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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长女从童养媳到“狗崽子”的悲惨经历

 

核心提示:刘爱琴:我前一段时间是怪过,“文革”以后我不怪他任何事,太惨重了,父亲的事业太艰苦了,太残忍了,不怨我父亲,怨我自己考虑不周。

烈士何宝珍——刘少奇的第一位妻子

何宝珍,是刘少奇的第一位妻子,她的身世、经历,以及她真纯似火的性格、胆气,是一部尚无人吟诵的巾帼长歌。刘少奇同她的感情很深,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第一次由北京南下,偕王光美专程到了南京雨花台,深切哀悼这位永铭他心髓的革命伴侣。

记者:听说您的母亲何宝珍是一位年轻的革命者,我觉得她的命运与杨开慧极其相似。婚后,她随同您父亲为了革命东奔西走。据说1932年,她因营救其他革命同志而被捕入狱,1934年牺牲在南京雨花台。那时您大概还很小,您对您母亲何宝珍的印象应该都来自别人的讲述吧?

刘爱琴:是。我一直怀念自己已经牺牲了的母亲,很想多知道我母亲的一些情况,为此拜访过曾和母亲一起战斗过的帅孟奇妈妈和夏之栩妈妈。帅孟奇妈妈是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早年曾成为家乡的农民运动领导者之一,夏之栩曾是国家纺织部副部长,是赵世炎的夫人,她们曾是我母亲在南京监狱的难友,母亲的事情都是我后来从她们那里知道的。

我父亲认识毛泽东的同时,认识了母亲。1922年,父亲从苏联回国,奉陈独秀之命,去长沙毛泽东处领受任务。在清水塘22号杨开慧家的板房里,父亲见到了毛泽东。当时我母亲是衡阳第三女子师范的高才生和学生运动的组织者,那个时候,我母亲因为领导反对军阀政府的学潮被开除,到长沙,同毛泽东、杨开慧夫妇住在了他们清水塘的家里。母亲以前听说过父亲的名字,很崇拜他。杨开慧当时就把我母亲介绍给我父亲认识。后来我父亲到了安源和李立三领导工人运动。第二年我母亲也到安源工作,担任路矿第三子弟学校教师兼俱乐部书报科委员,在那里,两人相爱了。半年之后,在欢庆安源罢工胜利的日子里,他俩结婚了。

1924年生了我哥哥。1925年以后,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我父亲到了广州,只好把我哥哥托人接回了老家。我是1927年在武汉出生的,当时父亲在汉口搞工人运动。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夏斗寅和许克祥相继在湖北宜昌和湖南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形势异常危险,父母不得不转移到地下,因此就把我托付给武汉当地的一个工人。那时候我才几个月,我母亲不太想把我放下,但是带我走,对他们对我都有危险,从那时起我就和养父养母一起生活。直到1938年,我才又见到我的父亲,可是却永远再没有见到我的母亲,因为6年以后她就在上海被捕牺牲了。

记者:您母亲被捕是在1933年,当时她担任什么工作,因为什么被捕呢?

刘爱琴:当时因为我父亲已调往中央,我母亲继续留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那个时候她已经有我弟弟毛毛,自己一人带着孩子,还担任全国互济会领导职务和营救部部长,化名王芬芳,对外是教师身份。1933年,中华海员党团书记廖承志被捕,党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营救,我母亲开始四处奔走,通过各种关系组织营救,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并派特务跟踪。一天一群便衣特务包围了她的住处,我母亲意识到要出事,就抱起我的弟弟毛毛塞给邻居的一位阿姨,说:“帮我照看一下孩子,过几天会有人来领他。”然后就立刻动手销毁文件。当时我弟弟毛毛才三岁,虽然说过几天来领,结果却在街头流浪了十几年,一直到1946年才找到。

记者:我们去拍摄过上海龙华监狱的旧址,虽然今天它已经成为供人参观的景点,但置身其中仍让人感到阴森恐怖,但据说您母亲当时在监狱中表现得非常乐观从容,而且还有个绰号“小大姐”。

刘爱琴:帅妈妈是这样说我母亲的。她很活泼,在监狱里唱戏、帮别人做事,还擅长表演,她为了鼓舞难友,经常用老曲子编上新词表演给大家看,逗得别人捧腹大笑。因为她年龄小,处事冷静、机智,又很关心体贴同志,所以同志们就叫她“小大姐”。

帅妈妈说,闲下来的时候,有时候你妈妈就在那里发呆,刚开始还有人问她,你怎么了?她叹了一口气,不说话了。大家知道她是在想孩子了。三个孩子在外头,自己又身陷囹圄,作为母亲是什么心情,能不想吗?她肯定想孩子们现在怎么样了,我和哥哥还好一点,我被托付给一个工友,哥哥允斌在老家,在奶奶跟前,这都还放心一点。毛毛呢,毛毛有没有人去接呀,其实毛毛那时候在街上流浪呢。

那时候作为一个革命者,又作为一个母亲,那种胸怀真不是现在一般人能体会得到的。

后来,我母亲从上海被押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又经过多次审讯,母亲从未在敌人的威逼利诱面前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敌人无奈判了她15年徒刑,被转到南京模范监狱。本来可以营救出来的,但是因为那里有一个互济会的会员,后来经不住严刑逼供,把我母亲供出来,这一次敌人再也不相信她是一名普通的教师,狠狠追问她丈夫和本人的身份,最后宣布:是死是活,两条路由你自决。我母亲回答说,要口供,没有;要命,有一条,请吧。就这样,我母亲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

那一年,我母亲32岁。

可以说在我记忆中没有母亲的印象。

本来我父亲那里有一张母亲的照片,我们手上没有。我母亲的妹妹在贵州,她保存着一张母亲的照片,是母亲在广州照的。1950年解放以后,姨妈给我父亲写信找她的姐姐,其实母亲早就牺牲了,她不知道。后来父亲回了封信给她,说你姐姐已经牺牲了。她写信的时候把照片寄过来了,现在就成了母亲唯一的照片。

一份寻人启事帮刘少奇找到了做童养媳的女儿

1938年5月31日,《新华日报》(武汉版)上出现了这样一段寻人启事:寻找工友赵春山。10年前,刘少奇先生的女儿托先生抚养,他现在想见他的女儿。

这则启事刊登不久,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终于找到失散多年的刘爱琴,此时她已被卖做童养媳。

记者:在你们三兄妹很小时,由于战争和白色恐怖环境,刘少奇同志先后将你们托付给他人抚养,您父母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将您托付给一个工友的,据说那个工友曾参加过工人运动,觉悟比较高,为什么您又被卖为童养媳了呢?童养媳的生活一定是非常凄惨的。

刘爱琴:1927年母亲把我托给一个工人,这个工人夫妇就成为我的养父母。本来养父母对我很好,养到七八岁了,养父失业,没有任何收入,养母经常生病,为生活所迫,实在没有办法,就把我卖到一个拉人力车的家里当童养媳。卖我走也就是为了一口饭吧,为了能活命。

卖到这儿就不一样了,吃不饱穿不暖的,还经常挨打挨骂,我一下子掉进了苦海里。我的婆婆对我从来没有半点的怜爱,我就是她的奴隶,永远得干活,还要不停地挨打、受骂。

更倒霉的是,她一岁多的儿子,也就是我的“丈夫”出天花死了,她更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说我是丧门星,像恶魔一样疯狂地打我。我被她罚跪,在凛冽的寒风中一跪就是几个小时。光着的双脚和裸露的小腿被冻出一块块的肿包,肿包化脓成疮,流水结痂,一走路就像针扎似的疼痛。

有一天,我去井边打水,因为头天又挨了毒打,身体感觉又疼又累,肚子也空,眼前一黑,栽进了水井,幸亏被及时发现救了上来,免于一死。可是那时,我真觉得活着如此受罪,还不如让井水淹死了好,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呢?

每天在苦难中挣扎,我几乎天天盼着养父母能把我接回去。记得养母临别时哭着对我说:“孩子,妈有空会去看你的。”我是多么盼望妈妈来看看她苦命的女儿啊!但三四年过去了,妈妈没来过一次。

那时也绝望过,有时候拿自己的手掐自己的脖子,不想活了,当然没有成功。有时候走得很远很远不想回去,但又不知道往哪里去……

 

终于有一天,养母来了,还带着一个年轻人。我抱着她就哭,说,你说过来看我,怎么不来……她说我不是来了吗,接你走。婆婆不让走,年轻人给了她一些钱,才让我们走。

由于过去受苦的日子像噩梦一样缠绕着我,使我心有余悸,我仍然很害怕,不知道又要去什么地方了,是好还是坏。我一把抓住养母的手,扑在她怀里放声大哭:“妈妈!我要回家!”养母看到我这样,也泪如泉涌。她摩挲着我的脸说:“孩子,我真的只是你的奶妈。这些年你受苦,妈也是没有办法呀!这次是把你送到你爸爸那里去,绝不会再卖你了!”“不,你就是我妈妈!我要跟你回家。”

养母把我送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夏之栩妈妈对我说,你还有亲爸爸、亲妈妈。爸爸在延安,妈妈为革命牺牲了,她很勇敢,是位革命烈士。你要记住:你妈妈是个好妈妈。我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住了一段,就坐火车到西安,再到延安。在西安20多天,熊天荆妈妈对我很好,一直在照顾我,伤也养好了。从他们的态度上,我只能往好里盼,起码是不用挨打,不用受骂了。和我们一起去延安的,还有几个小朋友。

记者:我看到过您的一张照片,那是您在武汉拍的,听说当时您已经11岁了,可看照片我却感觉您只有六七岁的样子,又小又瘦,很可怜的样子。这样见到您父亲时,他是什么心情,您又是什么感觉,见到自己真正的亲人,是不是感到很激动,很幸福?

刘爱琴:到了延安是1938年5月底6月初。父亲不在,等的日子也很着急。我就想,父亲为什么这么难见?

后来有一天有人对我说,你父亲来了。我赶紧跑过去,风风火火的。我父亲也很着急,看见有个小孩,就奔过来了。旁边有个男的说,这是你爸爸。快叫爸爸。我也没叫爸爸,不习惯。他拉着我的手,把我搂过来,说你这么瘦呀!问我多大了,我因为太紧张,憋了半天,最后说:“不知道。”他们都笑了,他们一笑不要紧,我一下子就哭了,心里觉得委屈呀,自己没有父母在身边,没有亲人,大家还笑我,特委屈。父亲问我多大了,说明他也不知道我的生日,看我哭了,爸爸也很激动,也动感情了,说:“你吃苦了,爸爸知道,回到家里来就好了,以后把身体好好检查检查。”

那时我很激动,感觉到了久违的亲情。也是因为爸爸对我的态度,一过来,搂一搂,抱一抱,从那以后就觉得爸爸很亲。后来,爸爸告诉我妈妈已经不在了,她是为了中国广大的老百姓牺牲的。虽然我有了父爱,但从未见到过亲生母亲。

记者:由于战争和白色恐怖环境,10年前,你们家人离散,父母兄妹天各一方,直到延安时期才得以团聚,那段日子应该是最温暖的生活了,在延安您和父亲相处时的情景还记得吧,这段日子有多长时间?

刘爱琴:我到延安不久,我哥哥允斌也从老家接来了。我们和父亲,还有父亲当时的妻子谢飞妈妈生活在一起。父亲喜欢女孩子,他在三个孩子中最早接触我,父亲给我的乳名叫“爱儿”,但是要上学了不能没有名字。叫什么名呢,因为我的小名“爱儿”,就有了“爱琴”。

起名字的时候说要让我上学去,我很高兴。长到十一二岁了,还没上学呢。也确实体会到在父亲身边就是不一样的,有父亲就有保障了,可以上学了,可以吃饱饭了,不挨打了。那时感觉父亲特别亲热,能感受到父爱。

后来上学,孩子们都在一块,每天从城里到城外去上课,在延河边上,在宝塔山底下,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生活特别地美啊,特别地好啊。本子都是用纸裁订的,自己做不好,我父亲还教我怎么做,裁完以后,把纸一片一片地拿针线缝起来。

1939年夏天放暑假,确实过了一段家庭生活,吃饭从食堂打回来,和爸爸哥哥我们三个一起吃,他们两个是湖南口味,我以前在湖北,也能吃辣椒。小米饭拌辣椒面吃,反正挺高兴的。那时谢飞妈妈已经到华中工作去了。

8月底,快开学的时候,父亲又要走了,家里没人照顾了,父亲郑重其事地说,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北边有一个很大的国家?我们说,知道,是苏联。父亲说,你们愿不愿意去?我说去那儿干什么呀?父亲说去学习,要我跟哥哥一块去,我心里也踏实了。走的时候也知道时间会很长,但没想到是那么长时间,我待了10年,我哥哥时间更长。

当时正巧周总理要去苏联治胳膊,父亲也要抓紧时间赴中原局工作,因此就趁这个机会让周伯伯带我们几个一起去苏联。和父亲在一起的这段温暖、亲切的日子就这样很快结束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走的那天,我们先坐卡车去西安。上了卡车以后,我们看着父亲,就这样招手,汽车开走了,开出去很远,他还站在那儿,一直招手,招手,直到在视线中消失,看不见……

“父亲不同意我的异国婚姻”

1949年6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接受中共中央委托,秘密访问苏联。经过长达55天的访问,刘少奇回国时,除了带回苏联对新中国的巨额援助和200多名苏联专家,他的身边还多了一位不太会说中国话的中国姑娘。她,就是刘少奇的大女儿刘爱琴。其时刘爱琴已有了一段异国婚姻并将有自己的孩子……

记者:1949年您父亲秘密访问苏联时,距离你们离开延安已经有10年的时间,你们兄妹与父亲已经整整10年没见过面了。当年还都是10来岁的孩子现在都是大人了,自己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吧,您父亲了解你们这10年的生活吗?

刘爱琴:我们在苏联的时候,一开始在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条件和环境都挺不错的。但是后来卫国战争开始了,我们这些年轻人有的上了战场,有的在后方支援战争。战时苏联的条件非常艰苦,九月份的天气,早晚都挺冷的,我记得弄土豆的时候,冻得手指头都发麻。有一次去伐木因为食品没有接上,我们等了三天,就整整饿了三天。在苏联反法西斯的战争中,我们在苏联学习的年龄大一些的都参加了伤员护理、缝制手套、砍伐木头等支前工作。

1946年的时候吧,我考进了莫斯科通讯专科学院经济系,在那里认识了费尔南多。他是无线电系的学生,是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伊巴露丽的外甥。两年以后,我们结婚了。当时条件很不好,虽然结婚了但是也没有自己的房子,还是各住各的宿舍,也就偶尔在一起。

记者:那您父亲知道您结婚的事吗,他对此有什么看法?

刘爱琴:当时我父亲太遥远了,所以我就没有告诉他。但是跟我哥哥说了,哥哥表示反对,他说你以后还要回国呀!但当时我想,结婚以后一样可以回国,可以两个人一起回去,所以我就结婚了。那会儿思想非常单纯,从现在来看太简单了。

等我父亲来的时候,一开始我没告诉他这件事,所以我父亲刚到莫斯科的时候见到我呀还是挺溺爱的,挺心疼的那种爱。他还跟我比个子,我个子到他鼻子尖这儿。他说,啊,你比你母亲高一点,我说我母亲到你哪儿,他说你母亲到我嘴唇这儿。

但是后来待了一段时间,这事情也瞒不住,有时候在父亲那儿住个一天两天我就走了,走了我父亲就见不着我,就找我,找我回来就责怪我为什么不回来。可能是有点儿担心我,后来我哥哥告诉他了,说我已经结婚了,然后父亲态度马上就不一样了,真的。他就劝我说结束这段婚姻,说不管怎么样你得回去,我说我没有说不回去。因为我们在那儿每一个同学的思想啊,都是我们的祖国在中国,不管你怎么变,我们都是爱国家的,我们出来学习就是要回去建设新中国的。但是我父亲始终就是不同意带他回来。他还跟我说,你回去以后,还要继续学习,跟我说了一大堆。我说我一人回去会遇到许多困难,生活上诸多不便,语言又不通,但是如果身边有一个人,我会觉得好一些,减轻一些。他说你减轻什么,你还得负担他,他还得学。也确实是,是困难很多。后来我就变成了只能是哭鼻子,没有别的办法,说服不了我父亲,就只好妥协了。所以后来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痛苦,因为我们还有了自己的孩子。

记者:每次想到这些的时候,会怪您父亲吗?

刘爱琴:我前一段时间是怪过,“文革”以后我不怪他任何事,太惨重了,父亲的事业太艰苦了,太残忍了,不怨我父亲,怨我自己考虑不周。

 

“我要活下来,也不能疯掉”

1949年刘爱琴随父亲回到国内,坚持生下了与费尔南多的儿子。此后,刘爱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毕业分配到国家计委工作。再后来,她经人介绍,嫁给了同在人大学习的达斡尔族青年巴音孟和,并有了三个孩子。1958年,中央精简机构,刘爱琴响应党的号召,与丈夫赴内蒙古支边。1966年“文革”开始后,随着刘少奇被打倒,她的命运再次遭遇苦难……

记者:听说1967年初,就不让您工作了,后来隔离了两三年。丈夫又要跟你离婚,孩子没有人管,那时您的处境是不是就变得特别糟?

刘爱琴:是啊,那几年等于被关起来。我知道父亲出事都是从群众传闻得来的,说我父亲在中南海被批斗了,光美妈妈让清华大学扣起来,很快街上我的大字报也贴出来了,说我是苏联特务。1967年初就不让我工作了,被隔离了,就指定地点,你就在那儿住,写材料,没有人身自由,也挨过批斗。也就是当时所谓的“群众专政”。有一次斗争会造反派说,你父亲6次叛变,至少4次你都知道。我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怎么革命的。他们说你不老实,就来按我的头,有时候也动手打,打得牙出血,腰也打坏了,打得我小便失禁。后来又把我送到工厂打扫厕所。

那时候孩子也没有人管,虽然我和他们的爸爸还没离婚,但他在东北那边,孩子只好放在家里,大的管小的,当时满街的人都欺负他们,孩子们真是可怜。后来我就跟他们造反派要求,我说我那孩子满街溜达,是死是活我还不知道呢,我要求每天都见孩子一面,我就放心他们还活着,死了我也问个清楚到底怎么死的,谁害死的,我就这么说。因此我就让孩子每天给我送饭来。

记得有一年过春节,一天没见孩子的面,我等啊等,头一天晚上三十都没有见着面,到大年初一的下午5点了还没有饭,我就跟门口儿值班的人说,家里还没有送饭来,你是不是去看看。他就找了个人去看,后来回来说,你放心吧,孩子们都好好的,一会儿给你送过饭来。后来孩子送来了饭,告诉我说,在街上放炮玩儿,忘了做饭了。我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记者:作为共和国主席的女儿,您经受了比常人更多的磨难。您父亲给予了您的一生,使您经历过艰辛,感受过委屈,也沐浴过爱。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主席在河南开封含冤而逝。您最后一次见父亲是在什么时候?父亲的去世对您的影响挺大的吧?

刘爱琴:我最后一次见父亲是1966年7月,因为要把我们计委揭发乌兰夫的材料送给主席,回来住了一宿。父亲交代了几句,说,乌兰夫的缺点可以提,但他的事情都是中央管的,你们不要对乌兰夫怎样。他那时候还行,没有什么变化,还主持着工作组。我没想到这竟然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

后来“文革”开始后,我特别担心父亲的身体,他原先的肺病非常严重。我出生的时候,他就已经吐血,维持着生命。我那时想无论他走到哪儿,只要光美妈妈在他身边,就很有希望,很好。结果听说把光美妈妈关起来了,这心里就老是那么提着,吊着……

大概是1969年11月16号吧,我听说父亲去世了,我心中的最后一道防线也随之轰然倒塌了……我两天两夜没吃东西,没有起床,泪就是这么流。我把自己对父亲的感情通过眼泪寄托出去,觉得自己不争气,不为他争气。两天过去了,到了第三天的下午,我就觉得我要死了似的那种感觉,实在不行了,我只好拖着两条发软的腿,出去买点儿东西吃。这时候由难受变成了恨。我想日子得过,命得留下……

我们这个家庭可以说共有5个人,父母、哥哥、弟弟和我。父母都走了,哥哥刘允斌也在1967年被迫害去世了。我哥哥命运比我凄惨,他从小就是个好学生,学习用功,非常懂事,后来从事核研究。在苏联结婚生了两个孩子,比我晚几年回国,回来后就到包头从事原子弹氢弹研究,几乎与世隔绝,一门心思从事他的研究工作,性格比较内向,有什么事都放到心里头,不多说话。后来因为父亲的事挨批斗,他想不通,最后无法忍受精神的折磨,1967年11月卧轨自杀了。在包头市北的铁路上,死得很惨。

我弟弟刘允若也被关进了监狱。因为1967年初,江青说过一句话:“刘允若不是好东西!”弟弟就被逮捕了,在狱中关了8年,受尽了折磨,得病差点死在狱中。1974年12月出狱的时候,他精神也受了刺激,走路哆里哆嗦,说话嗯嗯嗯,你根本听不懂他说什么话,他还一个劲儿地说,身体非常差。1977年春节的时候,大年初二,我带女儿到他住的农家小院找他。一推门,发现他平躺在土炕上,早已停止呼吸。我弟弟一辈子没结婚,也没有孩子。

所以说,我母亲三个孩子就留下我一个。我就想,留下我一个人干什么?他们都是被逼死的。留下我,我要等到父亲的冤情真相大白的那一天,等到对父亲的事情有个说法。这成了我以后生活和斗争的动力和力量。

劫后余生的幸福大家庭

10年的时间,刘爱琴经历了家庭离散、亲人的诀别,最终,她终于等来了父亲的沉冤得雪。这场浩劫中,她看到了太多家庭的破碎、人性的扭曲,但她同样看到了光美妈妈在巨浪袭来时对父亲的信任和忠贞,看到了她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苦苦支撑着这个大家庭。10年的风雨飘摇后,劫后余生的孩子们,更懂得亲情的可贵,更懂得如何坚强地面对人生。

记者:自从“文革”中您的弟弟妹妹们被撵出中南海后,他们都没有了去处。一家人彼此不知道各自的下落,生离死别,天各一方。后来听说他们在北京找了个住处,弟弟妹妹把您从内蒙古找回来了。

刘爱琴:我那时下放到呼和浩特市灯炮厂劳动。请假经常回北京看望和照顾弟妹们,那时候70块钱的工资,我也只能在生活上帮他们洗洗涮涮,收拾房子,做做饭什么的,给他们一种精神上的安慰。

刘源从乡下回来,惨得不得了,把这孩子折磨得又黑又瘦。每次回来住些日子,身体就好些,但是又得走,去了以后,半年或一年后再回来,又是原来那样,在那儿半饥半饱的,没人管。潇潇(小小)上学还比较单纯,组织上给20块钱,尽量保证她能上学。我们这样在一块过了几年,我把他们笼络到一块,包括刘涛涛。

1979年初,光美妈妈出狱了,我也从内蒙古调到河北,光美妈妈给我往河北写信,说我们终于又有了家,你可以回家看看,当时我心里特别感动,多亏了有光美妈妈,我又找到了家……

“文革”中,我看到了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我父亲遭受迫害、打击的时候,光美妈妈丝毫没有动摇过、背叛过我父亲,她对我父亲是那么忠贞,光美妈妈蹲了12年监狱啊!我到秦城监狱去看她时,她已经被摧残得不成人样了,驼背非常厉害,长年不能说话,也见不到阳光……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

我想我们家里的关系,我们这些三个母亲的孩子,当父亲在的时候,我们都很团结,很友爱,挺亲密,父亲不在了,我们更应该亲密,何况光美妈妈还在。

所以知道她出狱后,我就跑去见她。见她的时候,我叫她妈妈,这时候叫出来的妈妈是实实在在的,是真心的。我给她道歉说,妈妈,我们家遭受那么大的折磨、迫害,只有我们的妈妈……我说我向您道歉了,过去我年轻,有的时候确实做得不好,不懂事,不愿叫您妈妈,希望您能谅解我。她说,哎呀,你还记得这事,我都忘了。

记者:光美妈妈和您在年龄上相差不大,这种母女关系相处起来还融洽吗?第一次见到光美妈妈,您当时什么心情?总有一个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吧?

刘爱琴:在苏联的时候,我听哥哥说我们有了新妈妈了。我跟母亲没见过面,没得到过什么母爱,对父亲找的妈妈,那就是妈妈了。但是因为岁数大了,自己也结婚了,所以头一回见面的时候,我没有主动打招呼,是光美妈妈直接说,是爱琴吧。我说是,她就跟我很亲热,我也没有拒绝。

她比我大6岁,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像姐妹,但是从家庭地位上来说,她是我的妈妈。当时要说母女感情吧,也谈不上,但在家里一直比较尊重她。那时候她和父亲也有孩子了,平平。光美妈妈挺好,比如我刚回来的时候,帮我买衣服、买鞋,教我一些日常的生活,包括吃饭、睡觉、洗澡、洗衣服都关心指导我。我记得很清楚,她给我买了一双布鞋,布鞋脏了我就用布弹一弹,她看见了就说,这鞋可以洗。

那时我也让她生过气,也让父亲生过气。因为我没有母亲,没叫过妈妈,在国外时间又比较长,国外的这种母女关系,叫名字就可以了。她有时在学校给我写个条子说:礼拜天你回家来,家里有什么什么事,落款是妈妈。我也没有反对她,但是没有当面称呼过妈妈。

有一次我可能是对康妈妈说过,说我当她面叫不出妈妈这个词。后来这件事就传到我父亲那儿去了,我父亲不高兴了,就说,你不能这么做。我估计是说我不能在外面这么说。光美妈妈没有吱声,说,没关系,没关系,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她挺好的。

记者:经过了十几年的磨难,现在你们关系反而更加亲近了。

刘爱琴:对。我和光美妈妈到现在都挺好,我经常去看看她,去不了就打电话。最近与光美妈妈见面是上个礼拜,一起吃的晚饭,她一个礼拜游两次泳,身体很好。我有时候不注意,在她面前说自己老了,不行了什么的,她就说:“你还说老!”她一直把我当孩子。

光美妈妈过80大寿的时候,我还召集一大家子人给她过了个生日。过去她受我父亲影响从来不过生日,不过我想,都80岁了,重孙子都有了,我就给她过。2000年中秋节和国庆节的时间比较接近,她是9月26日的生日。我说咱们不叫过80大寿,一家人中秋节大团圆。在钓鱼台宾馆,我们一家大大小小二十几口人聚在一起,我觉得真的非常幸福。

目前,刘爱琴已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俄语教师的位置上离休。现在同沃宝田共度晚年,生活充实愉快。

采访时间 2002年1月

采访地点 北京地坛 刘爱琴的家中

采访对象 刘爱琴(时年75岁) 刘少奇的长女

采访记者 赵 曦 董雅丽

文章摘自《真情见证》 作者:郭战平 赵曦 

来源:中国网

文章来源:http://history.stnn.cc/reveal/2020/0319/72774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