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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之女叶向真:“文革”中敢“绑架”彭真

 

凌子原名叶向真,叶剑英的二女儿。1941年生于延安。1960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转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1966年毕业。曾导演电影《原野》等4部故事片。任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等职。

家里的叶帅

在叶剑英的几个孩子中,只有1941年出生的二女儿凌子自小跟随在父亲身边。

笔者第一次见到凌子是2009年12月4日,在当年的叶帅府,一扇紧闭的高大铁门后面的一栋两层小楼。小楼位于北京西山军事科学院的一个宅院里。甫时,叶剑英的夫人吴博和二女儿凌子平静地生活着,远离喧嚣都市,宁静而幽雅。

冬日朦胧,在挂满叶帅照片的客厅里,凌子迎面走来,高挑、干练,高雅、清新,完全不似一个年届七旬的老人。凌子为我们每人准备了一个熟透了的柿子,她说是叶帅住时种的,以前这里有很多的果树,我们的谈话也就从军事科学院的果树开始。

凌子出生在延安“婴儿潮”时期。父亲给她起名叶向真,意为面向和向往真理。然而,怀揣“向真”梦想的叶向真在“文革”中也有一段惊心动魄的岁月;“文革”后,她因执导《原野》和《风吹唢呐声》而闻名影坛;如今的她致力于儒学的普及教育,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位布道者。

凌子说,看着客厅里悬挂的那张父亲与她的合影,总是会回忆起1963年11月一个深秋的清晨。那天,凌子陪父亲在院落里散步。父亲捡起一片红叶观赏了一下,随手交给凌子,凌子回屋就把红叶夹进父亲的厚书里。没想到隔了一天,父亲写了一首五言诗:“翠柏围深院,红枫傍小楼;书中藏醉叶,留下一年秋。”23年后的1986年,也是在枫叶飘落的深秋,叶剑英在这里走完了最后的人生路程。“当时我找出了一片存在书中的枫叶,兄弟姐妹们都在上面签了名字,以作为对父亲的怀念”。

叶剑英生前的不少工作人员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但是“大家见面,仍然叫着老首长当年送的绰号”。叶帅在家里常爱逗孙子和年轻的工作人员玩,还给他们起了不少绰号:什么“old王”、“马头”、“老和尚”“teacher蛐蛐”。“父亲十分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工作和学习,他常说,在这里工作的年轻人,为了党和人民把人生最好的时光贡献出来了,要给他们学习的机会,只要愿意都要想办法送他们到学校去学习”。几十年里,叶剑英送身边的工作人员到护校、军医大、 国防大学等学习的有20多人。“文革”中,江青告状说叶帅喜欢走后门,送人从后门上学,一时传得沸沸扬扬。为此,叶剑英向毛主席写了“检讨”说明情况。没想到,此事却引出毛主席一个批示:“前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好人,后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坏人。”

在外围站岗的警卫战士,叶剑英都叫得出名字,他散步时会走过去问他们家乡是哪里,家里经济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困难。有一次,一名警卫战士告假回家探亲,叶剑英知道他家里经济情况不太好,立刻让秘书拿100元交给他。“要知道,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生每个月工资才40元,我们全家五口人的生活就靠我父亲的400元钱啊”。

凌子经常会想起童年和父亲在一起的岁月。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见胡宗南,部署大举进攻延安。中共中央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3月初决定紧急疏散,撤离延安。由于担心白天飞机空袭,都是集中时间晚上行军,5岁的小向真也跟着部队撤退。一天,大卡车坏了,叶剑英背着女儿徒步行军,在漆黑的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爬着坡,“我紧紧地搂着爸爸的脖子。不料爸爸一下滑倒在泥坑中,我没有摔下来,还伏在爸爸的背上,但两只手却伸到了水坑里,碰巧捡回了爸爸掉落的眼镜…… ”

 

“文革”中“绑架”彭真,与周总理“谈判”

“文革”大潮中,叶向真是中戏“造反派”组织的红卫兵首脑,也是首都艺术院校的“造反派”领袖。此时的叶剑英主要负责北京的治安,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十分谨慎,目睹“造反派”种种破坏活动,无力制止,只能大力稳住军队,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

叶向真回忆:“当时的想法很单纯,不管是哪个派系,都是永远忠于毛主席,这个宗旨不变。派系间互相看不顺眼,我对你有看法,你对我有看法,如此而已。大家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口号,还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1966年,毛泽东先后8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当时首都治安由父亲管,有一次他一回来就说‘糟了’。红卫兵走了以后,在天安门广场发现了很多金条。红卫兵抄家,把人家的家底儿都抢了来,金子就放在自己口袋里,结果一高兴,一挤,金条从兜里掉出去了。父亲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如果这样下去,年轻人不知道会学成什么样?!’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号召‘一定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央文革小组就到各个学校讲话,讲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些人都是反党的……”。

1966年12月的一天晚上,两辆载满红卫兵的汽车停在位于台基厂7号的彭真住地,他们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红卫兵强行冲进了大门,把彭真从被窝里抢走,并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

当年策划“绑架”彭真的为什么是叶向真等人?43年后,向真说:“学生都这样,指哪打哪,中央文革小组把红卫兵召去开会,说应该做这件事。在这种号召之下,我们就做了。”“江青很会利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当时有一种单纯的革命热情,或者说是一种信念,带有一种色彩。我们一看毛主席定了性了,一定就是这样了。”江青为此还把叶向真请到钓鱼台一起吃饭,说:怎么能让这些反革命在家养尊处优,要让他们见群众嘛!在叶向真的组织下,抓了彭、罗、陆3个人,“杨没抓到,找不到他住的地儿”。

此事马上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的人。戚本禹说,“可能是叶向真,我们打听打听”。不到5分钟,他确认是叶向真。

向真回忆:“周总理千方百计找到我,跟我要人。我们就和总理谈判……周总理看着我笑,他看着我长大的。他问‘你们怎么回事啊,把他们藏在哪里了?’我们不说,只说把他们藏在安全的地方了。总理就笑,说我们保证,帮你们开群众大会…… 周总理一生经历大小谈判无数,他说:你们看不住,他们的安全谁负责,如果有坏人捣乱,你们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么,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叶向真说到这,哈哈大笑:“周总理何等人,对付我们这些小毛孩子太简单了,他还觉得我们挺可笑的,也挺幼稚的。周总理什么场合没经历过,跟我们谈判和小孩玩似的,他还笑嘻嘻的。”“我们当然听总理的话,他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我们就老实交代,藏在中央乐团的音乐大厅。”言语之中,叶向真非常佩服周总理,“就藏了一个晚上就带走了。后来真的开会的时候,他们四个人都到了”。然后,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举行,这是全国首次公开揪斗中央一级的“黑帮”,轰动一时。

1966年底,包括叶剑英在内的几位元帅以及军委各总部的负责人开始遭到“造反派”的围攻,性格直爽的陈毅首当其冲,叶剑英也被迫在军校师生大会上作检讨。其后,“造反派”数次酝酿揪斗陈、叶,被周恩来出面制止。只是保了元帅,保不住将军。为挽救大量遭到迫害的军事将领,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内的二号楼成了老干部的庇护所。

1967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全部瘫痪了。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总理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叶剑英责问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在京西宾馆一次军事会议上,一向温和儒雅的叶剑英突然发火,猛击桌子,小拇指被拍断了,后来这被称为“二月逆流”。 此后,叶剑英因“二月逆流”问题,不再担任军队重要职务。

 

四年监狱,叶帅担心女儿“会傻掉”

“在父亲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江青批示,由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执行,突然把我们家6个子女和保姆都抓起来关进了监狱,为的是从子女口中弄出整父亲的材料”。1967年,叶向真和丈夫刘诗昆被逮捕。叶剑英的长子叶选平、次子叶选宁、长女叶楚梅、长婿邹家华连同一个带毛毛(叶向真和刘诗昆的儿子)的保姆都被投入功德林监狱分别关押。“说起抓我哥哥姐姐的事,到现在我都觉得内疚,要不是我在‘文革’中太过折腾,江青也不会那么盯着我。四人帮要想把父亲这块石头搬掉,但是找不到有问题的证据,就从亲属身上做文章”。

叶向真被关押在9平米的单人牢房里,与外界隔绝。她不知道其他亲人已经被抓了起来。“开始的时候觉得没什么,想着不管怎么着,过几天还不得把我放了啊。结果越关越不对劲儿……后来,我想干脆死了算了,都关了快两年了,看样子也出不去了,活着没意思。当时还琢磨怎么死痛苦少一点”。

在牢里,叶向真钻研起了中医,试验针灸。她趁提审时,在桌子上捡了根大头针,又从扫帚上截下一小段铁丝,在水泥地上磨成针,往自己大腿的穴位里扎。后来,狱医给犯人看病,无意间遗落下两支针。她从此用这两支正牌武器练习针灸,为出狱后当医生埋下了伏笔。

叶帅在“文革”中为什么没倒?向真说:“叶帅没倒是因为主席要用他,很多事情,没有他的时候,主席都觉得不安全,别人信不过。”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在大节上显出做人的宗旨, “绝对没有野心,不谋自己的利益,对自己的职务升降都没有意见,能官能民”。

后来,周恩来向毛泽东说:“叶帅的一个女儿还在监狱里关着,就是延安出生的那个……”毛泽东说:“一个孩子关她做什么!”由于这个提醒,1970年叶向真终于重获自由。然而,出狱后的叶向真让父亲震惊了,女儿几乎连话都不会讲了,人也变得十分迟钝。“父亲看见我时非常激动”。

“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放出来了。所以后来江青来看我时,弄得我们上下特别紧张。 她实际上是来跟我爸爸解释,突然打电话来,说要来看我们,我们全家就跟要逃难一样,把我儿子都关在楼上禁闭起来,所有闲杂人等不得露面。江青来了以后,一见我爸爸,‘哎呀,老帅呀,这个女儿受苦了,林彪他们这些人真坏呀,他不仅整你的黑材料,也成立我的专案组,也在整我的材料啊。’当时我们听听眨眨眼,不知道说什么好。然后她就问,你在监狱里没怎么样吧……你的孩子怎么样了……我们赶快把孩子从楼上弄下来,那时才七岁多,让他赶快叫奶奶,江奶奶。‘叫奶奶干什么,不要搞这些,叫我江青同志就行了。’当时我们很尴尬,怎么敢让孩子叫江青同志呀……结果后来,从一些批示材料里头才知道,抓我,抓我们,都是江青亲自批的。”

叶向真被关了近4年的单人牢房,“出来后我怕听到声音,每天都只是傻呆呆地坐着”。每当这时,父亲就想和叶向真说说话,比如“身体状况如何”,而叶向真却愣愣地回答不清楚,后来说了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爸,是我不好,我害了您和全家。”听了女儿的话,叶剑英眼圈发红,说:“不是!是爸爸连累了你们。”

叶帅担心自己这个女儿会傻掉。“父亲对此一直心存歉疚,他知道,我们几个做儿女的遭遇种种磨难,完全是因为江青要整他。他真担心我的身体恢复不了”。幸运的是,一年以后,叶向真的身体基本恢复正常。

1972年,叶向真改名江峰进入北京医学院改行学医,两年后在解放军301医院实习。实习结束后,她留在了这家医院,开始了7年的外科医生生涯。

1976年初,79岁高龄的叶剑英主管着军队的主要工作。9月,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迫不及待地要篡夺最高领导权。叶向真回忆说,叶剑英分头与华国锋、汪东兴谈话,3个人经过多次精心缜密的策划安排,商定了如何实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具体计划。“抓四人帮,他们三人每个人心里都有想法,在毛主席去世守灵的时候,互相试探、交谈,看对方的反应。最后明白了彼此的想法”。

叶帅身经百战,对秘密工作有丰富经验,处理应急性事件绝对谨慎小心。“主席去世,很多人给江青写效忠信。说不定身边很信任的人已经投靠‘四人帮’了。他们三个人没有在一起待过,更不会大张旗鼓开会,父亲都是晚上开车到中南海,到汪东兴家里谈部署和安排”。“汪东兴不能出来,他是管8341部队的,所有警卫都归他管,他站在哪边,哪边就会90%的赢,他的行动是‘四人帮’严密盯死的。所以要一动不动,得让江青等人摸不着汪的动向,这就是叶帅的部署”。

“华国锋当时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也不能走来走去。汪东兴同志告诉我:你父亲要我和华国锋同志不要动,他在我们中间来回穿插……”“老爷子走动,他的车从中南海西门进,在汪家讨论后,出北门又去了华家。抓‘四人帮’前,他们三人根本没一起碰过面”。坐镇全局的叶剑英做得天衣无缝。

叶向真后来问汪东兴与华国锋,他们证实了这些细节。“让四人帮来开会,按照之前的计划三个人一组负责抓一人,每组警卫只知道自己的任务,一个一个地抓”。没响一枪,没流一滴血,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此后的一件事,没人会想到与叶向真有关。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叶剑英提出召开,会期36天。会议召开前,胡耀邦安排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起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话稿出炉后叶剑英不太满意,就让女儿执笔写作,自己口述,刘诗昆协助。从11月25日到12月12日,叶帅修改审定的叶剑英同志讲话稿最终完成。

叶向真说,在讲话中,叶帅特别亲笔加上这样的话:“大家敢于说出过去想讲而不敢讲的意见,畅所欲言,充分讨论,解决了不少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了正确认真的批评”,“这是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过的好事情,是我们事业大有希望的标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实行这样充分的民主,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们一定要坚持、发扬,推广到全党、全国。”

 

《原野》的禁演与曹禺的夸奖、廖承志的指示

也是在1978年,叶向真改笔名为凌子,回到了文艺界,当了电影导演,在中国新闻社电影部拍摄纪录片。“我这个名字已经够响亮的了,在抓我之前,全国很多大字报上都有我的名字,我本能地不愿意让这名字到处出现。”凌子说。

而父亲对凌子的期许,是希望女儿做个中国的“米丘林”。米丘林是苏联著名的植物育种家。凌子小时候对植物栽培有天赋,父亲认为女儿学习植物学会很有前途。但是,凌子没和父亲商量就报考了艺术学院。1960年,叶剑英得知女儿考上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很不高兴。凌子说:“父亲一个星期没跟我说一句话。”

在叶剑英看来,“你要选择的职业,应该很直接地对国家有用,学电影导演不能很直接地对国家作贡献”。同时代的开国元勋的孩子们,要么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要么去苏联留学,都是学习通讯、导弹、潜艇之类的国家急需专业。20年后,凌子拍完电影《原野》,请父亲看这部片子。父亲看完才说了一句话:“现在我才明白你在干什么。”

《原野》是凌子改编自曹禺1937年创作的同名话剧。曹禺曾担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凌子在中戏读书时担任学生会主席,与曹禺有过接触。剧本改编完成后,凌子将剧本交予曹禺指点。“可是人家不回话,根本不理我们。这个话剧好多年没有地方敢演,只有中戏拍小品的时候才拿出来演。”凌子说。

凌子找到自己单位中国新闻社电影部的上级领导、中国新闻社副社长兼南海影业公司董事长吴江。当时,中国新闻社只拍纪录片,不拍故事片,“我提出拍摄故事片《原野》,吴江将我军,说给你20万够不够”。而当时,拍摄一部故事片至少需要80万元。

凌子没有马上答应,而是回去和著名摄影师、钱壮飞的外孙罗丹商量,罗丹说:“答应。”罗丹给凌子出了个主意:去采景拍一组漂亮的镜头,让他们眼前一亮,就会给我们追加资金。“我们第一批就去东北大森林里拍,罗丹那时拍出一组漂亮的镜头,拍白桦树等秋景,也就是《原野》开头的那个场景,拍好了之后经审查吴江满意了,就说,行!你接着拍吧”。

这是凌子第一次拍电影,请了著名演员刘晓庆、杨在葆。中新社主创人员只有凌子等几个人,其他有北影、上影、长影的人,“各单位凑出一部《原野》”。

影片拍摄完成后,凌子再去找曹禺看片。盛情难却,曹禺到北影厂观看了尚未音画合成的样片。“看完之后曹禺非常高兴。他把能请的朋友都请去看,在北影厂连续看了7遍”。后来,曹禺还在家中宴请《原野》剧组,解释为何不对剧本回话:“当时我不知道你这个叶大小姐要干什么。我这个《原野》已经给批了一遍了,已经压箱底不敢吭气了。你又要拿出来演一演,回头给我抖落出来又要批判一遍。所以我不敢问这个事情,也没法阻止你们。”

凌子问曹禺:“那您看了之后,觉得有没有失掉原意?”曹禺夸奖说:“更凝练了,比原作好。”

在《原野》的拍摄过程中,凌子还收获了爱情,与罗丹完婚。时至今日,凌子还对丈夫赞不绝口。同时,凌子与刘诗昆保持着一份真挚的友谊。(1967年,刘诗昆被江青定为“反革命”,为了保住向真和叶帅,刘诗昆与向真离了婚。)

令吴江没想到的是,《原野》前期拍摄真的23万就下来了。正片完成之后,吴江请中新社主管领导、时任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前来看片。廖承志当场指示,这个片子要拿到国外去参加电影节。“当时廖公说,香港人对洋人的评价特别在乎,如果在外头任何一个电影节有一点响动,再回到香港就大不一样了”。

1980年,香港电影界人士荣念增看到这部影片的拷贝,并向威尼斯电影节亚洲选片人马克·穆勒作了推荐。1981年,40岁的凌子一人前往威尼斯参加电影节,因为这部片子在某个领导看来是“男盗女娼”,电影局禁止演职人员前往参赛。(凌子的工作单位是中新社,电影局无权干涉,因此只有她一人出席了。)“电影节上,我一进餐厅,演奏人员就弹起日本歌曲。他们都以为我是日本人” 。马克·穆勒将《原野》选入参赛片,最终获得那一届威尼斯电影节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荣誉奖。“这是我们国家第一部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电影。当时入围的都是黑泽明的,华人这是第一部”。

获奖的《原野》并没有就此进入公众视线,虽然香港票房大获好评,把当时台湾电影金马奖压得没了版面,没了声音,但是被审查定性为“只能外销,禁止内销”。“当时有关部门请工会、共青团、妇联开了个座谈会,结论是男女主人公乱搞男女关系,教唆犯罪,宣扬有妇之夫通奸和暴力复仇。为了争取能在国内上映,廖承志打电话给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慧敏,两人在电话里都吵起来了,但结果仍是只能外销,不能内销。” 凌子说,此后《原野》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她。

1982年,凌子根据韩少功小说改编的电影《风吹唢呐声》入选夏威夷电影节、意大利电影节、法国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夏威夷电影节发函电影局请求寄发拷贝,但电影局未予回应。与《原野》完全相反,凌子第二部作品得到的待遇是“只准内销,禁止外销”。“这个电影的本子,电影局审了8遍。”凌子说,最后在金鸡奖和百花奖开奖前一周允许上映,“时间这么短,显然不能参加评奖了。”

时隔7年后, 《原野》解禁,大量的公众才一睹禁片真面目。其实,从1981年开始,《原野》已经在内部渠道播放,作为国产内参片在休会期间播放录像带。1987年12月15日,中新社提交了《原野》的送审报告单,再次要求在国内公映这部影片。而导演署名不是凌子,而是江峰——叶向真从医时的曾用名。

1988年,《原野》荣获第十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影片女主角刘晓庆在颁奖会上感慨:抗战8年,《原野》是7年后才允许上映啊!此时,在电影事业中几度受挫的凌子在北影退休,从此挥别影坛,隐居香港。

 

劝父亲:“任何伟人也不可能把儿孙的事做完啊!”

1986年深秋,叶帅因病逝世。让凌子遗憾的是,父亲没能看到自己事业上的这次“平反”。

凌子谈起父亲时说,他严厉起来,很有震慑力。“我小时候还不懂这是为什么,长大后才明白,这是一种‘训导’,为的是让我们永远记住做人的标准、要求和准则。例如对来客一定要有礼貌,要尊重所有人。每次家里来人,不管是司令政委还是一般客人,告别时,叶剑英都要亲自送到门口,哪怕身体不好也坚持拄着拐棍送客,而且他要求我们也要这样做。”

上世纪60年代凌子结婚时,来了很多客人。这一天非常热闹,待到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已是晚上过9时了。“我筋疲力尽地走回屋,还没坐下,父亲突然问我,给没给工作人员送糖果?我说,还没有,已经很晚了,怕大家都睡下了。父亲的脸立刻沉下来了,‘大家都凑了钱给你买了礼物,镜子、暖壶……你怎么可以这样没有礼貌!’于是,我立刻拿了托盘,装了糖果挨家挨户去送”。

古语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叶剑英就是这样,要叶家的人懂得一个“礼”,要尊重别人。这也让凌子想起父亲经常讲的一句话:“挺着腰杆走路,夹着尾巴做人”。

上世纪80年代,80多岁的叶剑英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的帕金森氏症明显加重,行动不便。看着老人家这样子,凌子十分心疼。一天清晨,看着父亲刷牙蹒跚的样子,凌子在旁边小声地说:“爸,全国人民永远会记得你们这一代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但是谁也违背不了自然规律,任何伟人也不可能把儿孙的事做完啊,走完了辉煌的高潮,总是要落幕啊!爸您是不是也考虑一下呢……”父亲认真听凌子说完后没有回话,又继续刷他的牙。可是没多久叶剑英就向中央写了请辞报告,“而且不止一次,最终如愿了”。

跟着先生在香港默默生活了多年,近几年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宣传和普及的凌子认为:“儒家的传统文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记得有一份法国的报纸登了这样一篇文章,大概说:‘我们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所能够传承下来的只有他们国家的文化,其他的都是一种辅助手段………所以一个国家能留给后人和世界的唯有这个国家的文化,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说得这样坚决。中国人很注重经济的发展,而对自己本国的文化,反而不放在重要位置。法国人觉得很不理解。经济的发展,物质的满足,这是生活指数好坏的问题,但是文化的缺失是一个民族存亡的大事,所以我就转向文化研究了。”

相比于“文革”时期的文艺战线红卫兵领袖,凌子已从一名社会秩序的破坏者成长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复者,其中变迁,令人感慨。谈起自己的“文革”经历,她说:“我不后悔,我也是受害者。现在回想当年当然不对,真幼稚。但历史就是这样的。一切都是历史的产物。”

“文革”和电影已是过眼云烟,如今的凌子在传统文化的重新发掘中非常平静。

 来源:《同舟共进》2013年第3期  作者:周海滨。

文章来源:http://history.stnn.cc/reveal/2020/0108/70597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