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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反右后知识分子脱帽失败:陆定一坚决反对

 

建国以来长期担任中宣部长的陆定一,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有很大成绩,也不能不有许多失误。在党的指导思想逐渐离开正确的方向,虽有起有伏、总的趋向是越来越“左”的情况下,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机关怎能脱出这总的趋向之外呢?错误的反胡风运动,陆定一就是主持此事的中央五人小组的组长嘛。中宣部机关的“反右派”,先是反了一批“小右派”。所谓“小右派”,指的是职务小,基本上是到机关不久的大学生、小干部。后来深入了,反了一批“大右派”,即机关的一批担任过领导职务的大干部。“右派”,无论大小,反错了都是冤案。“小右派”遭受的折磨和苦难,并不见得比“大右派”轻,一般说还要重。不过“大右派”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大。中宣部反出来的“大右派”,是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七大和八大代表李之琏,以及属于中宣部机关党委的文联作协的总支书记黎辛。他们作为机关党委的干部,受理了丁玲、陈企霞对于他们一九五五年被打为反党集团的申诉。由于李、黎在受理此案的调查工作中的客观态度,被指责为有倾向性,在反右派运动和文艺界反丁、陈及诸多文艺家的高潮中,李、黎都被认定是为丁、陈翻案,被打成右派,划为极右分子。中宣部机关开批判李、黎的总结大会,陆定一讲话。讲话一开始,陆定一就厉声说:“李之琏、黎辛退出会场去!我讲话不是讲给你们听的!”李、黎惶恐无措地退出,听众们也茫然。这是我亲历的一个场面,至今还印象深刻。在反右倾运动中,中宣部机关也反出了九条“大鲨鱼”,以秦川(科学卫生处的前任处长、当时任宣传处处长)、袁靳为首,自然也属错案。听说陆定一复出以后,还向秦川表示过道歉。

但是,无论是全国的运动或者是机关的运动,我觉得都无法过多地深责陆定一个人。我以为,陆定一在中宣部长岗位上的最大失误、而且比较起来更应该责备他个人的,是不赞成一九六二年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一直有三条思路。一条思路是强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爱国的,可以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青年学生尤其是革命的先锋和桥梁;一条是强调以工薪收入为生的被雇用的职员和教员,其阶级成份是职员,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土改中划阶级和建国后立工会,都是这样明确规定的,全国总工会里还设立了教育工会;还有一条是,对知识分子又强调其阶级出身和所受教育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从思想上说,他们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政策,概括地说,是八个字:争取、团结、教育、改造。

这八个字,是时代的产物。这三条思路,有互相补充的地方,也有互相矛盾的地方,特别是有一个根本缺憾,就是对知识、对各类知识分子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意义和作用没有给出明确的估计。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党强调,知识分子要学习无产阶级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又强调没有什么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别,从世界观说,它们都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到底是从社会身份上看属于工人阶级一部分,还是从思想意识上看属于资产阶级一部分?对于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来说,知识分子到底是自己人,还是不能算自己人,只是客人,甚至是异于自己的人?这隐隐约约成了一个问题。对于从旧社会来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个问题就更是尖锐。

如果说,对知识分子,一方面争取团结他们,一方面又不把他们当作自己人,这样,怎么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呢?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总理作报告。这时的形势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更加迫切地摆到了党和国家的面前,制定国家科学技术长期发展规划的任务已经提出,党发出了向现代科学文化进军的号召。如何根据国家进步和知识分子进步的实际情况,对知识分子究竟属于资产阶级还是属于工人阶级的问题做出科学的判定,对知识分子在社会生产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科学的估计,关系着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根本看法,关系着知识分子对党和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关系着他们对国家事业和社会生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适合这种时代的需要,做出了一个新的判定:建国这些年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有了很大进步,现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国家工作人员,已经在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可缺少的力量,社会主义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这个新结论、新判定,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他们觉得,对于他们来说,新的春天的确来到了。

这个新结论,同传统的结论不完全衔接,在党内可能引起了不同的意见。不过,我们这样的干部当时对此都不知情。会后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指示里,没有出现周恩来报告中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提法,而是用了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一部分的提法。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没有注意到。我想,这是因为:第一,周恩来报告在报纸上全文公布了,而知识分子问题指示是党内决议,只在党内公布,没有在报纸上公布。没有听说哪个文件或哪个领导人讲话宣布周恩来报告的提法有毛病,要更改。第二,党内决议虽然没有讲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但讲了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一部分,在剥削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划分上,知识分子是划到了劳动阶级的范围,划出了资产阶级的范围,这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说法没有根本的区别。

那一年的九月,党的八大召开,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在报上公开发表了。报告没有采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提法,而是沿用了要利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提法。我们立即注意到了这个情况,觉得不好理解。我们的处长于光远是八大代表,我们向他询问,他也回答不出来。

第二年二月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报告,这个报告有许多精彩的新论,但也没有再提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三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是如此,而且强调:“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九六四年公开发表的文本,比起原记录来已经多了一些推敲。)

一九五七年六月开始反右派运动以后,情况就更不相同了。这个运动主要是在知识分子中进行的。占知识分子总数约百分之十的人,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那些没有划为右派而被认为是中间派的知识分子,大家也把他们划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列,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中间派”罢了。甚至党外拥护党拥护反右的知识分子,也被划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列,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左派”罢了。

这样,到了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就形成了“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的论断。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工人阶级,一个是农民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及其他反动派和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

就是说,知识分子从政治上、思想上,从世界观上,一般地被归入资产阶级的范围。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宣部《宣教动态》上刊登一则材料:《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反映清华大学检查这个教研组党支部的工作,发现党员中有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一)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过共产主义关更是革命对象,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团员助教也被认为是革命对象。(二)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教育方针,他们摆开阵势向我们进攻,必须还击……。针对这则反映,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二日给陆定一写了一封信:“建议将此件印发给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一次,以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你看如何?文学艺术团体、报社、杂志社和出版机关的党委、党支,也应发去,也应讨论一次。请酌定。”

这本来应该成为在知识分子工作领域全面纠“左”的一次重要的动员。可惜很快又被猛烈的反右倾运动打断了。

一九六〇年冬天,经济上政治上的“左”的错误的严重后果开始显现出来。党逐渐全面调整自己的政策。先从调整农业政策开始,继而调整工业和科学教育文化政策。前面说了陆定一同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的关系。这些条例都是以纠“左”、尤其是纠正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为特色的,也可以说都是继续被一度打断的由毛泽东那封信引起的纠“左”的努力。

然而无论是那封信,还是那几个条例,都没有正面回答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这个根本问题。在肯定陆定一在这几个条例中的贡献的同时,不能不指出它们的这个共同的缺点。倒是工业七十条触及了这个问题,它定了一条:国营工业企业中的技术人员和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过它没有进一步去涉及教育、科学、文化、卫生、新闻、出版这些领域的知识分子。当然,对国营工业条例来说,也不能这样要求。

应该向谁提出这样的要求呢?应该向中共中央宣传部提出这样的要求。可惜,中宣部、陆定一在这个问题上,思想落后于实际的发展和需要。

但是,形势逼人。这个问题终于还是提出来了。

一九六一年秋天,在讨论和贯彻中央关于科学十四条和高教六十条的指示的过程中,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在中南局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会议上宣布:今后在中南,不要再一般地称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上,这个宣告,是一声惊雷。

中宣部的《宣教动态》(增刊)上立即刊载了这条动态。没有正面置可否,但显然是当作值得中央注意的动态报送的。这个增刊只印送很小范围。

一九六二年春天,七千人大会结束以后,中央科学小组组长聂荣臻决定在广州召开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于光远以中央科学小组成员和中宣部科学处处长的双重身份,带领科学处的几个人出席这个会,我参加了会议简报工作。

一个是七千人大会上动员出气的宽松会风,一个是东道主陶铸在中南知识分子会议上的那个宣告,感染了科技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国科学院的声学家马大猷,“一马当先”,在小组会上激昂慷慨地提出:“昨天聂总报告‘三不’,不扣帽子,可是我们头上就有一顶大帽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凭为谁服务来判断,那就不能说我们还在为资产阶级服务。如果说是有资产阶级思想,或者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那么脑子里的东西,不是实物,是没法对证的。这个问题谁能从理论上说清楚?”当先的一马,引起奔腾的众马。马大猷这番议论,通过上送的简报报告了会议的领导,又通过在会上印发的简报通报了全体与会者。这就在会上引起了共鸣,引起了回响。一时之间议论纷纷。“建国这么多年了,知识分子为国家服务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称我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哪一天能够摘掉这顶帽子?”“地主劳动多少年,还规定可以改变成分嘛,我们为什么不能改?”

如何面对这个形势,如何回答这些疑问,成了一个严重的课题。

周恩来到广州来了,听了汇报,看了简报,召集会议,商量对策。据《周恩来年谱》,“(一九六二年)三月一日约科学界、文艺界的党内负责人座谈,指出:知识分子从总体上不能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会的有陶铸、聂荣臻、于光远、张劲夫、林默涵、范长江等。”记得于光远当时告诉我,在会上陶铸说,我是赞成不要再把知识分子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我在中南地区的会上已经宣布了这一点,但我发的是“地方粮票”,只在地方通行,不是“全国粮票”,不能全国通行。周恩来要到会的一个个表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聂荣臻表示赞成给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帽子。张劲夫等科学方面的负责人都表示赞成。周恩来还特别问了于光远,说:你是中宣部的,说说你的意见。于说了一番,也表示赞成。最后,周恩来郑重地说:大家都赞成,我们就决定了。我们大家一起负责啊!

第二天,周恩来向科技会议作报告,宣布了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一般地不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周恩来报告还比较审慎含蓄。陈毅快人快语,在他为科技会议和为也在广州召开的戏剧会议所作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宣布:给知识分子行“脱帽加冕”之礼,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

这个宣告,在会上赢得了多少掌声和眼泪!

 

 

从广州回到北京,周恩来准备向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报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其中指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如果说,广州讲话已经是中央领导人的正式的意见,那么,政府工作报告更是经中央政治局讨论、经全国人代会通过的更加正式的意见。

这样一个大快人心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新结论(其实是重申一九五六年已经公开宣布过和党内决议过的旧结论),这样一个经周恩来、陈毅、陶铸、聂荣臻共同决策并取得中央政治局同意的结论,这样一个在中宣部内也有许多领导干部表示同意的结论(例如周扬,他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五日的理论批评座谈会上说:俞平伯算什么?这个问题相当复杂,很值得研究,因为涉及如何对待他们的问题。是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符合实际,还是相反?是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为有利,还是相反?陶铸同志没讲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还说我们同知识分子是患难相交,人们都很感动),陆定一却表示不接受。他仍然囿于知识分子以世界观来划分阶级的多年说法,强调没有什么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只有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民主革命时期,党同全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为统一战线,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分化出去,党保持同资产阶级左派和中间派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

可能是由于这些分歧吧,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有一句讲到知识分子,却是光头,既没有戴资产阶级之帽,也没有加劳动人民之冕。

十届十中全会上,陆定一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十中全会以后,在全国文教书记会议上,十月二十二日陆定一讲话,摆开了这场争论。他说:“这些年来知识分子政策有些乱,一‘左’一右。‘左’发生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上半年,表现为拔白旗,宁‘左’勿右的那个纲领,提升职称的那个文件(按:教育部一九六〇年曾有文件,规定只有政治上属于左派和中左的教师可以提升职称),右表现为脱帽加冕,知识分子都成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只有两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按世界观来划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提法不确切,模糊了阶级界限。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附属于无产阶级,就附属于资产阶级。”

这段话,是根据我当时的笔记摘录下来的。

薄一波《回顾》一书中披露了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讨论。周恩来引证刘少奇关于宪法的报告来支持他关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说法。邓小平也支持周恩来,说还是以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的说法为准。邓小平还说:“上次在主席处谈了,这次宣传(文教书记)会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不下传。”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写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写了这样一段:“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所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同他一九五六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一九五一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一脉相承,是建国以后代表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三篇历史文献。”胡乔木在审改这一段时,加写了一大段话:“但是,党中央对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没有作出彻底清理。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这种情形是后来党对知识分子、知识、文化、教育的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的预兆。”

这里讲党中央有人明确反对,指的就是陆定一。

后来,陆定一在中宣部主持起草一个文件,叫《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革命和知识分子问题提纲》,经部长办公会议讨论,要童大林负责,我和几个人参加。陆定一亲自写好了提纲的第一大段。又讲了许多意见,要我们往下写。陆定一那时把文化革命定义为,一是革文化落后的命,一是革资产阶级思想之命。对知识分子,他还是强调以世界观为标准,划分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同工农相结合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分为三类,一类是坚决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一类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左派,一类是既不坚决拥护也不坚决反对党和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中间派。党要团结资产阶级左派和中间派,一直团结到中右。陆定一估计:现在在知识分子总数中,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约占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资产阶级左派知识分子约占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资产阶级中间派知识分子约占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不到百分之十。

这个文件起草出初稿,大概非正式地送给一些领导人看了。听说,彭真提了一个意见,说:你讲的那个资产阶级左派知识分子,既然已经拥护党和社会主义,那可不可以说就是无产阶级或者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了?这样一算,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占到了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多了。

按这个意见,又改了一稿。但是,此后就没有了下文。大概是觉得不成熟,这个提纲就胎死腹中了。

从以上的过程可以看出,陆定一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这个问题上的失误,是同中央多数领导人的主张相左的,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应该更多地责备他个人的失误。

当然陆定一这个失误,也有它的由来。毛泽东从一九五七年起就特别强调以世界观作为知识分子划分阶级的标志。起草《文化革命和知识分子问题提纲》的时候,童大林告诉过我,毛泽东说:看来还是陆定一比较了解知识分子问题。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发出“教育要革命”的指示,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到了“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更是与“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列到一起,成为“臭老九”了!

 

 

叙完这一段历史,我认为必须补充两点:

一点重要补充是,陆定一在起草《文化革命与知识分子问题提纲》的时候,虽然主张没有什么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只有资产阶级左派和中间派知识分子,但是,他认为党还是要坚持团结资产阶级左派和中间派知识分子,一直要团结到中右。为此,在《提纲》中规定了一系列政策:一、在政治上团结他们,实行民主;二、在学术上,实行双百方针(包括在文艺上要容许“无害”作品,在学术上要引导资产阶级学者做好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三、在业务上,要向他们学习,实行“同工同酬”(“学术职称和工资级别根据业务水平评定,不因政治思想进步的快慢而不同”);四、在行政职务的安排上,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加资产阶级左派加资产阶级中间派的代表);五、在领导工作中实行“三结合”,吸收专家参与某些政策和计划的讨论和制定;六、在技术工作中,实行专家的“技术责任制”;七、在生活上,给较高水平的专家以较高的报酬。

从这些思路看,中宣部长陆定一在《五一六通知》中被批判为“包庇”各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向党进攻”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包庇资产阶级学阀”的“大学阀”,是不可避免的了。

另一点重要补充是,陆定一从监狱中释放出来,恢复名誉,重新工作以后,多次公开地检讨了自己过去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

他复出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纪念周恩来,其中说:“周总理把为谁服务的政治态度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唯一标准,而不把世界观作为标准……这是很对的。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曾经是偏‘左’的,所以是错误的。”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说:“一九五六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建设。要团结工人农民,还要团结知识分子。党内对于是否团结知识分子,又有两种绝对相反的主张。一种人,包括周总理、陈毅、聂荣臻、王震等同志,是重视而且能团结知识分子的。另一种人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认为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是‘臭老九’,是敌人,‘知识越多越反动’,要打倒。‘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打击知识分子开头的。还有的人,在两者之间,比如说我自己吧,对知识分子犯了不少‘左’的错误,同时也提出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意见。”

这是曾经长期担任过中宣部长的陆定一,对“文化大革命”以前自己的最大失误的诚恳而坦率的自白,是我们党过去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这个总结,我以为,对于我们党现在确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正确立场,也不是没有意义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人民的经济结构,经济地位,劳动方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收入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这些传统的社会成分的情况同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会议的时候、同一九六二年广州会议的时候、甚至同一九七八年科学大会拨乱反正重新肯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的时候,都有了很大的不同,还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阶层。如何看待这些变化,特别是如何看待这些新的社会阶层?我认为,关键还是如何看待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知识分子问题。我们党把这些新的社会阶层,特别是其中的各类知识分子,称之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而不是把他们称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异己者、敌对者,并且把这个结论写进了党章,其意义是重大而深刻的。这里是不是有过去把知识分子看作异已者、敌对者的沉痛教训在起作用呢?

来源:《学习时报》

文章来源:http://history.stnn.cc/reveal/2020/0324/72930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