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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年毛泽东讲话:你们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会议上交谈(资料图)

“一线”与“二线”

国际反修、农村四清、城市五反、文化批判,这一系列的斗争,使气氛越来越紧张,反修斗争不仅使农村基层干部惶惶然,使文化界人人自危,而且使党本身乃至中央内部的关系极不正常起来。毛泽东对中央第一线,尤其是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的不满急剧地发展。

说到“一线、二线”体制,这其实是毛泽东本人的主意。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谈到“一线、二线”问题,他说: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

这虽然是毛泽东后来的说法。但没有根据怀疑毛泽东的为了“国家安全”搞“一线、二线”的考虑。但50年代后期毛泽东力排众议,坚决辞去国家主席一职,还有一条理由,是要摆脱“杂事”,“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毛泽东不满足当“政治领袖”,更希望当“精神领袖”。战争年代精力充沛,正如他年轻时所说,既有“圣贤传教”的一面,又有“豪杰办事”的一面。正是这“两面”奠定了他在中国革命中无人可以替代的地位。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内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很多,国家主席一职迎来送往的繁文缛节不胜其烦。毕竟年事渐高,体力不支,他想摆脱“杂务”,专注于研究,这符合毛泽东的性格。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处于一线。而且毛泽东事实上指定刘少奇为自己的接班人,1959年4月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1961年9月,毛泽东又讲,以后“两个主席都姓刘”。

然而,这种“一线、二线”体制和个人指定接班人的制度,最难处理的问题是“一线二线”的关系。什么需要呈报“二线”决断,什么可由“一线”处理,全凭信任。毛泽东退居二线,专注理论,但他决不是书斋理论家,他希望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指导实践。起初,他自信不当国家主席,“个人威信不会……有所减损”,“在必要时,我仍可以作主题报告。”然而,正是他退居二线之时,发生了庐山会议、三年困难这一连串的事变,他自感威信受到了减损,而且越来越感到自己被冷落、被架空。

尤其是当他认定1962年上半年的政策是“右倾”、“动摇”,“是压我的”以后,产生了对第一线尤其对刘少奇的不满。1962年召开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把问题“抖出来”,是对第一线的一次严重警告。

1964年,从反修防修出发,毛泽东一再号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下去蹲点,却迟迟推不动,就是有些人不下去。为了落实毛的指示,刘少奇叫中央组织部长具体安排,并且说:“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连公社书记也不能当。”这样一来,全党闻风而动。只北京中央机关和国务院机关,司局长以上干部就下去了一千多个。这给毛泽东深深的触动,大权旁落了。在这之后,又发生了赫鲁晓夫被赶下去,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这不能不对毛泽东发生影响。在11月底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不知刘少奇是否听出了弦外之音,他只是就事论事回答说:“我搞不来这么多,‘四清’我管,‘五反’富治、彭真多管,经济工作由小平、总理管。”

毛泽东说:“还是你挂帅,小平做秘书长,他们这些人很忙,否则哪个也统不起来。”

恰在这时,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在社教运动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关于运动的搞法,毛泽东实际上不赞成集中力量搞“大兵团作战”,不赞成运动主要依靠工作队扎根串连、而不是放手发动群众。从他多次批复刘少奇的做法的批示中,可以体会到,“同意”是很勉强的。1964年12月在北京召开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上各地代表反映了“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就连毛泽东赞扬的大寨的领头人陈永贵也受到了冲击,还是周恩来亲自发话,保陈过关的。这很容易引起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

不过,毛泽东并不认为刘少奇“左”,而认为他是“形左而实右”,即没有弄清主要矛盾和运动的性质。关于主要矛盾和运动性质,刘少奇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或者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对问题的性质看得严重得多。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看了薄一波转报的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报告,批示道: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同一天,毛泽东在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宴请罗代表团的报告上批示道:

他们看我们的干群关系不准确,我们国内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他们不感觉,我们的大批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在他们看来正是好人。

“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从这些提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党内特别是党的干部队伍中的“阶级斗争”看得十分严重了,已经不是少数“分子”,而是形成了一个“阶级”。他心目中的革命对象,也不是一般干部,主要是领导干部。事实上是要对党本身进行一次“革命”了,只不过这些批示还没有公开。但凡看到这两条批示的人,无不感到震动。

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原想乘三届人大会议期间,请各地与会的领导人讨论一下社教问题,带有工作性质。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邓小平认为一般工作汇报,不必惊动毛泽东。他在向毛泽东报告此事后说: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参加了。在一次会上,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插话,刘不知毛有很多话要讲,毛只讲了几句,就被刘打断了,这两件事使毛大为恼火。

会议没开几天,毛泽东没有出面就结束了。毛泽东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会后,江青请陶铸、曾志夫妇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看《红灯记》。毛泽东在休息室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

陶铸、曾志愕然,谁敢在主席“头上拉屎”?曾志回忆说:“我和陶铸,已隐约感觉到了,主席说的‘有人’二字,这个‘人’恐怕是指少奇,但是我们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

毛泽东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

“有的走了。”陶答。

“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道。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回来,继续开会。

 

两个主席当面冲撞起来

1964年12月20日,毛泽东来到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对话,使分歧公开了。这次公开冲突成了毛刘分歧的转折点。争论的焦点是社教运动的重点应当指向哪里。

毛泽东主张重点要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面又听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

刘少奇这一次没有附和毛的话。他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他说:“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干部。有的干部出身好,犯有四不清错误,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地富当了权的。”

毛泽东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是整党。不然无法,不整党就没有希望。”

毛泽东说:“无非是左、中、右。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打有拉,这套策略,我看现在还用得着,现在这个党内就是国共合作嘛!也有统一战线。”“还有少数烂掉了,省委也有烂掉了的,你安徽不是烂掉了!你青海不是烂掉了!贵州不是烂掉了!甘肃不是烂掉了!云南还是‘个别’的,不够。河南吴芝圃‘左’得很嘛!”毛泽东接着讲下去:

“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

李先念插话说:“不整当权派,最后就整到贫下中农头上。”

毛泽东肯定地说:“根本问题就在这里!”他念了杜甫的四句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接着说:“大的搞了,其他狐狸慢慢地清嘛!我们对冶金部也是擒贼先擒王,擒王鹤寿嘛!”

刘少奇说:“恐怕不能太绝对了。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名种矛盾交叉。”

毛泽东说:“首先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坚持说:“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张霖之是煤炭部部长。这一句脱口而出的定性,“文革”初期被红卫兵奉为圣旨,把张霖之活活打死。

与会的常委们面面相觑。会场有些僵持不下。

毛泽东转换话题,批评社教运动中的做法。他说:“挤牙膏,挤那样干净?宽大处理嘛!退赔从严对,要合情合理,不必讲彻底。”毛泽东说:“有的地方只有18户,没有虱子,一定要捉虱?”“一不可太宽,不可打击面过宽,二不可泼冷水,不要下去泼!现在还在反右”。“要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

毛泽东既强调“打击面不要太宽”,一方面又强调“不要泼冷水”,他这样解释自己的想法。他说:“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

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毛泽东一则担心把运动搞到一般群众中去,二则担心纠缠一般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忽视了重点:走资派。在他看来,危险就在这里。

20日的会议使常委们的心情格外沉重起来。

然而,毛泽东余愠未消。

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寿辰。汪东兴和江青操办了寿宴,寿宴就摆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住所,请了一些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吃饭。一共三桌。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夫妇、胡耀邦及陶铸夫妇、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等。还请了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等各界模范人物。毛泽东自己的儿女,一个也没来。小女儿李讷响应号召,下乡未回,大女儿李敏来祝寿,毛泽东硬是不让她参加。

客人们陆续来到。陶铸曾志夫妇、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等是最早一批来到主席处。不一会,毛泽东走了进来,环视了一下四周,招呼各路“诸侯”,“坐么,大家都坐么。”毛泽东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71岁了。我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饭……”

一丝悲凉和伤感,大家无言以对。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及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也陆续来到。

毛泽东提高了嗓门:“今天李敏回来了。我问,你回来干什么?李敏说:给您祝生日,我说:你没资格。因为你不下乡!”

“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基层生活。官作大了,骄娇之气。拒绝到农村去,城市里生活舒适哟,不出修正主义才见鬼!”毛泽东大声说着,谁都知道,这不是在说李敏。

李富春和蔡畅夫妇来到了。他们与毛泽东是世家友好,关系与众不同。

“富春啊,”毛泽东扭过头来大声地对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同我讲,啊,什么话都不同我说。现在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们是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

这没头没脑的责备,使李富春先是一怔,接着又笑了一笑,不作解释,只是大口地吸烟。他心里明白,毛泽东不是冲他来的,只是拿他当话由,发泄而已。

大家心里也明白,“搞独立王国”虽然是面对李富春说的,但决不只是批评李富春。

刘少奇、邓小平同样一言不发地大口吸烟。

幸好江青走过来招呼大家入席。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被安排在毛泽东的左右,陶铸夫妇和罗瑞卿分在主席这一桌。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胡耀邦及各大区书记及江青本人,则分坐在另外两桌。

这种安排是毛泽东亲自嘱咐的。“大官”们只有陶铸夫妇有与主席坐在一桌的殊荣,表明此时毛泽东对陶铸的信任非同一般。

席间,毛泽东一边喝酒,一边说话,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其他人都默不作声。参与者只记得毛泽东大声地赞扬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这很好。”钱学森为不久之前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并没有提到这件事,只是表扬他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他这时所关心的是“反修防修”而不是原子弹。

毛泽东大声地批评社教运动中“只靠工作队,搞神秘主义,打击面过宽”的问题。他说:“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大队,谁更了解那里的情况?只有群众。”说到这里,他伸出胳膊用力地一划:“我是要坐在群众一边的。”

这一划,在党政军领导者与群众之间划出了一条界限,也在毛泽东自己与各级“当权派”之间划了一道界限。当然这是想象中的一道界限。但这一划,确使参加宴会者心里一惊。

曾志回忆说:“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的瘆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里嘻笑斥责,根本不敢去作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主席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少奇。”

12月28日,毛泽东又来到会场。他带来两本书放在桌子上,一本是《党章》,一本是《宪法》。然后发言。再次提出社教运动的性质问题。他还联系到1962年的“包产到户”和“单干风”,说:“要搞阶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那个资本主义”。毛泽东说:“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

毛接着说:“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

毛泽东说:“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据我看,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毛泽东讲这些话,许多人摸不着头脑,不知指谁。刘少奇、邓小平沉默不语。会场的空气近乎凝固了,瘆人的寂静。

 

撤销“17条”,制定“23条”

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分歧,在会外很少人知道。但各省市也感觉得到一些迹象。因为刚发到手的“17条”突然又接到通知收回销毁。

原来在会议前半段,由刘少奇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内容比较简单,只16条。根据会上讨论意见,又反复修改为17条。12月24日和27日,毛泽东批示“照办”、“照发”。12月28日,由彭真批转,以中央811号文件发出。

“17条”根据毛泽东12月20日讲话,已经加进了关于运动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和“重点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包括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当权派”的提法。

文件发出后,12月30日,毛泽东又授意陈伯达在“17条”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一段话中作了如下修改:“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12月31日,毛泽东批示:“照改的第二页倒数三行文字,重印。请少奇同志阅后交机要室办。这是伯达同志建议的,我同意。如你也同意,则请交办。”经刘少奇同意,中央办公厅发文“停止执行”中央811号文件。说这个文件“中央尚在修改中,请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

毛泽东的三大政治秘书,胡乔木在养病,田家英已被冷落,只剩下陈伯达。陈伯达在政治旋涡中善于投机,随时准备把法码投向优胜者一方。1964年,他曾对刘少奇表现得很尊重。“桃园经验”的推广下发,让刘少奇挂帅,统管农村“四清”和城市“五反”,都是他积极建议的。

然而,当看到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陈伯达迅速调整情绪,紧跟毛泽东。他12月27日会上的发言,顺着毛的话,从“理论”上批评刘少奇的两个提法。他说:“所谓清不清,历代就有这个问题,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国民党也说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因而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叉也不能概括矛盾的性质。所以主席的概括是正确的,性质不清楚,就会迷失方向的。”

陈的发言,深得毛的赞赏。后来毛泽东修改文件时,特别把这个意见写了进去。停发“17条”,也是陈伯达建议的。这使毛刘之间的分歧更加明朗化。

由于“17条”停发,会议又继续开了下去。

1965年1月3日,三届人大选举刘少奇连任国家主席。当天,毛泽东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他说:“四清”工作队集中大批人员,是搞“人海战术”,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是搞“繁琐哲学”。刘少奇解释说:“工作队集中学习文件是为了反右倾”,毛泽东严厉地说:“越学越蠢,反人家的右倾,结果自己右倾”。不依靠群众,扎根串连,结果“冷冷清清”。第二个“10条”“太长了,太繁了。”毛泽东提出:四清运动“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要依靠群众,清少数人。“有则清清,无则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1月14日,毛泽东对各大区书记说:“1963年5月杭州会议写的第一个10条,为什么过了三个月,9月北京又搞出个10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毛泽东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指书记处,一个是指国家计划委员会。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对文件作了大的修改,内容从17条变为23条。改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1月14日会议讨论通过,由彭真送毛泽东审阅后,正式发出。会议也就此结束。

毛泽东在修改23条时,加进了严厉批评“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提法的话。他写道:“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这段话虽然没有点刘少奇的名,但毛刘的争论事实上半公开化了。知情的中上层干部忧心忡忡,毛刘之间的分歧不同于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的分歧,这意味着党可能发生分裂。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找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会后,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受政治局和书记处多数人的委托,面见刘少奇进言:“你们两位主席发生矛盾,下边就乱了,无论如何不能和毛主席发生矛盾啊!”

刘接受大家的意见,主动找毛泽东谈话作自我批评,以后,又在自己的家里连续举行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刘少奇检讨了不尊重主席的错误,常委们批评了刘少奇。然而,两个主席之间的裂痕,已难以弥合了。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刘少奇表面上仍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但毛泽东已不再同刘少奇和书记处通气了。

正是这次的分歧,使毛泽东下了在政治上搞掉刘少奇的决心。正如薄一波回忆说:毛刘分歧“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1966年8月5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里,提到“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上讲:“引起我警觉,还是‘23条’那个时候。”1970年12月18日,毛会见斯诺。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答:“那就早啰。1965年1月‘23条’发表。‘23条’中间第一条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有一点是明白无误了,毛泽东多次讲“身边的赫鲁晓夫”,原来就是刘少奇。

高层的分歧,下面并不知道。“23条”关于“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当时也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倒是“23条”关于纠正“左”的偏差的规定,如尽早解放一批干部、退赔可以减缓免、严禁打人、防止逼、供、信等,在实际中发生了影响。1965年1月25日,彭真在北京通县召开了一个10万人广播大会。彭真讲话调子比较温和,特别强调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以及抓紧生产斗争问题。彭真的讲话录音由刘少奇、邓小平批转全国各地,起了降温的作用。“23条”下达后,各地纠正了““四清”运动中一些“左”的做法,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运动向平稳方面发展。在整个运动中,工农业生产一直是向前发展的。

各地“四清”运动在抓紧进行,毛泽东本人却对这场运动不太感兴趣了。他认为四清运动、文化战线的批判,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而转向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到1966年上半年,全国结束“四清”运动的有694个县、市,占总数32%,正当各地部署第三批“四清”时,“文化大革命”运动兴起,“四清”运动实际上不了了之。

 

从“吃穿用”计划到“大三线”建设

毛泽东至少有三次,在谈到党内斗争时,同时提到要准备打仗。一次是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时,毛泽东突然提出:“要准备最后灾难。”“赤地千里,无非是大旱大涝,还要准备打大仗。”“还要准备党搞的不好,要分裂。”

一次是1973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让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之后,又突然提出“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一打下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再一次就是1964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提出“中央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怎么办”之后,再次提出要准备打仗。

不过1958年和1973年那两次是说说而已,并没有认真,诉诸行动。1964年这一次不同。准备打仗的思想演变为一次影响深远的经济战略布局的调整。首先是改变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关于“三五计划”,1963年初,李富春领导国家计委就提出了一个初步设想,其基本目标是“集中力量解决吃穿用。”不过当时讲“三五计划”时期是1963~1967这五年。到了8月,中央决定再用三年(1963~1965)进行调整。“三五计划”时期就推到1966~1970年。计划目标不得不作重新考虑。拟定三大任务:一是大力发展农业,基本解决吃穿用问题;二是适当加强国防建设;三是加强与农业与国防有关的基础工业。虽然作了这些调整,仍然是一个“吃穿用计划。”

1964年4月25日,军委总参作战部向中央提了一份报告,认为我国经济建设在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方面存在严重问题。一是工业过于集中;二是大城市人口多;三是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四是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所有这些一旦遭到突然袭击,将酿成大灾难。报告建议国务院组织一个专家小组,研究可行性措施。

这份报告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1964年5月11日,毛泽东听取计划领导小组“三五”计划汇报。毛泽东概括地讲了他的想法: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要集中精力打歼灭战,留有余地。这“两个拳头、一个屁股”的说法,也还是形象地肯定了李富春提出的三大任务。

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在谈到要改变计划方式之后,毛泽东提出要进行备战。他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随后,他提了要搞三线工业基地。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地,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子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

所谓一、二、三线,是对中国地理区域作的战略划分。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后方内陆地区为三线。三线有两片:一是云、贵、川、湘西、鄂西为西南三线;二是陕、甘、宁、青、豫西、晋西为西北三线。这两片统称“大三线”。在“大三线”之外,还有“小三线”,那就是沿海和中部省份的腹地山区。国家集中力量加强“大三线”建设,各省区负责“小三线。”

当时面临的国际环境的确比较严峻。美国在越南不断搞战争升级,把战火扩大到北越,逼近中国南大门,中美之间又一次走到战争边缘。蒋介石反攻大陆计划失败后,转而不断对大陆进行骚扰。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之后,两国边境对峙并未缓和下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北方边境变得紧张起来。面对这种现实,提出加强战备是必要的。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总是居安思危,重视有备无患。在他脑子里有两根弦是始终不松的,一是阶级斗争,一是战争。

毛泽东关于准备打仗和加强三线建设的话,引起了党内的共鸣。大家都感到领袖的深谋远虑,一致拥护加强战备,并且具体落实到三五计划的编制中。

毛泽东关于三线建设的思想,还引起了人们对改变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格局的想象力。周恩来就是从这方面考虑问题的。1964年5月28日,周恩来在中央常委扩大会上说:

我觉得,主席提出这个战略思想,我们从中可以引申出许多认识来,中国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人口也不平衡,经济发展更不平衡,以后就是要逐步走向平衡……要走向平衡,那是一个大的经济斗争。

周恩来为三线建设和以备战为中心编制三五计划倾注了很大的热情。

从以后的发展看来,当时对世界革命形势和战争危险的估计都过头了。然而很难测算,中美之间、中苏之间没有爆发战争,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有了准备。不过,有一点是确实的。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使中国获得了一个意外的结果,即用国家的力量在一个较短时间内,使中国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改变。严重倾斜的金字塔稍稍得以扶正。

传统体制的优势或许就在于它能集全国之力,干一些市场经济条件下难以想象的事情。三线建设的展开,有两个字:一是建,二是搬。关于建,三五计划新建项目大都摆在三线,并且按照“分散、靠山、隐蔽(林彪进而提出‘进洞’)”的方针布点。据统计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在三线新建和扩建的大中型项目达300余项。关于搬,就是把一线的重要工厂和重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全部或者部分搬到三线。这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一次工厂大搬家。一年半时间从上海等地迁入三线的第一批工厂就有49个。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但三线建设并没有停止。经过这次经济战略的大转移,在大西南和大西北那些落后的甚至是荒漠的穷乡僻壤,陆续出现了一批工业、科研、国防基地和城市,如攀枝花钢铁基地、酒泉航空基地、十堰汽车城等等。

三线建设中的消费、损失,效益的下降,机会成本的增加,过分的分散、选址的失当种种经济上的利弊得失,非本书所能断定。

本文摘自《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萧冬连 谢春涛 朱地 乔继宁 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来源:人民网

文章来源:http://history.stnn.cc/reveal/2019/0916/67148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