要党的领导?不要军队?”叶剑英冷笑着问道。

陈伯达气得还想和叶剑英申辩,结果被元帅们一顿抢白,只好把话题转移到其他方面,到会的要数谭震林的火气最大。会到半截,他拍案而起,中途退会,到了门口,被大家劝住,才又义愤难平留下来。会上,陈毅戳了康生的痛处,用1943年的延安整风来警告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这可是犯忌的比喻。

激烈争论一直持续了好几天,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为顾全大局,极力稳定双方日益升温的情绪,同时对康生等人的过激做法谈了自己的看法。

当晚,叶剑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今天和伯达打了一仗。”

毛泽东很干脆地对叶剑英表态:“此事我已经知道了,你的对!”

叶剑英心里觉得踏实多了。

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决不会罢休,他们惟一能压倒元帅气势的办法就是在毛泽东面前进谗言,夸大其词,惹怒毛泽东,然后借伟大领袖的指示清除他们的心头之患。果然,毛泽东听了“文革”小组的汇报后,心情不悦,至少对有的元帅用延安整风来比喻今天的“文化大革命”不满意。“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那是针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是不是要想翻案,要请王明回来?”

有了尚方宝剑,陈伯达一伙马上反击。

 

还是在怀仁堂会议室,气氛却已经变了。元帅们无法抗拒他们的领袖,又无法理解眼前的局势,只好将满腹委屈、满腔义愤和无比的困惑强压进心里,默默承受这不公正的批判。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错在哪,所以这种承受要比任何承受都要痛苦。

叶剑英身为军委副主席打头炮,自然是重责重罚了。他和其他元帅一样,有了属于自己的“帽子”。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等人的帽子是“黑干将”;陈毅经常在国务院和军委开会,给他的帽子是“联络员”;李富春是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工作,几位副总理经常在他那里碰头,因此有了“反革命俱乐部主任”的帽子;余秋里、谷牧的帽子是“小伙计”。

“二月逆流”不久,叶剑英又被内定为“第一号调查方案”里的叛徒,被秘密调查。1967年6月23日,黄永胜亲自批准了这个秘密计划,妄图使之合法化、公开化。

一个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在没有任何组织手续、没有撤职公文、甚至连一个电话通知也没有的情况下,便莫名其妙地被停职,可见“文革”时期鱼目混珠之乱,人妖颠倒之甚,连堂堂元帅的人身权利都没有保障,更别说是一般干部了,冤死屈死何足为怪!

叶剑英回到了西山的元帅府里,不能再随便外出。一切政治待遇随之停止,开始了与世隔绝的生活。有时我去看他,他总是沉默不语,但是看得出来他非常希望有人能来看他,并且带来外头一些消息。

我和叶帅身边工作的同志关系也很好,但是大家见面,不再像以前那样愉快了,有说有笑的。大家碰到一起就叹气,就谈心里的担忧,因为他们工作人员并没有因为叶剑英不担任官职而轻松。他们也受到了牵连,每天要参加批判学习。虽说这些批判会是和“二月逆流”的元帅们背靠背进行的,他们的心情还是非常的压抑,感情上也有抵触。他们既不愿意批判自己的首长,又不能为难主持会议的领导。有时会议开了好久也不见人发言。他们都在等待别人先发言,好顺着音往下唱,而主持会议的人又想先听他们的批判,好掌握定调。结果大家就这么耗着,谁也不做“抛砖引玉”的蠢事。元帅们的为人,大多数人心里有数,能放一码就放一码。但有些人并非善良,总是居心叵测,大家不得不小心翼翼行事。后来不知谁出了一个好主意,让元帅处的工作人员自己组织学习和批判,不再和别的办公室的人一道学习。这样大家才如释重负,从尴尬的局面中解脱出来。

工作人员回到西山后,每天要汇报一次学习组的批判学习情况。因为由口头发言改为书面汇报,他们的思想压力小多了。

“二月逆流”之后,元帅们出于对毛泽东的尊敬和军人绝对服从命令的天职,不得不违心地作检查。叶剑英也给军委作了书面检查,所以每次汇报时,秘书就想法从上面抄一点,还不敢多抄,要省着点留给下次汇报用。当时叶剑英和秘书不住一个院子,他们靠电话保持联系。叶剑英时时询问工作人员的学习情况,关心他们每次汇报能否过关。

秘书总是想法安慰叶剑英,叫他放心,不要再挂念他们了,不管怎么批判,不就是想办法写好汇报让上头满意嘛!这对于长期拿笔杆子的老秘书来说是不难的。最难最苦的还是叶剑英自己。虽说他没有遭到红卫兵的批斗和辱骂,也没有遭受棍棒击打,但陈伯达等人对他的精神折磨却一天也没有放松过。在他刚刚遭受激烈的批判,回到西山后,几个孩子突然下落不明。后来知情人悄悄送来信息,长子叶选平、次子叶选宁、女婿邹家华、女儿叶向真全被关押起来了。

叶剑英心里明白,孩子们是在替他受过,替他遭受肉体的磨难。陈伯达他们是企图用这种卑劣手段消磨叶剑英的斗志。

 

叶剑英默默坐在窗前,一动不动。表面上他平静如水,心里何尝不牵肠挂肚?这位经历过战场生死考验,经历过荣辱沧桑的元帅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儿女们遭受磨难,他无法顾及,也不能保护他们。惟一能做的只有默默地等待,默默地祈盼。

叶剑英的脾气和其他元帅的脾气还不一样,他从来不发火,不说重话。似乎少军人豪气多书生文气。如果他心情不好,生气了,就一人沉默无语坐着,谁来了也不搭理。那段时间里,他经常一个人坐在藤椅上,半晌无声。

1968年冬,发生了面对面批斗徐向前元帅的事件,惊动了中央,惊动了毛泽东。毛泽东及时出面说话,才制止了这种恶性事件在其他元帅身上重演。

虽然在“二月逆流”之后,老一辈革命家的抗争被压下去了,但生命安全还是有保障的,周恩来特别交代过中央警卫局,要做好元帅们的安全保卫工作。

徐向前元帅府的风波刚过的一个晚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三位掌握军队重权的人物突然来到叶剑英处,当着叶剑英的面对秘书说:“主席指示了,你们批判老帅到此为止,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外面的批判不要管。”并对叶剑英说:“你要正确对待。”不等叶剑英答话,他们就匆匆转身走了。

精神压力最大的日子总算过去了。

子女们的消息却令人不安,他们全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里。这是一座关押政治犯的监狱,进去容易出来难。只要叶剑英一天不官复原职,子女们就一天不能回家团圆。

随后的日子越加清冷和寂寞。没有“内参”,没有文件,也不知道外面是个什么形势。

平淡而闭塞的生活,久而久之对一个最开朗、最乐观的人也免不了有影响,因为人总是要适应自己生存的环境,学会忍受生活的平庸。原来的叶剑英是位多才多艺的元帅,拉胡琴、吹箫、打乒乓球、游泳、写诗、下棋样样精通,可是莫须有的罪名破坏了他的兴致,以后再也没有听见他那悠扬的琴声……

 

第二节 周恩来的策略

1969年春天,周恩来安排叶剑英到工厂参加劳动,先和群众多接触,以便早日解放。

1969年4月,又是桃红柳绿的季节,北京的春天和以往一样迷人、清新,“文革”的高温已经在“祖国山河一片红”中降下许多。

我这个时候被派到新疆边境,说是去锻炼,实际是赶出京城。走时,叶帅还在北京,等年底我被总理保回来,叶帅和其他老帅都“疏散”到全国各地去了。后来我见到他的王秘书,才知道1969年这一年,叶帅还进过工厂参加劳动,我感到奇怪,七八十岁的老人怎么还去进行体力劳动。秘书却认为我没有远见,说,这你就不懂了,这是策略!

策略,而且是周恩来的策略!

1969年各地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文革”时期特有的组织形式,有这种形式总比没有要好一些,它毕竟起到了稳定、缓解局势的作用。但“文革”小组把握的基调仍然使社会保持着所谓高昂的革命激情,阶级斗争的弦仍然在人们头脑里绷得很紧,一触即发。

一天上午,叶剑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叶帅啊,你被分配去新华印刷厂,先和群众接触,接受群众再教育嘛,参加学习班和力所能及的劳动,其他老帅都已经做了安排……”

叶剑英知道周恩来安排他出去走走、参加劳动的深刻用意。只有周恩来才会进退有度地将元帅一步一步保出来,又不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小辫子,这就是周恩来过人的工作艺术。

第二天,叶剑英早早就起身了,这是他两年里少有的一次出门。他身穿灰色中山装,脚蹬黑色布鞋,花白头发也梳理平平整整。秘书心里暗喜:“叶帅虽然已70多岁了,仍然显得精神、自得,与世隔绝的生活没有摧毁他对未来的信念,不然一个老人是不会有这样的精神面貌的。”

“文革”中的新华印刷厂归迟群管辖,他是“两校五厂”的军代表,是“文革”时期神气一时的风云人物。叶剑英到了印刷厂,厂里的几个领导已经出来迎接,场面当然称不上热烈,但叶剑英仍很高兴上前一一握手。到了厂办公室也没有落座,叶剑英对厂领导说:“去厂里看看吧。”

叶剑英跟着厂领导仔细看了印刷厂的一些车间,最后来到装订车间,秘书被告知:叶剑英在这里劳动和学习。

老一点的工人都认识叶剑英,挺客气地给他让座,一位老工人私下悄悄地对他说:“叶帅,这里有规定,不能叫你叶帅,只能称你老叶,还请老帅原谅。”

“没关系,叫什么都行啊。”叶剑英一点不在乎。

能有机会出来和群众接触接触,叶剑英已经非常满意了,还在乎怎么称呼?再说他也知道自己是被“文革”小组点名批判的“黑干将”,虽然毛泽东下了指示,批判老帅到此为止,但是外界的人并不知情,康生、陈伯达他们也不会轻易善罢甘休。

迟群对“文革”小组的旨意心领神会,对叶剑英很严厉,也不准大家有笑脸。叶剑英这时好像什么也没有察觉,也不去注意外界对他的态度。学习时,他只是非常认真地倾听工人们的发言,什么也不说,有时他听到工人们通俗有趣的发言,也会跟着哈哈笑起来。

自从去工厂劳动后,每天的日子比以前充实了许多,而且又有学习材料带回来看,如厂史、大批判简报,还有厂里印刷的《红旗》杂志;回家的日子也比以前要多些乐趣了,一到家他就先戴上老花镜,仔细地把材料浏览一遍。

 

叶剑英每天中午在厂食堂开一顿伙。随同叶剑英去的有司机、警卫,还有秘书。秘书随同叶剑英一起活动。按理工厂食堂的伙食还是可以的,但叶剑英是广东人,吃不惯面条、水饺等北方食物,每顿饭只吃一点点。秘书向厂领导说:“希望给叶帅一些照顾。”后来迟群批准食堂中午为叶剑英加一个鸡蛋汤,总算得到了一点特殊“待遇”。

劳动的时候,叶剑英就和工人们一起坐在大案前,用手折叠《毛泽东选集》的封套。这个工序是手工劳动,比较轻微。叶剑英劳动时和学习时一样认真,一丝不苟地把每个封套叠得有棱有角。

没有多久,邓颖超、陈云也来这个车间参加学习和劳动。秘书想这肯定是周恩来的主意,让邓颖超及时掌握叶剑英等人的近况,好暗中保护。

就这样过了几个月。一天早上,刚准备动身去印刷厂,秘书突然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周恩来的口气很紧急:“告诉叶帅,今天不要去印刷厂,可能要去一趟河内,你们在家里等着,车子马上到。”叶剑英马上意识到胡志明病危了。他顿时情绪低落,不再说话。他和胡志明在1930年代就有很深的交情。1960年胡志明来北京时,向毛泽东要求叫叶老去越南玩玩,毛泽东奇怪了:“谁是叶老?”

“叶剑英元帅啊!”

“哎,你现在是越南的主席了,不能叫他叶老啦。”

“不,叶老是我的老领导了,什么时候我也要尊称他叶老。”……

没有一会儿,周恩来派来的汽车接走叶剑英和秘书。

果真是胡志明病危,周恩来要叶剑英陪同他一起去越南探望。

飞机先到南宁机场。这时接到越南电报:胡志明已经去世,请周恩来不要去越南了。周恩来在南宁机场思量片刻,当机立断:去!

向遗体告别后,周恩来即要返回北京,他让叶剑英多住几天,等吊唁活动结束再回国。叶剑英向周恩来说出他的顾虑:“总理,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中央文件了,对中央的方针政策不了解,无法和越南领导人交流。这次能来向老朋友遗体告别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再说,怕给总理再添麻烦……”

周恩来听了叶剑英的话,久久望着从黄埔军校起就战斗在一起的老战友,叹了口气:“那就让李先念来参加吊唁活动吧。”

周恩来深深地同情无辜遭受冤屈的老战友们,也在努力地为他们创造条件、寻找时机,让他们早日脱离困境。但是他目前还不能将叶剑英他们一步就解救出来。

一国总理也有一国总理力所不能及的苦衷和无奈啊!

叶剑英见周恩来理解他和胡志明的感情,现在又理解他身陷困境的难处,便将感激和敬仰全部倾注在和周恩来紧紧相握的手掌里……

患难之交在人生中是最珍贵也是最悲壮的感情。

 

第三节 战争让老帅们走开

叶剑英调离北京,“发配”到长沙,元帅的心在寂寞中静静地等候……

从越南回国不久,秋风开始萧萧,叶落花凋零。

城市的气氛又有了新的变化,年初苏联入侵珍宝岛事件的阴云已经笼罩在中国的上空,外国是否入侵成了百姓们忧心忡忡的热门话题。到了8月,中央成立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各省、市也相继成立了防空机构。一场群众性的挖防空洞、防空壕的运动席卷了大小城市,以至今天许多城市的人民还在享受着它,比如地下商场,地下歌舞厅什么的,就是那时的防空产物。

10月17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第二天,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一号令”正式下达了这个“紧急指示”。全国顿时进入了一个战争即将来临的恐怖之中。几乎在同一时刻,老帅们也接到了紧急疏散的通知。现在想起来这个紧急疏散的确有点滑稽,元帅本来是战场的骄子、战争的王牌,可这时战争却要他们走开,走到安全的内陆城市去。

这天早上,叶剑英接到周恩来电话时,感到很突然,很久说不出话。想了想他和周恩来商量:“秘书这时正好在搬家,能不能晚一天走?让秘书把家搬好。我自己也要收拾一下书籍和行装。”对外界一无所知的叶剑英哪里知道林彪这个一号令紧急的程度。周恩来在电话中沉思了一会儿,显得很为难:“剑英啊,还是先去吧,飞机都已经准备好了,秘书可以先去安排一下,然后再回北京处理自己的事情,你看行不行?”

如果是平时,叶剑英提此类要求,周恩来是会答应的。这次周恩来显然遇到了难处,可能是中央会议做出决定,重要疏散人员必须限时离京吧?叶剑英没有猜错,他和其他元帅们都被限时离开北京。军人出身的叶剑英不再强求,马上和秘书、警卫员起程。

从接到电话到起程不过两个小时,他们就被飞机带到了空中。命运会将叶剑英他们带向何方?莫测的前程让大家忧心。飞机上谁也无心说话,只听见飞机猛烈的轰鸣声。飞机是前苏联的伊尔—14,是架老飞机,从北京到长沙竟然飞行了四个小时。

从早上吃了顿早饭,到现在已经整整八个小时没有吃饭了。年轻人还可以顶一顶,可是叶剑英和同机疏散的曾山都是老人了,怎能受得了?乘务员在口袋里发现了几块糖,赶紧拿出来分给大家充饥。等大家饥肠辘辘地到了长沙机场,竟然连个人影也没有,更别说是汽车了。机场的旷大空寂和南方傍晚阴暗的天色,愈加显得这群人的凄凉和孤立无援。

如果史书上有这一天的位置,那么应该写上:1969年10月,战争氛围笼罩中国之际,共和国的元帅们正在流离转徙。

这难道仅仅是一个元帅的命运,不是共和国的命运吗?

秘书想办法好不容易将叶剑英送到住地(也是后来毛泽东在长沙住的院子里),进门一看,房间满是灰尘,厨房也是又脏又乱。没有办法,尽管叶剑英不爱吃面食,这时也只能煮面条,越快越好,连秘书都已经觉得阵阵头晕……

就这样,元帅们被调往四面八方:聂荣臻到邯郸,徐向前到开封,陈毅到石家庄,谭震林到桂林,李富春到广州……

原来在北京居住毕竟离中央近一些,多少能知道一点信息,可是现在……路漫漫水迢迢,北京在他们面前已是千里之遥的地名概念了。

叶剑英他们在长沙住了没有几个月,突然又被通知走,说是长沙不安全,湘潭更安全一些。他们不得不再次迁移。后来才听说,江青要到长沙小住,有“黑干将”在长沙,怕江青不安全。结果,叶剑英他们走了,江青却没有去。

到了湘潭,叶剑英和曾山住在一栋四周没有人家的楼房里。他想出去走走,附近也没有地方可走,他又一次被抛进与世隔绝的困境中,现实的残酷把他推进了更加孤独、更加苦涩的岁月里。

 

 第四节 “不合唱”的态度赢得了毛泽东的赞赏

1970年8月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毛泽东半夜秘密会见叶剑英,交给他一项特殊使命。

转眼到湖南快一年了,异地他乡的孤独、清冷生活比在北京还多一种关山阻隔的遥远感。叶剑英此时和老百姓一样过着清淡的日子,然而他却没有平民百姓那份自由和轻松。

元帅在落难之际所咀嚼的平淡是无法想象的。这颗心在寂寞中熬得好苦好痛好累,也熬磨得越加成熟和坚强。

1970年8月,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身为中央委员的元帅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在著名的政治名山——庐山。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落难的元帅们此时相见却不能交谈,大家只能相视一笑,千言万语尽在其中。我在庐山一条小道上和叶帅不期而遇,我没有那么多顾忌,不管三七二十一跑过去和他握手,他对我笑笑说:“还是老样子,不过黑多了。”他的秘书在旁边打趣说:“原来就黑,不然总理怎么叫他杜山呢,还不是他像几内亚总统杜尔的弟弟。”叶帅开心地大笑了起来,我心里一阵高兴,尽管老帅遭受许多不公待遇,但是他们的精神没有垮。我直后悔,手里没有抓部机子出来,没有给叶帅拍几张。

叶剑英和其他元帅各自参加自己所疏散地区小组的学习。一向沉稳的叶剑英在这次会议上也没有多语。因为他实在不知道中央内部的情况,无从说起。无从说起也使别人对他无可指责,也就没有成为会议注意的目标。这种“不合唱”态度赢得了毛泽东的赞赏。

一天晚上,夜已经深了。周恩来打来电话问秘书:“叶帅睡了吗?”秘书回答:“睡了。”“吃安眠药了吗?”“没有。”“那好,你马上叫醒叶帅,汽车马上就到,主席要见他。”

不一会儿,汽车就到了叶剑英下榻的楼前。正是庐山云起的时辰,满山漆黑如墨,浓雾弥漫,雪亮的车灯被云雾吞没得只剩下一团暗黄的光团,几步以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路一边是陡峭山壁,另一边则是万丈悬崖。为了叶剑英的安全,两名警卫员打着手电筒,一边一个在汽车前面开道,大家几乎是一步一步“牵”着汽车走到主席住地的。

周恩来已经等候在那里了。

这天晚上,毛泽东和叶剑英谈了许多,明确表达了他要批判陈伯达的意思,希望叶剑英他们能支持他。无庸置疑,元帅何时何地都是统帅的左右膀臂。

第二天会上,毛泽东公开了他写的《我的一点意见》,跟随林彪亦步亦趋的陈伯达终于自食其果,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陈伯达是为林彪而“牺牲”的,毛泽东也是为警告林彪而让陈伯达“牺牲”的。

庐山会议结束后,叶剑英以为自己还要回湖南,没想到周恩来留住他,要他散会后不要先走,和他一同回北京,有重要使命。叶剑英在庐山又一次和毛泽东会面,接受了一项特殊使命——作为陈伯达专案小组组长周恩来的特别顾问,代表周恩来和中央去福建、广东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这是叶剑英自“二月逆流”以后第一次有了明确的身份,也为他重新复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依照周恩来原来的意见,是由叶剑英担任专案组组长,但是他又考虑到叶剑英没有正式出来工作,出现什么问题不好担当,所以就用自己肩膀替叶剑英担当一部分责任,让叶剑英放手工作而不必有后顾之忧。

在广东调查陈伯达的工作阻力重重,林彪的党羽已经知道来者不善。不管多大的困难,叶剑英都不畏惧,不气馁,终于完成了使命,在1971年的春季带领专案组的几位同志回到北京。

周恩来对完成任务的叶剑英说:“这段时间就参观参观北京,看看北京的变化,再提提建设性的意见,你是北京市第一任市长嘛!”叶剑英这位老市长又开始了他对北京的调查工作。

 

 第五节 叶剑英“屡批屡犯”

林彪“自我爆炸”后,叶剑英重新走上中央军委的领导岗位。1972年参加接待尼克松,因为说“谢谢”而遭到批判。

1971年9月13日夜里,叶剑英被周恩来紧急召到人民大会堂,第二天清晨才回来。他对秘书交代说:“准备军用地图和卡车。”

秘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发生什么事情了?

林彪摔死的消息是叛逃后的第二天晚上才被证实的。这之前中央非常紧张,叶剑英已经做好了带军队打游击的准备。

14日晚,中央知道了林彪已死的消息,才稍稍松了口气。周恩来见叶剑英复出的机会已经成熟,及时请求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9月24日,中共中央命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10月3日,中央宣布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叶剑英回到家后对秘书说:“以前我不想再穿军装,不再管军队了,现在看来还要管啊!你去把各大军区的名单要来。”

秘书还不知道中央已经要叶剑英管军队,顾虑地说:“我连各单位的电话都没有,怎么要到名单?”

“你给军委打电话,现在会给你了。”

秘书马上明白了叶剑英的意思,不一会儿,各个方面的情况就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叶剑英的案前。

叶剑英管军队的第二天就召开军队高级干部会议。毫无思想准备的元帅们突然听到林彪叛党叛国“自我爆炸”摔死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整个会场顿时陷入死一般沉寂之中,猛然有人反应过来:“听见没有?林秃子摔死了!林秃子——死了!”大家惊醒了,忘记了这是在开会,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喊大叫,有位老将军竟然激动得晕倒了。

1972年,叶剑英的子女们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回到了父亲的身边。

1972年,尼克松来中国访问,尽管这来得多么漫长、多么周折,但毕竟两国的手握在了一起。这是中美两国值得纪念的一年。

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出色地完成了接待、谈判和参观等一系列工作。

 

尼克松离开中国后,一些群众对帝国主义怀有仇恨,不能理解政府的举动尚有情可原,但是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竟然也不顾大局,背后煽动人们对周恩来等领导人打开中美大门提出质问。后来他们又直接授意军委批判叶剑英,理由是叶剑英和美国军事顾问会谈时,在对方介绍情况后,说了一声“谢谢”。他们认为这是崇洋媚外、丧失中国人立场的举动。

从1972年到1974年之间,为了美国的问题,叶剑英随着周恩来接受了好几次批判,然而他却又“屡批屡犯”,前脚受批判后脚又去彬彬有礼地迎接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使者。

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为中国外交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为维护中国在国际上的尊严和形象,他们忍辱负重,鞠躬尽瘁。

1976年,随着周恩来去世,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叶剑英在2月被解除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职务。对外的解释是:叶剑英身体不好,为了让他很好休息,以后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当晚,张春桥给叶剑英的秘书来电话,说要看看叶剑英。叶剑英马上打电话回敬张春桥:“我没有病,身体很好,不需要你来看。”

跟随叶剑英二十多年的秘书头一次看见他发这么大的火。

八个月后,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拉开了大幕,叶剑英从台下走了上来,从容自若地参与指挥了这场将永远载入史册的战斗…… 

来源:人民网

文章来源:http://history.stnn.cc/reveal/2019/0824/66429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