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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越减争议越大 基础教育“减负”路向何方

原标题:“教改”之问② | “减负”越减争议越大 基础教育“减负”,路向何方

核心提示:为何出现“减负”力度越大带来的争议也越大,家长的焦虑也越来越大?这在业内人士看来,解决家长焦虑、缓解学生负担的最好途径,是为他们提供更多选择的路径和上升的途径。

小学、初中早上上课时间分别不早于8∶30和8∶00,小学一年级严格按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不得在家长群里布置作业,小学一二年级不得以纸笔测试为主要评价方式,初中文化学科不得组织月考和周周清考试……近日,浙江省教育厅等14个部门新出台了减负措施40条,将减负措施细化到各个年级。

自去年底教育部推出“减负30条”以来,各地方政府针对“减负”再开刀,在出台各地细则的同时,也对各地学校及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督查检查工作。

但是,随着“减负”及配套措施的大力度执行,“减负”引起的争议越来越大,家长的焦虑也越来越大,甚至出现反对之声。为何越减争议越大?什么样的“减负”能为大家接受?减负这项系统工程,怎样“减”出人才?

“减负”越减争议越大

今年10月—11月,江苏南京在全市开展义务教育学校违规办学行为问题专项整治专项督查行动,重点对义务教育学校规范办学、校外培训机构违规办学等工作进行督查。

因为此次督查的高执行力度,引起不少学生家长的反对,原因在于,学生正常学习被干涉,正常考试测验被干涉,民办学校高端英语教材被没收,如此严格的“减负”,在如今应试教育背景下,在部分家长精英教育的诉求下,降低了孩子的竞争力。民办学校的家长表示,每年2万多元的学费,却只能获得同公办教育同样程度的课程,那么民办学校还有优势吗?

但公办学校家长同样为这一“减负”督查行动焦虑,甚至将矛头指向民办教育,曾有家长在网络发文指出,孩子在学校里上课时间少了,只能送去校外进行培训。“既然是9年义务教育,为什么要允许民办学校的存在?如今,民办学校入学考试现场堪比高考,我们的焦虑有一部分源于民办学校的风向。”

南京的这次“减负”行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争议,但并非个案,这样的“减负”行为,在全国其他城市也普遍存在。

记者了解到,“减负”工作近几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力度越来越大,但在社会上争议也越来越大,“减负就是在制造学渣”的舆论也曾一度甚嚣尘上。地方教育部门在执行中也出现了偏差。

对南京这一轮减负督查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反映,南京教育局曾回应称,在督查工作中存在对督查工作理解不准确、执行规定简单化的现象。

“减负”减的什么“负”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地方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晓鹏看来,之所以“减负”引起的争议越来越大,最基本的原因,还在于社会没有对“减负”的内涵形成共识。“具体什么是‘减负’,应该减去的是什么‘负’,从立法到政策到执行,再到我们的社会、家长认知层面,没有统一的认识,所以分歧越来越大。”

去年年底,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等9部门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被称为“减负30条”,从规范学校办学、严格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和家庭监护等方面作出规定,但对于减负的定义或者内涵并未作出具体规定。

根据“减负30条”,涉及“减负”的具体内容包括,严禁设立各种名义的重点班、快慢班、实验班,严控书面作业总量,作业难度水平不得超过课标要求,不得布置重复性、惩罚性作业,严格控制考试次数,禁止公布学生成绩排名;严禁超标培训,培训结果不与中小学招生入学挂钩等等。“减负30条”公布后,各地方陆续开始出台“减负”措施,并对校内外进行整改检查等。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一将当下我国实行的“减负”措施评价为“堵式减负”。她认为,“减负”呼声虽响,但在当今中国,参与学业竞争的意愿之强烈,根本“堵”不住。

陆一曾撰文指出,目前的“减负”,首先表现为禁止公办教育提供超出规定标准的教育,对超标的学习愿望设置各种障碍,甚至阻止各种形式的学业竞争,降低学业标准,禁止提供更高水平的教育,禁止能够显著区分学历差异的公平竞赛,阻塞凭借努力学习通向卓越、优秀的出路。

而在王晓鹏看来,解决“减负”的争议问题,当下应首要明确的一个大方向是,“减负”并不等于不努力,不是一味的减法,对待学生“负担”的正面因素与负面因素也要区别对待。“机械的、重复的刷题训练,当然是应当避免的。同时,要用合适的方法,为孩子创造爱学习、爱探索、努力向上的学习机制和环境,拓展孩子在某一方面或者某几方面的兴趣爱好与潜能,这需要学校在教学教研方法和内容上作出改变。”

陆一也表示,一个良好的教育选拔系统会支持学生通过勤奋努力创造光明的前途,学习状态就算辛苦,也是积极健康的。

政策要为学生创造更多选择

实际上,在我国,符合现代教育理念与方法的教学教研课程设计,目前已经不是难事。以被公认为南京最好的民办学校——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简称南外仙林)为例,该校在校内教育上,学生作业和辅导都是在学校完成再放学回家,在整体的课程设置上,在基础文化课之外,音乐、美术、陶艺、STEM等均穿插安排,同时还有100多门选修课程供学生选择。

类似南外仙林这样的学校,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是民办学校或者国际学校,师资力量相当雄厚,学费相较于公办学校和一般民办学校要高出很多,颇受经济水平高的家庭欢迎。

在陆一看来,“公办瘦弱,私营肥满”的现象是“堵式减负”带来的效应,而这一现象也促使“洋高考”、私立国际学校的盛行。

但对于公办学校的绝大多数家长来说,即使内心想让学生“减负”,但因为高考这个指挥棒的存在,也不得不将孩子送去各种培训班。王晓鹏认为,在目前我国高考制度下,单一的评价体系和学习上升途径,“唯学历论”的大环境下,对大部分家长来说,“减负”是苍白无力的。

另外,从招生自主权层面来看,近年来,无论是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招生自主权都越来越被限制。王晓鹏指出,这样一来,导致学生和家长对高考的依赖程度更高。

有一种舆论认为,高考是目前我国最公平的人才选拔机制。但实际上,根据目前我国政策,义务教育阶段维持学习运转、教学活动正常进行的公用经费,根据国家基础标准,明确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档负担比例,比如内蒙古、广西、重庆、云南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财政负担80%,北京、上海两市,中央财政分担50%。

在保证国家基础标准之外,各地财政对教育的投入至关重要,但因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所以对教育的财政投入水平也不一样。因此,王晓鹏指出,从教育财政投入、师资力量、教学教研等多方对比,各地区、各学校的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孩子们获得的教育资源也大相径庭,“所以面对升学与高考的压力,家长应当保持理性,并对教育保持合理期待。”

对于减负,王晓鹏认为,不能因为技术层面和执行层面还有一些问题,就反对“减负”背后的教育价值取向。“孩子的成长和学习规律是我们必然要尊重的,所以,怎样使‘减负’措施更加科学合理,是我们当下的难题。可能的路径是尊重规律、认清现状、解决问题,将注意力放到学校真正发生了哪些变化上。”

河南一城市教育局基础教育负责人也告诉记者,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确实是社会现实情况,从社会上民办机构办班和民办力量办学发展如此迅速就可以窥见一斑。“当下需要转变教育观念,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和教学水平,尤其农村地区的教育平衡发展问题上,要促进开全开足课程,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

陆一提出,公办为主体的正规学校教育应提供的是最好的教育,而不是最低标准的正规教育。公办教育应大大充实所能提供的课内教育,并且开放强化校内辅导,承担起更长的在校教育时间。

在王晓鹏看来,解决家长焦虑、缓解学生负担的最好途径,是为他们提供更多选择的路径和上升的途径,比如优化教研课程,培养学生职业启蒙教育,培养大国工匠,“目前社会需要转变观念来面对职业教育,不能只盯着高考,我们社会的发展已经带来更多的职业门槛提高,也会带来更多体面生活的可能与多元性职业教育的选择。”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文章来源:http://news.stnn.cc/china/2019/1229/70322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