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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集团失势,毛泽东教训江青:屁股别坐错了位置

 

江青和毛泽东在庐山(资料图)  

本文摘自《红墙知情录:新中国的风雨历程》,尹家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10 

  江青坐飞机,一爱睡觉二爱打牌

据庐山档案记载,江青曾三次登临庐山,这三次都是跟随毛泽东去的。但前两次她只是作为毛泽东的夫人和秘书前往的,所以并无多少风光。而第三次登庐山时,她已经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出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担当了中共中央政治部委员,此次在庐山,又在与林彪集团争斗中大获全胜,这时的江青才显尽了“无限风光”。

毛泽东登庐山都是坐专列去的,而江青都是乘坐飞机去的,三次都是晚于毛泽东到而先于毛泽东走的。这一方面是毛泽东不喜欢与她同行,而同时江青也不喜欢坐火车,嫌它又慢又吵。

据机组人员介绍,江青坐的飞机不得滑行,一般飞机都是用牵引车拉到起飞位置,等江青坐上后起飞。江青在飞机上经过充分的准备之后,一般要礼节性地走到驾驶舱同机组人员握手道谢,说是握手,其实是她把手伸向你的面前碰一下而已,她握手的速度是惊人的快,同梳洗整理相比相差太远。江青在登机之后,有一套固定的动作,主要是稳定情绪,甚至躺在床上,进入睡眠状态,快要睡着的时候才命令机组起飞。江青讨厌飞机滑行,可是,飞机在起飞离地之前又必须在跑道上增速滑行,这是无法回避的起飞程序,所以,她就用起飞前的时间,尽量将自己的情绪调整好,以应付这既让她讨厌但又无法避免的滑跑。

在飞机上,江青一般爱做两件事:一是睡觉,二是打扑克。江青是个扑克迷,走到哪里打到哪里。在住地打,在外地打,在外出途中的火车上、飞机上更要打。

和她一起打扑克时,你必须轻轻地拿起,轻轻地放下,还不准说话,而且只许她赢,不许别人赢。有时人手不够,江青就叫警卫或秘书来凑个数。有一次在飞机上她要打扑克,正好三缺一,江青就把秘书杨银禄拉来,杨说他不会打扑克,江青就生气了,说:“你今天要搞清楚,是你服从我,还是我服从你?你那么聪明,不会打扑克,我根本不相信,你是故意扫我的兴。”杨银禄怕弄不好惹出麻烦来,只好改口说:“我不会别的花样,只是稍会一点打百分。”江青顿时转怒为喜:“只要你陪我消遣,打百分也可以。今天我定个规矩:拿牌以后,从60分开始要,谁要的分数最高谁打,谁打谁拿底牌。”

拿完牌,杨的牌相当不错,但陪江青打牌,不能先要。别人也明白深浅,都不要。江青自己也明白大家在等她要,于是开口要60分。杨看她开始要了,就要65分,江青要70分,杨要80分。江青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又狠了狠心,要85分。杨又要了90分。江青一下子就火了,质问道:“你姓杨的真的不会玩,还是故意跟我过不去?”说完,把她的牌狠狠地往桌上一摔,一把把杨的牌夺了过去,一看果然不错,就毫不讲理地说道:“你的牌我要了,我的牌给你,这把牌我也要90分。”

别的同志出于好意,怕杨和江青争,给他使了个眼色。杨银禄心里很明白,不能跟她那么认真,不能做因小失大的事,就说:“那好吧,换牌就换牌。”

打完这把牌,她虽然赢了,但火气也大了,脸红脖子粗地对杨说:“姓杨的,今天再问你一遍,是你陪我玩,还是我陪你玩?你不说清楚不行。”

 

一张庐山《仙人洞》,预示着江青的“无限风光”

1959年7月24日,江青第一次到庐山。这次是因为毛泽东将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江青本来在北戴河休养,在那里等候毛泽东开完会后到来。她给毛泽东打过电话后,毛泽东让她坐飞机赶到庐山。那时江青并无实职,只能算是毛泽东的秘书(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决定正式任命毛泽东的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人称“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为政治秘书,叶子龙为机要秘书,田家英为日常秘书,江青为生活秘书)。她还有两项职务,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化部电影局顾问,享受副部级待遇。但鉴于她是主席夫人的特殊身份,中央还是为她配了专职警卫、医生、护士、厨师、司机等。这天上午,当时下放到江西当副省长的汪东兴带领毛泽东的警卫、秘书、医生叶子龙、王敬先等到九江机场等候。那时她也没有专机,而是搭乘给会议送机要文电的飞机而来,降落在九江十里铺机场。江青以她惯有的冷峻神色和大家点点头,只问了一句话:“主席身体好吗?”众人答可以,只是吃饭不大好。医生告诉她:“经过汪主任从南昌调来了厨师,做了清蒸圆鱼,这几天好多了。”江青钻进轿车开往庐山。上庐山的公路修得很好,途中下车休息了两次,一个多小时后就到了山上。她的卧室与客厅安排在庐山河西路180号毛泽东下榻主楼的一楼,毛泽东在二楼。

山上很凉快。在山下还是一身大汗,到山上甚至感到一丝凉意。江青也被这凉爽提了神。以前她每到一新住处,因神经衰弱,总是要睡个半天再起来。这次一反常态,精神大振。因为毛泽东夜里办公,白天睡觉,江青就先去看了林彪。林彪已到庐山,但怕冷没毛泽东与江青在外面有住在山上,江青坐车来到林彪住处,谈了两个多小时才出来。然后她又乘车去看周恩来和邓颖超,再去看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夫人蔡畅,最后又到华东局书记柯庆施住处去谈话。等她回到自己的住处时,毛泽东也醒了。

此次庐山会议因“彭德怀问题”使得会议气氛十分紧张。但这次江青没有什么政务活动,主要是向医生和警卫询问毛泽东的身体和饮食情况,她跟人说:“主席这一阵太忙,我也跟着紧张。”所以别人开会的时候她则到庐山风景区去转一转,散散心,到牯岭街上看一看。她爱好摄影,所以每次外出都要叫专业摄影师随行。1959年陪她的是新华社摄影记者侯波,1961年是专门随她前来庐山的上海摄影记者徐大刚、广东摄影记者曹桂江。她因为喜欢到处留影,又在电影圈子里工作过,有一定的文艺修养,所以她学摄影还比较快,也很注意色彩、角度、用光等技巧。她自备的照相器材十分齐全,除了相机外还有长短镜头、滤光镜、测光表、三脚架等等,都装在特制的箱子里。出行时,照相器材由她身边的工作人员提着、扛着。她还有一些特殊的东西比如砍柴刀,这是用来砍有碍镜头的杂草、树杈用的,另有一只小箱是装小热水瓶、茶杯、水果、小毛巾和手纸等物,供江青随时拿用(到“文革”时期,她的随行人员大大增加,每次外出,除了要带很多工作人员供她使唤外,还带上大量物品供她享用。其中有专用汽车、特制马桶,大小毛巾100多块,电影片十来部,书籍八九大木箱,等等。就是到京郊的十三陵、八达岭,也要坐专列,带上马匹、轿车等。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叫“巡抚出朝,地动山摇”)。

1960年江青通过广东省委,用外汇从香港买了一只“劳莱克斯”手表,一架德国“哈兹别克”照相机。这两件东西,当时值人民币37000元,还买了两箱照相纸和胶卷,她分文未付。江青摄影用的胶卷,都是向新华社要的进口货。拍摄以后,把底片送新华社冲洗、制小样,退回江青挑选,然后,把选出的小样、底片再送给新华社放大成16英寸的彩色照片。从50年代到70年代,光是底片、小样就保存了四大箱子。胶卷、冲洗、印制小样、放大照片,江青一分钱未付。党的九大以后,不知为什么,非要叫新华社给她算算账,看看一共需要多少钱。新华社只算了成本费,共计3000多元。江青是付了,可是,她心痛得几天不高兴,想方设法要把钱捞回来。先是通知新华社发表她的摄影作品,索要稿费,捞回了一些钱。又向毛主席诉苦,要了1000元人民币,才算恢复了心理上的平衡。

江青在庐山拍了许多照片,其中最有名的有两张:一张是毛泽东微笑着坐在含鄱口的藤椅上,另一张就是仙人洞照。这两张照片是江青构思许久,又经过认真地摆放,并经专业摄影师指点拍下的,在采景、用光和快门速度上都恰到好处。那张仙人洞照是在江青第二次上庐山,一个午后拍的。在通往仙人洞的一条小路上,江青支好照相机,叫随行的警卫拔去杂草,砍去两根挡住镜头的树枝,一直等到一片云彩飘浮到背景才按下快门。毛泽东看过这些照片很满意,联想到国内外的政治形势,触发了诗兴。1961年9月9日,毛泽东写了一首七绝,题为《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在这首诗中,毛泽东借景生情,抒发了一个政治家的挑战性格和处乱不惊的情绪。但这张照片也在客观上抬高了江青的政治地位,成了江青后来参与政治的资本。

江青做事经常情绪化,有时兴奋不已,有时脸色突然转阴,如同庐山上的风云一样。第二次登庐山时,她的女儿李讷和侄子毛远新同行。有一天她要去铁船峰游览。庐山的同志告诉她:“去那里不通汽车,有好长一段路只能步行,大概有去含鄱口的三倍路程。”江青自信没有问题。吃过早饭,带着一行人兴冲冲地出发了。汽车将他们送到公路尽头,大家下车步行登山,江青与众人有说有笑。等到下山时,江青累了,一脸疲惫,谁也不搭理,只顾一个人低头走路。回到卧室,对着随身护士大发脾气,说护士要害死她。

江青到庐山,总是后来先走。1959年的庐山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要由庐山去长沙巡视,江青则要回北京。走前她都向毛泽东辞行。她向毛泽东身边的保健医生说:“毛主席身体素来很好,不像我,你跟我回北京吧,路上有事好找你。”

保健医生有些为难:“这,我要请示毛主席。”

江青脸上不高兴:“要是主席不同意呢?我以前的大夫走了,新派来的保健医生在哪里?”

保健医生还是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正坐在藤椅上,一只手拿着文件,另一只手将香烟送到嘴边,看了一眼保健医生,问:“你的意见呢?”

“我的意见是跟随你。”保健医生笑笑回答。

毛泽东也笑了。医生把毛泽东的意见转告了江青。江青生气地说:“那你即刻催问保健局人事科,即日派出新大夫来!”

1961年她要下山的头天晚上,特意去芦林一号毛泽东办公的地方,与毛泽东话别,而后毛泽东将她送出别墅门外握手告别。

李讷(毛泽东女儿、右四)、林豆豆(林彪女儿、右二)、叶群(林彪老婆、右一)在天安门城楼(资料图)

 

借助庐山一战,江青登上了政治生涯的顶峰

据当年负责江青警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回忆:8月23日要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除林彪外,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分成了五个组,江青与张春桥、姚文元为第四组,8月19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通知随行人员说:“江青同志明天上午走,同行的还有(吴)法宪、(姚)文元,总计14个人。出发的时间定下来后,你们通知文元。起飞的时间由空司(空军司令部)定,先到安庆降落。”这是因为九江机场比较小,无法降落像伊尔—18、子爵号这样的大型飞机,所以要先降落在安徽的安庆机场。江青等人到达安庆机场以后,分别换乘安—24型小飞机,前往九江机场,再改乘小汽车上了庐山。

江青这次住在过去蒋介石与宋美龄住过的美庐。毛泽东第一、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都住在这里。江青刚安顿下来,就问邬吉成:“主席上山了没有?”

其实邬吉成同江青一起上的山,毛泽东的行动他并不掌握,就回答说:“还没有听到主席已经上山的消息。”

江青马上吩咐他:“那你现在就乘汽车下山到九江,找吴法宪了解主席什么时候上山,要特别注意有没有安全问题。”江青随便一说,邬吉成也得立即执行。等他下山向吴法宪打听时,毛泽东早在庐山水库游泳呢。

这次庐山会议从8月23日开始,到9月6日结束,共15天。这次会议本来安排讨论修改宪法、抓国民经济和备战等问题,由于林彪在会议一开始就利用设国家主席问题和“天才”问题发难,使会议无法正常进行。毛泽东认为林彪一伙想利用突然袭击的阴谋手段窃取国家权力,便抓住陈伯达的问题,点名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这次会议也是江青和林彪两大集团的一次正面较量,最后以江青集团的胜利收兵。会议期间,江青在大多数公中共“九大”上陈伯达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开场合保持沉默,在陈伯达、吴法宪等人攻击张春桥时,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去见毛泽东,取得了毛泽东的支持,他们也摸到了毛泽东的立场。所以江青虽然会上不发言,私下却常常打电话问候叶群:“叶群同志,我很关心你们的身体,请注意珍重!”

当叶群一伙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时,叶群想的救兵仍是江青。

下山前的一顿晚饭后,叶群去林彪卧室,不一会儿,她红着眼圈回来,招呼内勤小王过来,说话的语气少有的庄重和诚恳:

陈伯达被称为所谓的理论家。图为陈伯达的“四大名著”。“小王,你在我身边四五年了,咱们相处得像姐妹一样,无话不说,无事不谈。”凭经验,小王知道这是叶群有事相求。果然,叶群将身子探过来,近乎哀求地说:“在前几天的会议上,老夫子(陈伯达)乱放炮,在会上大讲天才论,结果出了问题。前几天我曾经告诫过老夫子,让他少说话,慎重些。可是由于他是大理论家,又是政治局常委,有些话我也不便深说,所以就没有坚决阻止他。谁知一时的温情主义,结果搞得我也有点被动。我是首长的夫人,政治局委员,只能从严要求自己,所以也在会上高姿态地作了几句自我批评。主席和与会代表都很满意。越是这样,我心里越是不好受。总觉得对不起主席,对不起江青同志,甚至晚上睡觉说梦话也在向江青同志道歉。你可能也听见了吧?”在庐山期间,小王和叶群是住在一个房间的。最近几天,她只发现叶群在床上辗转反侧,唉声叹气,但从来没听到她的梦话。她只好顺着叶群点了点头。

“咱们明天准备返回北戴河,今天晚上我想去见一见江青同志。”叶群接着说,“一会儿你陪我一块去。我去向江青同志道个歉,你在旁边见机行事敲敲边鼓。有许多话局外人比当事人说出来更有作用。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其实叶群已在无意中说出了自己的处境,要不为何向江青道歉?

小王答应下来。叶群高兴地一把抓住她的手,感激不尽:“我的大妹子,你真不愧我的私人秘书!”

“大妹子”这个亲热的称呼,小王还是第一次听到叶群这样称呼她。

10点来钟,黄、吴、李、邱不约而同来到林彪别墅。几个人在会客室里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叶群的嗓门最大:“林总已经亲自给她打过电话。我们要统一口径,强调受骗上当,责任要往老夫子身上推。”

11点多钟,叶群偕同四员大将驱车前往江青驻地“美庐”别墅。

作为胜利者的江青摆出了“高姿态”。她接到林彪的电话,说他要派叶群来看望她,一股得意之情荡然升起,她知道这是失败者前来求和,或者说是前来请罪。

在此之前,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处境十分困难的陈伯达,也想见到江青。这位老夫子以前光顾批判别人,劈头盖脑遭到别人的批判还是头一次。据说每次批判完毕,他都像奄奄一息的落水狗一样,满头是汗,浑身瘫软无力,被人架出会场。刚上山时,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把他安排在条件较好的359号别墅,那里环境幽雅,只是从马路到房间要上近百级台阶,心情好时不觉得,遭批判后,锐气大伤,车至住处,望楼兴叹,每上一级台阶,就头昏目眩,喘气不止,两条腿直打颤。最后只好由警卫人员、护士把他连拖带抬地送他到卧室,像产妇一样呻吟着。

江青听说陈伯达来了,又有什么要紧的事要谈,精神马上紧张起来,两眼直愣愣地看着秘书,问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秘书李德禄说:“在会客室。”

江青听了以后猛然站起来,嘴角哆嗦了几下,说:“他现在来干什么?你马上告诉他,我不见。”李秘书转身准备走,江青又说:“你等一下,不能说我不见,你就说我现在还没有起床,请你先回去,等江青同志起床以后我再报告她,是她请你来,还是她到你那里去,我再打电话报告你。总而言之,你想办法把他支走就是了。”

当其经过一番收拾,将会客室全部电灯打开,叶群等人就到了。令其颇感意外的是,来者不仅是叶群,还包括黄、吴、李、邱四员大将,她装作受宠若惊,一一和他们握手,人突然间变得热情、毫无架子,算是胜者的风度吧。特别是对叶群,她更是迎上前去,又搂又抱,嘴里热乎乎地说着:“本来是要去看望林副主席的。可是,林副主席说你们要来,我没去,尊敬不如从命呀!”

 

叶群又发挥着她的说谎本事:“江青同志,当然是我们应该来看您。一来是向江青同志告别,二来是听取江青同志的批评。这次我们上了陈伯达的当,犯了错误,林副主席多次批评我们,辜负了主席的教导,对不起江青同志。一定要我们来向江青同志道歉,请江青同志原谅。”

江青拉着叶群的手,做出女人亲热时常出现的举动:身体紧挨着,要从对方身上取暖似的,软软地说道:“叶群同志,你这话就见外了。你们这次犯错误,我心里也很难过。”又是一个撒谎专家,而且更有演员气质:江青掏出手绢,“难过”地擦着鼻子,“我们是一条战壕里并肩战斗的战友。这事都是夫子搞的,他同小张(张春桥)、小姚(姚文元)有矛盾。他们是文人相轻,利用我们。我们不能上他的当,过去是亲密战友,今后还是亲密战友。”

叶群说:“林副主席讲,江青同志是在关键时候帮助我们,总是给我们说好话。所以,要我约他们四位一起来向江青同志表示感谢。”

随着叶群的音落,四员干将,一齐向江青含笑点头。又是吴法宪先发言:“我们都是炮筒子,只知道拥护毛主席,谁知道陈伯达搞什么名堂?结果上了当。我向江青同志检讨。”

其他几个人也是这个腔调,总之是把责任往陈伯达身上推。

叶群拿眼睛示意小王快敲边鼓。小王就说:“这几天叶主任每天晚上都说梦话,说对不起江青同志,有时还哭出声来。”

江青满脸笑容:“何必呢,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以后你们听听我的话,没错的。”停了一会儿,她又说:“我们都要向林副主席学习。我们都是林副主席的小学生,要更好地紧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双方都在客套着,时间长了便无话可说。叶群一看表,站起来告辞:“快零点了,别影响江青同志休息。”

江青说:“林副主席和你们天亮就要下山了,我也就不留了。”

江青的热情是有限的,叶群的忍耐更是不能长久。两人都盼着早点离开,说着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一出江青的客厅,叶群的脸上的笑容一下就消失了,变得像夜色一样阴暗。这是她极不痛快的一次告别仪式,尤其是站在满脸笑意的江青面前。在她看来,江青的笑是耻笑。

江青把叶群送走之后,立即调车到主席那里去了。江青回到住地时,情绪很不好,找工作人员发泄,直到汪东兴来了又走了,江青的火气才基本上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事后工作人员才知道,江青到毛主席那里,惹得主席不高兴。主席教训她,“在关键时刻头脑要清醒”,“屁股别坐错了位置。”但毛泽东没有将警惕林彪的话告诉江青。

9月9日上午,江青和康生、张春桥等人下了庐山。这次庐山会议,随着林彪集团的失败,陈伯达倒台了,他原先在政治局占有的第四号座次由后面的康生递进,这样江青就成了中共第五号人物,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之后,江青走上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顶峰。

来源:人民网

文章来源:http://history.stnn.cc/reveal/2019/0920/67308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