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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北大教授为妓女写诗 遭批“淫秽不堪”

 

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人物吴虞(1874-1949),字又陵,号黎明老人。四川华阳人。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任四川《醒群报》主笔,倡导新学。1910年任成都府立中学国文教员,不久到北京大学任教,并在《新青年》上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说孝》等文,猛烈抨击旧礼教和儒家学说,在“五四”时期影响较大。

吴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当时,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吃人与礼教》等一系列反封建檄文引起轰动,被胡适誉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和“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

1921年至1925年,吴虞出任北大国文系教授,后来回到成都,过着半隐居生活,一直到1949年去世。吴虞喜欢写日记,《吴虞日记》中就记载了他在北大期间和一些知识界名流的交往。这其中,就有关于周作人的一些零星记载。

君子之交

从《吴虞日记》来看,周作人与吴虞的初期交往,可以称得上是“君子之交”。周作人1917年进入北大,吴虞晚了几年,是1921年,并且1925年就早早离开了。两人在北大共事,算起来共有四年。《吴虞日记》中第一次提到周作人,是1921年10月19号。在当天日记里,吴虞写道:“晤张孟劬,住屯绢胡同八十号,周作人,住西城新街口南八道湾十一号”。吴虞这一天可能拜访过周作人,也可能只是从张孟劬那里打听到了周的地址,因为同一天周作人的日记里,并不见有吴虞到访的记载。

同年10月31日,吴虞送给周作人一本《吴虞文录》,日记中载:“往教授室,晤幼渔、玄同、周作人,以手携《文录》一册赠作人”。有趣的是,吴虞后来又送了一本《吴虞文录》给周作人,那已是1924年1月22日了。在当天日记里,吴虞记道:“十一时至十二时在北大上课,见周作人,取《吴虞文录》一册”。这就是说,吴虞给周作人前后送了两本他的《吴虞文录》。为什么会送两本呢?也许是周作人把前一本转送别人了,也许是弄丢了或是忘了。日记中没有说明,我们也就不得而知。

吴虞当时和周作人见面,大都是在北大的教授室里。因为他们都住在校外,若非关系亲密,除了上课,那是不容易见上一次的。从《吴虞日记》看来,他和周作人的关系不算密切,这也许是因为周作人的性格内敛沉实的缘故,不愿多交朋友。因此在吴虞的日记里,提到和周作人见面的机会虽多,但常常还有其他人在场,两人单独晤面的场合并不多,只有寥寥几次。如1922年9月13日,吴虞写道:“晤周作人,略谈而别”。特别有意思的是1923年4月3日的日记,吴虞写道:“八时至九时在北大。周作人日文小说,听者只二人”。吴虞当时在北大讲课颇受欢迎,这里特意提到只有“二人”听周作人的日文小说课,也许不无自得之意吧。看来吴虞是很在乎自己的名声的。

 

道义之交

总的看来,在北大期间,吴虞和周作人的关系只是一般同事,君子之交淡如水,没有太深的交往。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让两人的关系有了一些变化。这主要是周作人在这件事情上,给了吴虞一些道义上、精神上的切实帮助,让吴虞对周作人产生了新的认识,心存感激。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吴虞当时是孤身一人厝居北京,家眷都在四川老家。孤枕寂寞,免不了常常出入妓院,一来二去,就和一名叫娇玉的妓女打得火热,还曾考虑过纳她为妾。吴虞当时给娇玉写了不少诗,公开揭载于报章,引起了社会上一些人的不满。后来(1924年4月29日)就有化名“XY”的人在《晨报》发表文章《孔家店里的老伙计》,抨击吴虞的这种行为,嘲讽吴虞不是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而是孔家店里的“老伙计”,为娇玉作的27首诗是“肉麻的歪诗”,“淫秽不堪”,并连带攻击吴虞的其他文章。

这引起了吴虞的愤怒,于是他草拟了八条回复,征求同事的意见。同事当中,周作人、沈士远认为可以回复一次,以后不要再理,马叙伦则认为不必回复。吴虞采纳了周作人、沈士远的意见,将八条回复在5月2日的《晨报》上公开发表,平息了这一事端。关于这件事,1924年4月29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今日《晨报》,又有一篇,由诗单而攻击《文录》与《朝华词》,语多诬诋轻薄,而实不学无术之狂吠也。因书八条复之,示周作人、马夷初、沈士远,作人、士远言可答复一次,以后即当置之不理,不然终无说清之一日……”八条答复后来刊出,文末有吴虞的特别标注:“此启曾示周作人马叙伦诸先生思想清楚者”。将周作人等称为“思想清楚者”,显然表明了吴虞对二人在这件事情上给他的支持是心存感激的。

周作人失节

1925年离开北大后,吴虞与周作人便基本上失去联系,断了往来。但吴虞仍然在遥远的四川关注着这位旧日同事的动向。1929年7月22日,吴虞在日记中写道:“郑宾于来,云……钱玄同、周作人均仍在北大”。抗战爆发后,周作人附逆叛国,吴虞虽偏居一隅,也知道了这个消息,并在日记中有所反映。1938年2月29日,吴虞在日记中写道:“晨至沙利文看马叔平,云钱玄同得神经病,活不久长。周作人恐被日本人利用”。四月初九日,他又写道:“今日报,周作人、钱稻孙等,武汉文化协会严电申讨。有照片赫然,言论俱在,当非枉诬。诚我文化界之耻辱,亦国民之败类,应请援鸣鼓而攻之意。声明周作人、钱稻孙及其他参与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诸汉奸,应即驱逐出我文化界以外,至汉奸通敌叛国之罪责,俟诸政府明正典刑可也”。

 

显然,对这位昔日同事的附逆之举,吴虞是深恶痛绝的。上一则日记中提到的事实是,1938年2月9日,周作人在北京饭店出席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会后,《大阪每日新闻》刊发了会议消息,并随发了会议参加者照片,周作人长袍马褂,“跻身于戎装的日本特务头子与华服、西装的汉奸文人之间,露出一副飒然自得之态。”5月14日,《抗战文艺》发表了茅盾等十八位作家联署的《致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公开谴责他的投敌行为,“照片分明,言论俱在,当非虚构”。希望周作人能回头是岸,参加抗敌救国活动。

《吴虞日记》中最后一次提到周作人是1944年阴历2月22日:“(马)季明言:钱稻孙任北大校长,李石曾在美洲,沈兼士在重庆。周作人投日本,出门汽车有卫兵开道”。此时离抗战胜利,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而吴虞本人,亦是一位72岁的垂暮老人。

日月流转,世事如白云苍狗。吴虞和周作人,这两位曾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并肩战斗、共创新生面的“同路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生命形态:一个归隐田园,一个却走上了背弃民族大义的不归路。他们所走过的道路,实在值得后人深思。

本文摘自:《人民政协报》2013年04月04日第7版,作者:唐克龙,原题为:《〈吴虞日记〉中记载的周作人在北大》

文章来源:http://history.stnn.cc/reveal/2020/0115/70842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