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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郭沫若南京搂抱亲吻胡适的真相

 

 (一)

胡适和郭沫若同为“五四”的健将。胡适虽长郭沫若一岁,但胡适在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起步甚早。他在1917年初就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随后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一系列的文章;1920年则出版新诗集《尝试集》,瞬然间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极具影响力的人物。而到了1918年8月,作为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相当于高中)学生的郭沫若,尚与去年已发生的新文学运动毫无关系,他说:“国内的新闻杂志少有机会看见,而且也可以说是不屑于看的。”然而历史是充满着很多“偶然”性的,就在“五四”运动发生的那年夏天,郭沫若和几位朋友组织“夏社”,然后他们订了份国内报纸——《时事新报》,而就在它的副刊《学灯》上看到康白情等人的诗,于是郭沫若就把他的诗作,也投寄到《时事新报》,但稿子却被主编郭虞裳压下来。幸运的是,不久却又被接任的主编宗白华给发掘了,宗白华如获至宝,一一将它发表。因此假如“夏社”没有订《学灯》;假如《学灯》的主编不是换成宗白华,那么“五四”的诗坛,会不会少了一位激情澎湃的诗人呢?这可很难说的。

1921年4月3日,郭沫若和成仿吾从日本抵达上海,他俩是为出版同人刊物的计划而来的。在这之前,上海滩的大书局,如中华、亚东、商务,对他们要筹备的刊物都兴趣乏乏。而由于李凤亭的推荐,上海的泰东书局说要聘用成仿吾为“文学主任”(案:最后却落空),郭沫若只是随行者,没有名义、没有职务。在这一个半月中,郭沫若待在泰东书局,编定诗集《女神》、改译《茵梦湖》和标点《西厢记》。在泰东书局同意出版他们的杂志后,同年5月27日,郭沫若离沪返回日本,他先去京都拜访郑伯奇、张凤举、穆木天等人,后又至东京会见郁达夫、田汉;最后与郁达夫等人开会讨论出版杂志计划、杂志名称及刊期等问题,并作出具体决定。7月1日,郭沫若再次从日本回上海,正式担任泰东书局编译所编辑职务,并着手筹办创造社丛书及刊物的出版工作。8月5日,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作为“创造社丛书”第一种,由泰东书局出版了。在“五四”时期,郭沫若不是最早的新诗人,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等人,发表白话诗都早于郭沫若;《女神》也不是最早的新诗集,在它之前,有胡适的《尝试集》、新诗社编的《新诗集》、许德邻编的《分类白话诗选》等作品。但郭沫若的《女神》却令当时几乎所有新诗的尝试,都黯然失色。《女神》可以说是奠定了郭沫若在中国新诗史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而1921年春末,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从上海来到北京,专程拜访北京大学名教授胡适,一再表示他本人决定辞去所长职务,恳请胡适至上海主持商务编译所。经过几次面谈,胡适曾对出任编译所所长一事表示过兴趣,他对高梦旦说:“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当然比北京大学重要多了,我所虑的只是怕我自己干不了这件事。”胡适当面答应,在暑假里到上海,到商务印书馆看看工作情况,再考虑一下自己“配不配”接受重托。其实胡适顾虑的并不是“配不配”担任编译所所长,而是在考虑是否值得投身于出版业。我们从他4月27日的日记中可看出:“此事的重要,我是承认的: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但我是三十岁的人,我还有我自己的事业要做;我自己至少应该再做十年、二十年的自己的事业,况且我自己相信不是一个没有贡献的能力的人。”〔1〕7月16日,胡适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经理张菊生及高梦旦等均到车站迎接,接着便是宴请、访谈、视察等等,给予了令人瞩目的礼遇。7月20日的上海《商报》,甚至刊出一篇捧场喝彩的《胡老板登台记》。在新文化运动中享有盛名的胡适,顿时又成为上海文化界的舆论焦点。虽然,后来胡适并没有接受这职务,而是推荐王云五去担任。

就在这期间,同在上海的胡适和郭沫若有了第一次的见面。郭沫若在十年后写成的《创造十年》中这么回忆道:“……大约是带着为我饯行的意思罢,在九月初旬我快要回福冈的前几天,梦旦先生下了一通请帖来,在四马路上的一家番菜馆里请吃晚餐。那帖子上的第一名是胡适博士,第二名便是区区,还有几位不认识的人,商务编译所的几位同学是同座的,伯奇也是同座的。”〔2〕但胡适在8月9日的日记却这样记载着:“周颂九、郑心南约在‘一枝香’吃饭,会见郭沫若君。”〔3〕日记中并没有提到高梦旦,更不是为郭沫若饯行,日期则确为8月9日,而不是9月初。郭沫若的回忆显然有误。至于两人见面后彼此的印象如何呢?胡适显然对郭沫若的印象并不佳,他在日记上说:“沫若在日本九州岛学医,但他颇有文学的兴趣。他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功力也不好。”〔4〕至于郭沫若,在三天之后,他又和朋友朱谦之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拜访过胡适,这件事在胡适日记有记载,但郭沫若的文章却始终未曾提到过。只是在十年后的回忆,将第一次的会面化作了嘲讽的文字,郭沫若说:“大博士进大书店,在当时的报纸上早就喧腾过一时。我听说他的寓所就是我晚间爱去散步的那LoveLane的第一号,是商务印书馆特别替他租下的房子,他每天是乘着高头大马车由公馆里跑向闸北去办事的。这样煊赫的红人,我们能够和他共席,是怎样的光荣呀!这光荣实在太大,就好像连自己都要红化了的一样。”〔5〕就当时而言,他们两人的名望、地位、身份、待遇竟然显出如此大的差别,郭沫若的不平与不满很大程度上是因此而生发的。所以不久之后,他们两人便打起了一场笔墨官司。

 

事情的起因是1922年8月,郁达夫本着创造社反对“投机的粗翻滥译”的前提,在《创造》季刊一卷二期上发表了《夕阳楼日记》,指责“少年中国学会”的余家菊,自英文转译德国威铿所著《人生意义与价值》一书中有许多错误。然而不巧的是,郁达夫自己的译文也出了错误,而且使用骂人的词句。结果被胡适抓住把柄,于是胡适就在九月十七日的《努力周报》二十期发表《骂人》的短文,他承认余家菊的译文有错,但郁达夫的改译却是“几乎句句大错”,而且有“全不通”的地方。胡适还指责郁达夫等“骂人”是“浅薄无聊而不自觉”;并以教训的口吻说:“我们初出学堂门的人”,“相差有限”等等。这篇短文引起郭沫若在十一月《创造》季刊一卷三期上发表了《反响之反响》一文,他抓住了胡适改译中的“错误”、“不通”和“全不通”的地方,进行了强烈的反击。此后,张东荪、吴稚晖、陈西滢、徐志摩以及成仿吾,都介入了论战。

据郭沫若说,这场争论的收场,还是胡适主动采取“一种求和的态度”,才算了结的。1923年5月15日,胡适主动给郭沫若和郁达夫写了一封长信,其中谈道:“至于我的《骂人》一条短评,如果读者平心读之,应该可以看出我在那里只有诤言,而无恶意。我的意思只是要说译书有错算不得大罪,而达夫骂人为粪蛆,则未免罚浮于罪。……至于末段所谓‘我们初出学堂门的人’,稍平心的读者应明白‘我们’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并不单指‘你们’,尤其不是摆什么架子。……我很诚恳地希望你们宽恕我那句‘不通英文’的话,只当是一个好意的诤友,无意中说的太过火了。如果你们不爱听这种笨拙的话,我很愿意借这封信向你们道歉。——但我终希望你们万一能因这两句无礼的话的刺激,而多念一点英文;我尤其希望你们要明白我当初批评达夫的话里,丝毫没有忌刻或仇视的恶意。……最后,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6〕郭沫若收到信后马上回复胡适说:“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致因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7〕历时十个月的争论终于划下句点。胡适以其特有的绅士派头,至少在表面上“就像是从来没有发生一样”,但郭沫若却不免是心存芥蒂的。

此后,据《志摩日记》记载,1923年的10月,双方在上海有过互访和宴请。首先是10月11日,徐志摩“与适之、经农,步行去民厚里一二一号访沫若,久觅始得其居。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然广额宽颐,怡和可识。入门时有客在,中有田汉,亦抱小儿,转顾间已出门引去,仅记其面狭长。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掺杂其间,倾跌须父抚慰,涕泗亦须父揩拭,皆不能说华语;厨下木屐声卓卓可闻,大约即其日妇。坐定寒暄已,仿吾亦下楼,殊不话谈,适之虽勉寻话端以济枯窘,而主客间似有冰结,移时不涣。沫若时含笑睇视,不识何意。经农竟噤不吐一字,实亦无从端启。五时半辞出,适之亦甚讶此会之窘,云上次有达夫时,其居亦稍整洁,谈话亦较融洽。然以四手而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8〕这次会面,双方可说是并不愉快的。而第二天郭沫若带着他的大儿子回访徐志摩,并送徐志摩一册《卷耳集》,那是郭沫若对《诗经》的新译。

而10月15日《志摩日记》这样记载:“前日(案:指13日)沫若请在美丽川,楼石庵自南京来,胡亦列席。饮者皆醉,适之说话诚恳,沫若遽抱而吻之。”这是“郭沫若亲吻胡适”的最早说法。而到了1978年,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一书中作了这样的回忆:“胡先生也常向我说:‘郭沫若早期的新诗很不错!’他并且告诉我一个故事,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上他称赞郭沫若几句,郭氏在另外一桌上听到了,特地走了过来,在胡氏脸上kiss了一下,以表谢意。”〔9〕到了1984年,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里,明确的标明在1960年6月2日(星期四),胡适曾对他作了以下的叙述:“今天先生说起: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间,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的中间,徐志摩说:‘沫若,你那篇文章(是谈古代思想问题,题目忘了),胡先生很赏识。’郭沫若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10〕

面对这三种说法,有相当多的歧异,似有辨析之必要。首先,请客的日期,徐志摩认为10月13日,唐书没有明说,而依胡书推算当在1929年或1930年间。第二,谁请的客,徐志摩说郭沫若,而唐书没有明说,胡书则说徐志摩请客,郭沫若作陪。第三,是为了赞美郭沫若何事,才引起郭之亲吻。徐志摩没有明说,唐书则认为和郭之新诗有关,而胡书则认为是郭沫若所写的一篇“谈古代思想”的文章。真可谓众说纷纭,但真相只有一个。后来胡适日记出版了,于是,我们找到1923年10月13日的日记,赫然记载着:“沫若邀吃晚饭,有田汉、成仿吾、何公敢、志摩、楼(石庵),共七人。沫若劝酒甚殷勤,我因为他们和我和解之后,是第一次杯酒相见,故勉强破戒,喝酒不少,几乎醉了。是夜,沫若、志摩、田汉都醉了。我说起我从前要评《女神》,曾取《女神》读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这该是第一手的数据,因此唐德刚的“郭氏在另外一桌上听到了,特地走了过来,在胡氏脸上kiss了一下,以表谢意”,是有些戏剧化。因为当晚赴宴的一共七人,不可能分开坐两桌。至于郭沫若亲胡适是因为《女神》新诗的备受肯定,而不是谈古代思想的文章。当然有些回忆的文字,因时间的久远难免失真,它永远是比不上当时所记下的日记来得正确的。

 

(二)

由于这次郭沫若的热情招饮,促使胡适与徐志摩隔了两天(10月15日)回请郭沫若,并有田汉夫妇与任叔永夫妇,及俞振飞。席间大谈神话〔11〕。第二天,郭沫若和郁达夫、成仿吾去回拜胡适。郭沫若回忆说:“他那时住在法租界杜美路的一家外国人的贷间里,……我们被引进一间三楼的屋顶室,室中只摆着一架木床;看那情形不是我们博士先生的寝室。博士先生从另一间邻室里走来,比他来访问时,更觉得有些病体支离的情景。那一次他送了我们一本新出版的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的创刊号,可惜那一本杂志丢在泰东的编辑所里,我们连一个字都不曾看过。”〔12〕郭沫若虽在回忆中说他没去翻阅《国学季刊》,但学者逯耀东则指出,胡适送给他的那本《国学季刊》,对郭沫若而言是相当震撼的。那是胡适“整理国故”理想的实践〔13〕。郭沫若万万没想到新诗的努力成果,正可以与胡适相提并论之时,胡适又从新文学进展到新思潮的新阶段了。在已丧失历史性的新文化运动的参与权的郭沫若,正想在第二阶段取得一席之地,但没想到胡适又进展到其他方面去了。“但开风气不为师”,这“但开风气”的招牌,总是让胡适抢先做了,郭沫若情何以堪,因此他和创造社展开对胡适“整理国故”的攻击,也算是顺理成章的。

1924年1月13日《创造周报》第三十六号,刊出郭沫若的《整理国故的评价》一文,他对当时国内“上而名人教授,下而中小学生”,都以“整理国故”相号召的“流风”颇不以为然。他说:“国学研究家就其性近力能而研究国学,这是他自己分内事;但他如不问第三者的性情如何,能力如何,也不问社会的需要如何,孰缓孰急,向着中学生也要讲演整理国故,向着留洋学生也要宣传研究国学,好像研究国学是人生中和社会上唯一的要事,那他是超越了自己的本分,扰乱了别人的业务了。”郭沫若直指“整理国故”“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新,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创造”。他认为那是微末不足道的。他甚至大言地说:“我们应努力做出一些杰作,来供百年后考据家考证。”学者逯耀东指出,“但事实上,郭沫若已意识到国故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抗拒的新趋向。所以,他一方面批判国故运动,另一方面也写了几篇国学的论文,如《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儒教精神之复活者王阳明》与《惠施的性格和思想》等等。也许当时的郭沫若真如胡适所说‘思想不清楚,功力也不好’,他所写的这类文章,离当时的水平还远得很。”〔14〕逯耀东又认为在胡适与顾颉刚的疑古辨伪下,使中国现代史学完全脱离经学的绊系,真正从传统迈入现代。而当顾颉刚的《古史辨》出版时(1926年),郭沫若正应广东大学(一年后改名中山大学)之聘,前往担任该校文学院院长,但此时郭沫若方由文学创作向学术领域过渡的时期,在这场历史性的学术辩论中,他无力也无法置喙,而这是他所不愿也不甘心的,于是在他1928年2月亡命日本不久,就展开中国古史的研究。“虽然郭沫若自己说,他研究中国古史非常偶然,完全为了排遣无处发泄的精力。但郭沫若一生,从不做一点对自己无利的事。……他的中国古史研究,是被胡适的‘整理国故’运动挤出来的,在他吻胡适时已经开始了”〔15〕。

1928年,郭沫若在日本期间,创造社的年轻成员冯乃超、李初梨等人,用崭新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国社会现实作出了另外的阐释。它让处于失语状态的中国知识界重新活跃起来。郭沫若描述这种知识权力的转变时说:“新锐的斗士朱、李、彭、冯由日本回国,以清醒的唯物辩证论的意识,划出了一个‘文化批判’的时期。创造社的新旧同人,觉悟的到这时才真正的转换了过来。不觉悟的在无声无影之中也退下了战线。”〔16〕在后浪推前浪的状况下,郭沫若承认他对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进一步认识,是由这些朋友“挤”出来的。虽然他早在1924年春,就翻译过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但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肤浅,而且有误读的。在日本的郭沫若赶上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波热潮,加上苏联东方古典社会论者马扎耳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在1928年的出版,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森谷克己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与早川二郎、秋泽修二等分别在他们办的《历史科学》、《经济评论》、《唯物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著,因此,结合马克思的思想来讨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已蔚为风气。加上郭沫若曾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读毕日本东洋文库所藏的一切甲骨文和金文的著作,也读完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并且还读了安特生在甘肃、河南等地的彩陶遗迹报告,又读了北平地质研究所关于北京人的报告。掌握了这些材料后,他认为对中国古代的认识,总算得到一个比较可以自信的把握了。郭沫若选择这种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确实是别开蹊径,而这也是胡适所无法做到的。因此逯耀东认为郭沫若之所以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有种种原因,但有一个他自己不便说明,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要和胡适对抗。

因此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自序》中,郭沫若就明白地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起。所以我们对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重新‘批判’的必要。我们的‘批判’,有异于他们的‘整理’。‘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的精神是要‘实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判’过程中所必经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该局限的一步。”

 

很明显地,此时的郭沫若已跃出文学的圈子,披上新的学术甲胄,公开地向胡适挑战了。胡适认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两千年前崩坏”;郭沫若则认为春秋时代“中国的社会才由奴隶制逐渐转入真正的封建制”,“中国的封建制度一直到近百年都是很灿然的存在着的”。胡适认为中国“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郭沫若则指出鸦片战争以后,“洋鬼子终究跑来了。尽管是怎样坚固的万里长城,受不住资本主义大炮的轰击”,“中国的市民阶级尽管是怎样追赶,但资本帝国主义等不及他们把自己的产业扶植起来,已经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民化成了一个全无产者”。当然郭沫若也非全盘否定胡适的学术见解,他在书中就说:“便是胡适对于古史也有一番比较新颖的见解,他以商民族为石器时代,当向甲骨文字里去寻史料;以周、秦、楚为铜器时代,当求之于金文与诗。这都可算是卓识。”郭沫若指出,“不过他在术语的使用上,却还不免有点错误。……胡君泛泛的以石器时代概括商代,以铜器时代概括周、秦,在表面上看来虽尽是一字之差,然而正是前人所谓‘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对于郭沫若的指正,后来胡适于1930年12月6日在史语所演讲时也承认,他说:“在整理国故的方面,我看见近年研究所的成绩,我真十分高兴。如我在六七年前根据渑池发掘的报告,认商代为在铜器之前,今安阳发掘的成绩,足以纠正我的错误。”〔17〕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和傅斯年皆倾向于疑古,但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掘,使得他们修正了一些观点,更相信地下出土的实物。而郭沫若早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肄业时,在图书馆就曾见过《殷墟书契》的名目。后来到东京上野图书馆借到《殷墟书契前编》,但除书前的罗振玉简略的序文外,余皆是拓片,这对当时的郭沫若而言真是一片墨黑。后虽找到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那是有关甲骨文字的考释,是郭沫若需要的入门书籍,但他又无力购买,才导致他透过管道进入东洋文库,独揽文库所藏的丰富的甲骨和金文资料,也造就了郭沫若后来成为甲骨文字的“四堂”之一(案: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郭沫若—鼎堂、董作宾—砚堂)。因此在这专业领域上,郭沫若是有其洞见的,他远远超越胡适。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理论上完全依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TheOriginoftheFamily,PrivatepropertyandtheState),因此郭沫若自诩该书是恩格斯的续篇。学者薛广义指出,郭沫若以恩格斯的理论和观点来剪裁中国的历史,是有其缺陷的。因为他更多地强调东、西方历史的一般性,而忽视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例如恩格斯认为,石器工具产生原始社会,铁器社会产生奴隶社会,郭沫若亦作如是观。然而中国历史与西欧不同的是,在石器与铁器时代之间,还夹着一个比较发达的青铜时代。郭沫若在当时并没有认识到,青铜时代的生产工具完全可以创造出社会剩余劳动,成为奴隶社会的物质基础。他片面地寻找奴隶社会“铁”的证据,而把殷商定为原始社会,是不确的〔18〕。针对郭沫若的失误,后来的史学家如吕振羽、侯外庐,都有专书提出纠正;而郭沫若后来也写出《古代社会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承认自己的失误。

另外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论述,并不是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而是采取一般考古学的结论,尤其是佐以罗振玉、王国维对周金铭文考释的成果。学者余英时就指出,“如果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只有唯物史观,而没有卜辞、金文,其书纵便能凭着他的文名而畅销一时,却不会受到学术界的注意。但郭沫若毕竟聪明过人,他看准了他必须在考证工作上打一场硬仗,才能在主流史学界取得真正的发言权。因此他选择了甲骨、金文的考释,这是最适于诗人想象力驰骋的领域。尤其他念念不忘要取代胡适的领导地位,更非走这条路不可。因为他知道胡适的学术声望不仅来自提倡白话文学,而且更由于《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示范作用。甲骨和金文自罗振玉、王国维以来特别成为一时的显学,却恰好在胡适的研究范围之外。所以我们不能不承认,郭沫若的选择是非常聪明的。”〔19〕另外学者逯耀东在《郭沫若古史研究的心路历程》及《郭沫若吻了胡适之后》诸文中,亦有相同之论点。学者潘光哲进一步认为:“或许盘旋在郭沫若心灵深处的胡适阴影,的确是他必欲去之而后快的痛楚,因而激励着他奋笔直书,一泻千里似的完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从此揭穿了胡适旧学新知不足道的面目,并为他自己树立了‘真理掌握在我手上’的先知形象;然而郭沫若这部书的假想敌,未必只有胡适一人。忽视社会背景对促成郭沫若转向古史研究的影响与其象征的社会意义,恐怕只能做道德领域的说教。”〔20〕

 

(三)

1930年4月10日胡适在《新月》第二卷第十号刊出《我们走哪条路》一文,为中国现实问题,寻出积弱的病根,开出医治的药方。胡适说:“我们的观察和判断自然难保没有错误,但我们深信自觉的探路,总胜于闭了眼睛让人牵着鼻子走。我们并且希望公开的讨论我们自己探路的结果,可以使我们得着更正确的途径。”问题讨论分两步来展开,第一步:“我们要铲除的是什么?这是消极的目标。”第二步是:“我们要建立的是什么?这是积极的目标。”胡适开宗明义地说我要铲除、要打倒的是“五个大仇敌”:贫穷、疾病、愚眛、贪污和扰乱。而接着我们要建立的是什么呢?胡适说:“我们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而我们要走哪一条路呢?胡适说:路只有两条:一条是演进的路、一条是革命的路。“革命往往多含一点自觉的努力,而历史演进往往多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变化。”就方法上来说,“自觉的革命”当然优于“不自觉的演进”。胡适最终说:“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眛、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地做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不断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们的目的地达到之时。”

郭沫若对胡适的文章提出十分尖锐和激烈的批判。他在《创造十年》中指出,“胡大博士真可说是见了鬼。他像巫师一样,一招来、二招来的,所招来的五个鬼,其实通是些病的征候,并不是病的根源。要专门谈病的征候,那中国岂只五鬼,简直是百鬼临门,重要的是要看这些征候,这些鬼是从甚么方起来。”“其实中国积弱的病源,就给盲目者依然有方法找寻正确的道路一样,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在暗中摸索了一百年,毕竟是早已摸着了的。只可恨有好些狂牛不跟循着民众所找寻到了的正确的道路,只是像五牛奔尸一样乱跑。弄到现在还要让我们的博士问‘我们走那条路?’”紧接着他更以严厉的口吻指责,“博士先生,老实不客气的向你说一句话:其实你老先生也就是那病源中的一个微菌,你是中国的封建势力和外国的资本主义的私生子。中国没有封建势力,没有外来的资本主义,不会有你那样的一种博士存在。要举实证吗?好的,譬如拥戴你的一群徒子徒孙,那便是你一门的封建势力;替你捧场的英美政府,那便是我们所说的帝国主义者。你便是跨在这两个肩头上的人,没有这两个跨足地,像你那样个学者,无论在新旧的那一方面;中国虽不兴,实在是车载斗量的呀!”话说到如此严厉的地步,使得这两个曾经还算是“旧友”的新文学健将,至此因政治道路的不同选择而分道扬镳,且愈行愈远,终成水火不容的“论敌”了。

1936年11月,女作家苏雪林给胡适写信,赞扬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持论稳健,态度和平”,同时攻击以鲁迅为首包括郭沫若在内的“左翼作家”,说他们“灌输赤化”,“抱定了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宗旨,必要时什么不光明的手段都可使出”〔21〕。胡适于12月14日给苏雪林回信,说:“不知为什么,我总不会着急。我总觉得这一班人成不了什么气候。他们用尽方法要挑怒我,我总是‘老僧不见不闻’,总不理他们。……我在1930年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其中有二、三百字是骂唯物史观的辩证法的。我写到这一页,我心里暗笑,我知道这二、三百字够他们骂几年了。”又说:“今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提出GovernorLandon来打Roosvelt,有人说:‘Youcan’tbeatsomebodywithnobody。’只要我们有东西,不怕人家拿‘没有东西’来打倒我们。”〔22〕后来苏雪林把这封信发表在1937年2月于武昌出版的《奔涛半月刊》创刊号上,而被郭沫若看见了,郭沫若一再引为口实,三番两次痛批胡适。到了1952年10月27日写的《金文丛考》的《重印弁言》时,还心中愤愤不平地写道:“……我准备向搞旧学问的人挑战,特别是想向标榜‘整理国故’的胡适之流挑战。……胡适之流,代表买办阶级的所谓‘学者们’,在当年情况,更自不可一世。胡适曾大言不惭地这样说过:‘今年(1936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提出格法诺·兰登来打罗斯福,——有人说:你不能拿没有人来打有人。我们对左派也可以说:你不得拿没有东西来打有东西。只要我们有东西,不怕人家拿没有东西来打我们。’这位标准的买办学者,你看他是怎样盲目而无知,因此,我就准备拿点他们所崇拜的‘东西’来‘打’这个狂妄的家伙。结果呢?我们今天也已经看得清楚,那自称‘有东西’的家伙,究有的是什么东西了。”此时的郭沫若已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在意气风发之时,不免有点过于得意忘形。学者余英时就指出,他在痛骂胡适“盲目而无知”的时候,竟暴露了自己的“盲目而无知”。余英时说:“胡适也许因为‘nobody’和‘somebody’在原文是双关语,即有‘微不足道之人’和‘重要的人’的涵义,无法直译成中文,因此才照引原语。这一点关系不大,姑且放过。妙的是郭沫若把GovernorLandon译成了‘格法诺·兰登’,硬把当年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AlfredM.Landon改了名字(兰登当时是堪萨斯州的州长,所以报刊上以GorernorLandon称之)。中国学人不通英文毫不可耻,且可免‘买办’之嫌。但郭沫若是译过英文诗的人,而且为了英文翻译的问题还和胡适打过笔墨官司,自负对英文的理解能力未必在胡适之下。现在为了指斥胡适‘盲目而无知’,又自作聪明把胡适原文中的英文一一译成中文,然而竟把‘Gorernor’这样一个最普通的字音译为‘格法诺’。译者的诗人想象力诚然可惊,但却远远不是我们普通读者所能想象的了。如果当年胡适读了这篇《弁言》,反问这位‘中国科学院院长’:难道‘格法诺’也是你的‘东西’之一,拿来‘打’我胡适这个‘狂妄的家伙’的吗?我不能想象郭沫若究竟会怎么回答。”〔23〕

1937年5月19日到24日的一星期不到中,郭沫若在日本写了《借问胡适——由当前的文化动态说到儒家》一文,那是针对胡适1934年12月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长篇学术论文《说儒》而来的。当时《说儒》以其新颖、开阔的论点,而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可说是胡适的一篇力作。1937年7月25日,郭沫若以杨伯勉的化名,从日本乘船返国。当船经过黄海时,他看着汹涌的波涛,去国十年,感慨良深,提笔写下了《归国杂吟》的诗篇,其中有“四十六年余一死”的句子。郭沫若此时想到十年辛苦耕耘,却无人知晓,若能以此篇文章一举驳倒胡适,也余愿足矣。但他万万没想到,这篇文章在7月20日上海《中华公论》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刊出时,正是抗日战争爆发没几天,他这篇自认是批判胡适最重要的文章,竟被大时代的浪涛给吞没了,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郭沫若在《借问胡适》(后来改题为《驳说儒》)文中认为,《说儒》虽然“举证相当丰富”,但是从他所掌握的古文献,特别是甲骨文、金文数据和现代医学知识来检验胡适的文章,其论点和论据的阐释是很成问题的。郭沫若提出他的主要论点:(一)三年丧制是儒家的特征。根据《殷墟书契》卜辞所载,殷王(帝乙)二祀、三祀都有自行贞卜、自行主祭的记载,何尝是“三年不言”、“三年不为礼”、“三年不为乐”,怎么能说三年之丧是殷制呢?(二)《论语》所说的“高宗谅阴”,“阴”即喑,口不能言为喑;“谅”是“真正”的意思。高宗“谅阴”为“不言症而非倚庐守制”。(三)《易》的卦爻辞乃楚人馯臂子弓所作,孔子死后才出现。胡适根据章太炎对“需”卦爻辞的解释,来说明孔子以前的儒“柔懦而图口腹”,不能成立。(四)《左传·昭公七年》所载《正考父鼎铭》乃西汉末年刘歆所伪造,“《史记·孔子世家》中关于正考父的那一段话,也是经过刘歆窜改的”。(五)《诗·商颂·玄鸟》并非预言诗。(六)《说儒》的出发点是袭用他的成说而加以抄撮发挥的。

史学家邓广铭后来曾就胡适、郭沫若两说加以评论。邓广铭认为,郭文引用甲骨卜辞批驳胡适“三年之丧”为殷制的论断,是“论据确凿,辨析极为精辟的”;对“谅阴”的新解“也是可以接受的”;说《玄鸟》非预言诗的判断也是“比较合理的”。但是,郭氏“断言《周易》成书在孔子身后”,《正考父鼎铭》“出于刘歆伪造”,则“极缺乏证明”;至于说《说儒》的出发点是袭用郭沫若的成说而加以抄撮的,邓广铭则说我敢于斩钉截铁地断言其为诬辞。他说:“《说儒》乃是胡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基础上,因又陆续受到了章太炎《原儒》、基督教的《圣经》(《以赛亚书》)、傅斯年先生的《周东封与殷遗民》诸著作的启发而写成的;二则据我所知,胡先生对郭先生的文章是不甚重视的,郭文经他过目的极少极少,何能受其影响呢?”〔24〕而就其开创性而言,它更是胡适一生的力作,学者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中就这么评价过《说儒》:“适之先生这篇《说儒》,从任何角度来读,都是我国国学现代化过程中,一篇继往开来的划时代著作。他把孔子以前的‘儒’看成犹太教里的祭师(rabbi),和伊斯兰教——尤其是今日伊朗的Shiite支派的教士(agatullah);这一看法是独具慧眼的,是有世界文化眼光的。乾嘉大师们是不可能有此想象的;后来老辈的国粹派,也见不及此。”

郭沫若的古史研究的最后结晶,是1945年出版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学者余英时指出,“《十批判书》从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和发展开始,然后比较全面地‘批判’先秦各家的思想。不用说,在他的心目中,这部书已正式宣判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死刑。所以他在《后记》中有时指斥别人‘仍在梁(启超)胡(适)余波推荡中’,有时则干脆宣布‘今天已不是梁任公、胡适之的时代’,其弦外之音是很清楚的”。只是此时远在重洋之外的胡适,对郭沫若的吶喊是无法听见的了。

1943年,郭沫若写成了《屈原研究》以及《蒲剑集》中的一系列关于屈原的文章,甚至他在1942年还创作了《屈原》的历史剧。他对屈原的研究可谓不遗余力。因此他对于胡适在二十年前发表的读《楚辞》文中怀疑屈原其人的存在,认为屈原只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提出强烈的质疑。他指出,胡适根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文中有“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中间“把孝景丢开了”,便断言“《屈原传》靠不住,因而否定屈原的存在”,“理由殊欠充分”。他认为“‘孝文崩’应该是‘孝景崩’的错误”。对于胡适提出的传文有“五大可疑”,郭沫若也逐一作了辨析。他进而论证了屈原存在的理由,认为在司马迁之前,贾谊和准南王刘安的遗留文字,其中“贾谊有《吊屈原赋》,收在《屈原传》里面”,足见“屈原在贾谊的耳目中是存在的。贾谊离屈原仅有百余年,所在的地方又是长沙!曾经亲眼见过屈原的故老,都是有存在的可能的”。而刘安“是做过《离骚传》的人,那篇传虽然失传,但在《屈原传》中还保有一部分”,“关于《离骚》的来历,他也必然是有根据的”。关于《楚辞》的《卜居》、《渔父》虽经近人考证,不是屈原作品,但“一定是屈原的后辈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所作。两篇都寄托于屈原,那也刚好证明屈原是确有其人”,所以“《屈原传》在细节上纵使有疏失或为后人所窜改的地方,而在大体上是不能推倒的”。至于《离骚》,胡适说或可认为屈原所作,郭沫若则认为是屈原所作断无可疑。《九歌》,胡适说与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郭沫若则认为也是屈原的作品,只是在风格上与《离骚》有些差异。关于《天问》,胡适认为文理不通,见解卑陋,全无文学价值;郭沫若则视为“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字”,“那种怀疑的精神,文学的手腕,简直是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怎么能说成‘文理不通,见解卑陋’来呢?”而且,“单就它替我们保存下来的真实的史料而言,也足抵得过五百篇《尚书》”。二十年前胡适与顾颉刚等人,正热衷于疑古辨伪,因此会怀疑屈原的真实性,将其视为一个“箭垛式”的人物,甚至对《楚辞》各篇的文学价值都持否定态度。这情形到了1929年后,胡适在态度上有了极大的转变,他已从疑古转为信古了。因此当顾颉刚1931年介绍名丁迪豪的年轻人要和胡适谈《离骚》作品的年代时,胡适告之对无从证实又无从否定的考据,不要浪费精力于其中,显然胡适对当年在没有掌握更多的证据下对屈原的论断,有“昨是今非”之感。但若就《楚辞》的文学价值的评断,理性的胡适输给了感性的郭沫若。同为想象力丰富瑰奇的诗人,郭沫若是较能够了解屈原的幽怀的。

(四)

1946年7月,胡适从美国返国,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1947年春,胡适邀集北大、清华、南开等校的教授们组成“独立时论社”,并创办《独立时论》。他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1947年7月20日,胡适在《独立时论》发表《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该文具有明显的反共倾向,由于各大报刊竞相转载,在当时影响颇大。接着胡适又发表《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重申他对自由、民主潮流的“偏袒”。他强调“我们中国人在今日必须认清世界文化的大趋势,我们必须选定我们自己应该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的力量,来解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给我们培养成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1948年8月初,胡适又在《独立时论》上发表《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9月4日,应北平电台之邀播讲《自由主义》,他总结“‘自由主义’的四层意义:一、是自由。二、是民主。三、是容忍反对党。四、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很明显,胡适此时宣扬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为了遏制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他反对暴力革命,反共色彩极为鲜明。而与此同时,郭沫若正积极投入人民解放战争中,他帮《文汇报》创办《新思潮》等周刊,他要团结文化界的人士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他表示“愿意来做党的喇叭”。

 

1947年1月30日,《文汇报》重新发表胡适在1938年10月31日写给好友陈光甫的一首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只因1946年年底胡适到南京参加国民代表大会时,把它又题赠给香港来的陈孝威,而原本只是当年胡适在驻美大使的心情写照,却被“神州社”南京电讯扩大解释,说这是反映胡适“国大期中心情者”。郭沫若看了《文汇报》上的这首诗,更是借题发挥,他在2月5日挥笔写下了《替胡适改诗》一文,文中讽刺说,胡适“这样简单的二十四个字,所表现的‘心情’却颇悲壮”。“他干脆承认做了黑棋一边的‘卒子’”,“看情形他似乎很想擒红棋的老王了”。“这样可宝贵的‘卒子’,下棋的人自然应该宝贵使用的”,“因此,这卒子的‘命’断乎不允许你那么轻易‘拚’掉。即使卒子想‘拚’,主子也未必许‘拚’。这正是这个‘卒子’的聪明过人的地方,乐得悲壮一番,不免以进为退”。郭沫若最后说:“虽然不那么悲壮,但总要更显得老实一点——我想倒不如把‘拚’字率性改成‘奉’字。”郭沫若将胡适的诗改成“做了过河卒子,只能奉命向前”,虽只一字之差,但把胡适形容成甘心为国民党政府卖命效劳的“卒子”,已然有意地曲解了胡适。

1947年3月1日,郭沫若在上海《文汇报》的《新思潮》周刊发表了《春天的信号》一文,他针对胡适所说的“文化是一点一滴造成的”和“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观点,指出“我们并不反对一点一滴,但要问这一点一滴是不是合乎文化的本质和动向。文化的本质就是创造,是人类意识克服自然惰性和摩擦力的那种努力。它的动向始终是发展,是前进,是使更大多数人获得更大的幸福”。违反了这种本质和动向的“一点一滴”,“何殊于白浊患者的一点一滴?为了文化的保卫,我们要预防这种白浊式的点滴,免得它毒害文化,并毒害人生”。郭沫若还指出,胡适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这看来相当漂亮,但其实是幌子。待合乎他的利益他要说话的时候,他可以不要任何‘证据’;待不合乎他的利益他不敢说话的时候,所有的‘证据’都丢到茅坑里去了”。而针对胡适强调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郭沫若认为胡适的话,隐含着否定人民革命事业的正义性,因此他说:“合乎人民本位的便是善,便是进步,事虽小亦必为之。反乎人民本位的便是恶,便是反动,力虽大亦必拒之。这在我们看来是‘理甚易明,善甚易察’的。”其实胡适引用南宋思想家吕祖谦《东莱博议》的这两句话,他当时是在1946年10月10日,北大新学期开学典礼,勉励北大学生要“独立思考,不盲从、不受骗、不用别人的头脑当头脑”。后来在1948年3月3日,给北洋大学学生陈之藩的长信中也告诫:“……‘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就是承认问题原来不是那么简单容易。宋人受了中古宗教的影响,把‘明善’、‘察理’、‘穷理’看得太容易了,故容易走上武断的路。吕祖谦能承认‘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真是医治武断与幼稚病的一剂圣药。”〔25〕而郭沫若却借题发挥,引申到反人民、反进化……问题上去了。

1948年2月12日,郭沫若写了《斥帝国主义臣仆兼及胡适——覆泗水文化服务社张德修先生函》,文中痛斥蒋介石破坏和平,“不惜全面破裂,屠杀人民”,并且谴责胡适还为他“曲为辩护”。同年3月1日,郭沫若在香港《光明报》半月刊发表了《驳胡适〈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一文,抨击胡适“把美国塑成为一尊‘和平女神’,而把苏联影射成了一个魔鬼”,他说,“不错‘中国北方’有‘世界第一长的边界’,而且没有设防。如果你所说苏联是‘侵略国,苏联可以随时来侵略’我们。怎么办呢?是死心塌地把中国送给美国,让他来设防吗?真是笑话了!老实说,我们与其作些不顾事实的杞忧,最好是使自己不要成为法西斯性的败种或帝国主义的附庸。”〔26〕同年5月14日,郭沫若又在香港《华商报》发表《〈三无主义〉疏证》的评论文章,指责自称“无知”、“无能”、“无为”的“三无主义者”胡适。郭沫若说:“‘三无’倒确是三无,只是内容要另外改定一番”,那便是“无耻!无耻!第三个还是无耻!”郭沫若此时对胡适的批评,已从原本的论争变成漫骂了。

面对郭沫若的批判、漫骂,胡适虽继续保持其“绅士”的风度,不作任何响应,但其实在他心里也是相当恼火的。在1947年2月22日,他给王世杰的信中就说:“自从我出席国大之后,共产党与民盟的刊物(如《文萃》,如《文汇报》)用全力攻击我,……听说郭沫若要办七个副刊来打胡适。我并不怕打,但不愿政府供给他们子弹,也不愿我自己供给他们子弹。”〔27〕“办七个副刊来打胡适”,在当时并没成事实。但在七年后,却引发了八大册的《胡适思想批判》及其他单篇批判文章,总计在三百万字的批判,这恐怕是胡适万万没想到的。

批判胡适的高潮,是在1954年的11月间,虽然在这之前即已展开,但那都是零星的火花。当年的9、10月间李希凡和蓝翎的“《红楼梦》事件”,导致10月16日毛泽东写下了那封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正式展开“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11月8日,郭沫若在对《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表示胡适的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说穿了就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论。他指出:“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很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28〕12月8日,郭沫若在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做了《三点建议》的发言,他说:“中国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这是一般所公认的。胡适在解放前曾经被称为‘圣人’,称为‘当今孔子’。他受着美帝国主义的扶植,成为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的代言人。他由学术界、教育界、而政界,他和蒋介石两人一文一武,难弟难兄,倒真是有点像‘两峰对峙,双水分流’。……把反封建社会的现实主义的古典杰作《红楼梦》说成为个人忏悔的是胡适,把宣扬改良主义的封建社会的忠实奴才武训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也是胡适。胡适的影响,胡适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依然有不容忽视的潜在势力,在这两次的揭发中不就很具体地表露出来吗?”〔29〕郭沫若接着对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和“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说,胡适跟着他的老师杜威一道,“把最基本的科学方法也做了唯心论的歪曲。他大胆假设一些怪论,再挖空心思去找证据,证实这些怪论。那就是先有成见的牵强附会,找田引水。他的假设就是结论,结果自然只是一些主观的、片面的、武断的产物”。

胡适曾经是引领风骚的一代人物,却在晚年被涂上不同的色彩,而变得容貌模糊了。这不禁使我们想起在那阴晦无月的中秋夜晚,他一个人独自走来,听风声萧萧、虫鸣戚戚,他百无聊赖地哼起了自己的一首诗,诗云:“怕明朝密云遮天,风狂打屋,何处寻你?”

如今半个世纪又过去了,“五四”的灯火已远,在历史的长河里,人们对他有过太多的误读与曲解,还他一个真实的面貌,恐怕是研究学者所要努力的目标。但若无法摆脱政治的干扰,无法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在滚滚红尘的人世间,我们又“何处寻你”呢?

注释:

〔1〕〔3〕〔4〕《胡适日记全集》,第三册,联经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270、270页。

〔2〕〔5〕〔12〕郭沫若:《创造十年》,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版,第179、180、247~248页。

〔6〕〔7〕〔21〕〔22〕〔25〕《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香港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9~201、201、327、338、346页。

〔8〕〔11〕徐志摩:《志摩日记书信精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0、23页。

〔9〕唐德刚:《胡适杂忆》,传记文学1979年版,第81页。

〔10〕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联经文化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76页。

〔13〕〔14〕〔15〕逯耀东:《郭沫若吻了胡适之后》,收入《胡适与当代史学家》,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49、149、150页。

〔16〕麦克昂(郭沫若):《文学革命之回顾》,原载1930年4月10日《文艺讲座》第一册。

〔17〕《胡适日记全集》,第六册,第412页。

〔18〕薛广义、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历史学科学化的探索”,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19〕〔23〕余英时:《谈郭沫若的古史研究》,收入《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111、114页。

〔20〕潘光哲:《郭沫若治史的现实意涵》,《二十一世纪》双月刊第二十九期,1995年6月,第89页。

〔24〕邓广铭:《胡著“说儒”与郭著“驳说儒”评议》,见《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三联书店1993年版。又见《解析胡适》一书,第256~264页。欧阳哲生编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6〕《郭沫若全集》(文学篇),第二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9~354页。

〔27〕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联经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547页。

〔28〕《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关于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斗争对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收入《胡适思想批判》第一辑,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3~6页。

〔29〕郭沫若:《三点建议》,收入《胡适思想批判》第一辑,第7~19页。

作者:蔡登山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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