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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来袭前,江青召开了一场神秘“座谈会”

 

本文原载于《大往事》,叶匡正 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江青要以“文艺革命”的名义,找部队管文艺工作的同志开座谈会,得到了林彪的赞同。江青说:“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

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烈火的江青认为这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尚未到来”。她决心要进一步扩大战果。

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跑到苏州去找林彪,谈了她的一些想法和意见。她要以“文艺革命”的名义,找部队管文艺工作的同志开座谈会。她说:“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得到了林彪的赞同。林彪让叶群打电话给当时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说,江青要找部队几个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同肖华商量,把名单报“林办”。刘志坚向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汇报后,两人研究,决定由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参加,并由刘志坚带队。此外,还带秘书刘景涛、《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黎明,作为随员一同前往。名单经总政治部党委通过后,报给了叶群,叶群又报给了江青,江青同意这几个人去参加座谈。

江青为什么要召开这个座谈会,怎么个开法,与会者当时并不了解江青的意图。

1月底,江青秘书电话通知刘志坚说,会议确定在上海开,要他们2月2日就来上海。在刘志坚等人去上海之前,叶群又给刘志坚打来电话,说林彪有几句话要转达给江青,接着一字一句地念了林彪的话:“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刘志坚一字一句记录后,并逐字逐句与叶群作了核对。之后,叶群又交待刘志坚同江青见面后,首先要当面把林彪的话转达给江青。

【名为“座谈会”,实际上是江青一人谈。诬称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是“座谈会”的主调】

2月2日上午,刘志坚等一行6人乘飞机到达上海,住进延安饭店。 据莅会者后来披露:

当天下午,江青派张春桥把刘志坚接到丁香花园住处谈话。刘志坚向她报到后,原原本本地转达了林彪的那几句话。江青听后微微笑了笑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这次见面是报到性的,江青没多说什么就结束了。下午5点钟,江青召集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等人到锦江饭店小礼堂见面并谈话,张春桥也在座。一开始,江青就宣布了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不准让北京知道”。“座谈会”尚未正式开场,就透着一股神秘的氛围。

接着,江青向与会者介绍她的经历,说她是山东诸城人,十几岁从济南到青岛,以后到上海。同主席结婚后,在延安时当协理员,进了北京怎样给主席当“文艺哨兵”。讲她如何亲自买票下剧场作调查研究,“戴着大口罩到戏院看戏”,“发现牛鬼蛇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我们舞台,一塌糊涂”。她就把这些情况报告了主席,于是“才有了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她说,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现在已24年了,就是推不下去,文艺界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舞台,主席多次批评,他们就是不听,“文艺界基本上不听主席的,听周扬、林默涵、夏衍这些人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了很久,想通了,这是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建国17年来他们一直在专我们的政。”这实际上是为“座谈会”和后来的《纪要》定了调子。江青讲话后,晚上同与会者一起看电影《逆风千里》。这样,“座谈会”就算开场了。

所谓“座谈会”,主要是看电影和听江青的“一言堂”谈话。

 

在十多天的时间里,先后看了30多部电影和3场戏。每天放什么电影、什么时间放,都由江青安排。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她想起什么就谈什么,不让别人插话。因为江青规定谈话内容不许记录,只好看完电影之后凭记忆由陈亚丁作些追记,以备回去作汇报用。江青看电影的时候,看一部就否定一部,指责这些电影有的是不写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的是美化敌人,歌颂叛徒的;有的是丑化劳动人民和人民军队的;有的是颂扬战争苦难,宣扬和平主义;有的专写谈情说爱、低级趣味;有的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有的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又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种悲剧的结局;有的则是为活着的人树碑立传,等等。看了几十部电影,江青认为“没有一部满意的”。

除了看电影、听江青谈话,也还进行了几次个别交谈和集体座谈。不论是个别交谈还是集体座谈,也都还是听江青一个人谈。

【“座谈会”结束后,刘志坚等人为准备回京后向总政党委汇报,起草了一个《座谈会纪要》。想不到江青看了之后说,这个材料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给她闯了大祸】

“座谈会”开到2月19日,江青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你们可以回去了。刘志坚当时想,看了十多天电影,江青讲了那么多话,总得理出个头绪来,回去才好向总政党委汇报,于是同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一起,根据江青多次谈话的“追记”,逐段逐句进行了讨论,并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写成《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这个《纪要》写了三个部分,约3000字。第一部分写召开座谈会的经过;第二部分写江青在座谈中谈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第三部分写为了使江青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准备采取的措施。

这个《纪要》写好后,打印了30份。当时刘志坚等四人还研究要不要送给江青看的问题。考虑的结果,还是送给了她一份。

随后,刘志坚一行六人乘飞机路过济南,给住在南郊宾馆的林彪送了一份《纪要》,并简要地汇报了座谈情况。林彪听了汇报后说:“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会在江青同志的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第二天上午,刘志坚一行由济南乘飞机回北京。

刘志坚等一行刚到北京机场,就接到了江青秘书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这个《纪要》“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还说“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并要刘志坚派人来上海,她帮助修改。她还说,她已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来参加修改。当天下午,刘志坚立即将座谈会的情况和林彪及江青的意见,向肖华主任作了汇报。两人商定,派陈亚丁回上海参加修改。陈亚丁随即又返回了上海。

【陈伯达把“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江青高兴地说:“伯达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这一来有些人就不好过了。”】

陈亚丁返回上海后,张春桥把他接到锦江饭店,商量修改《纪要》的事。江青见到陈亚丁就说:“你来了,很好。我把你们搞的那个东西,请伯达、春桥推敲了一下,伯达有些意见很好,我要他写出来,他一会就来,一起商量一下。”陈伯达到后,江青就主持讨论修改问题,陈伯达拿出写好的几张纸,谈了修改意见,主要是两点:第一,陈伯达说:“17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17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第二,陈伯达又说:“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京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江青听后高兴地说:“伯达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这一来有些人就不好过了!”

陈亚丁根据江青的意见,连夜把陈伯达写的和张春桥改的,还有他根据“追记”补充的,改写在一份稿子上。第二天和第三天,又讨论过两次和多次修改。这次修改稿,题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结构仍分三个部分,但内容作了很大增删、改写,加进了许多座谈时没有谈过的东西。全文由3000字增加到5500字左右。

 

这次最重大的改动,是按照陈伯达的意见,对“文艺黑线专政”作了理论上的阐述。修改稿在“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的后边,增写了“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这实际上是不公开点名地点了夏衍、秦兆阳、邵荃麟等人的一些论点。接着在下边还加了一段:“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对30年代的文艺,也专门增加了一大段论述:“要破除对所谓30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这里又是不公开点名地点了周扬等人的“问题”。

根据陈伯达的意见,修改稿还增写了江青亲自抓样板戏的内容,全文近900字。

这次修改,还有一个重要的改动,就是将“江青同志极为重要的意见”,改为与会者的“共同认识”或“座谈的成果”;把落实“江青的意见”改成了落实“座谈会的成果”。

江青当时在党内没有担负任何职务,但是她早有政治野心,处心积虑想从文艺战线打开走向政治舞台的通道。尽管她打着毛泽东的旗号,以特殊的身份出现,但还是遭到了党内不少同志的抵制。用她当年的话来说:“我们没有什么权,说话没人听。”召开这次“座谈会”,她是要借“尊神”之口,说出她要说出的话,这才是她的“本意”。

江青为什么说刘志坚等人起草的那个《纪要》,“歪曲了她的本意”、“给她闯了大祸”呢?原因盖出于此。

【毛泽东三次阅改《纪要》,他不但同意建国以来有一条“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而且发挥说:“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将《纪要》作为中央文件批转全党,预示了“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来临】

《纪要》稿修改结束后,江青把它铅印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修改了ll处之后,又批示“请陈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在陈伯达参加下,江青、张春桥、陈亚丁又对稿子逐条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全文由5500字增加到10000字左右。这次的修改稿印出后,江青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再次作了修改,在十几处作了内容的增删和文字上的修改之后,又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当时林彪就住在上海,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批示,立刻让人为他代笔起草一封给军委常委的信,并向刘志坚等人交待,把他的信和《纪要》“分别送给军委各位常委,看常委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就送给中央,由中央来批发。”

在这期间,毛泽东对《纪要》又作了第三次修改。这次修改,又改动了四处。

毛泽东三次对《纪要》的修改,都是非常认真、字斟句酌的。在三次审阅和修改中,他不但同意建国以来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而且增写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同他后来多次说过的“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七八年搞一次的观点是一致的。此外,他还单独加了一段:“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这同他于1963年和1964年《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的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来搞掉这条“黑线”,夺回被“黑线”占领的阵地,就势在必行了。这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在《纪要》原来的标题上,毛泽东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标题就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林彪当年名声显赫,被称作是“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座谈会”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纪要》又经过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这不仅使江青变成“师出有名”,而且提高了《纪要》的地位和权威性。在那个个人崇拜盛行的年代,当然不会再有人提出异议,《纪要》很快就履行完最后手续,作为中共中央“红头”文件——“中发(66)211号”文件,于1966年4月10日下达全党。

《纪要》作为中央文件下达全党,标志着江青作为领导“文化革命”的“旗手”,在全党正式亮相,预示了“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来临。《兵临城下》、《抓壮丁》、《红日》、《舞台姐妹》等一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影片,按照《纪要》的调子,在全国各大报纸上遭到连篇累牍的错误批判。一篇篇批判文章,无疑是置人于死地的政治判决书。军内外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包括影片的编剧、导演,被打成了“黑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姚文元抛出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长文,挥舞“左”的大捧,诬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的总头目就是周扬;胡风、冯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阳、林默涵、田汉、夏衍、阳翰笙、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等等“都是这条黑线之内的人物”。其调门之高,文风之霸道,令人震惊。《纪要》抛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不仅否定了建国以来文化艺术界的巨大成就,并使“黑线专政”论很快蔓延到教育界和其他各个领域,为整个否定建国后的17年,进行一场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提供了论据。

【彭真主持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力图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加以约束,由此引发了对彭真的严厉批判,最终导致了以摧毁被称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为目标的十年浩劫】

1966年2月3同,与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相隔一天,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开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会议针对姚文元一伙批判《海瑞罢官》引起的思想界混乱而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性的意见,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这个五人小组是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为了加强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而专门成立的。因为会议是在二月召开的,这个提纲又被简称为《二月提纲》。《二月提纲》明确提出:

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

“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

“左派学术工作者”要“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很明显,这些话是针对姚文元一伙在批《海瑞罢官》时专横武断、以势压人的恶劣作法而发的,力图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加以约束,引向正常的学术讨论轨道。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在京的常委开会,通过了《二月提纲》。随后,又派彭真、陆定一等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的形成过程及其内容。毛泽东问了一些问题,但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于是,彭真就在武汉代中央草拟了关于转发《二月提纲》的批语,在京的政治局常委传阅表示同意后,就以中共中央文件把它批转全党。然而,这个提纲,并不符合毛泽东要通过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战略意图。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对《二月提纲》没有发表不同意见,并不等于同意这个提纲。3月下旬,毛泽东同康生、江青等人多次谈话,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是错误的,指令向全党下达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于是就产生了由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先后八次审阅修改、最后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为讨论通过的时间是5月16日,这个通知又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通知》除点名批判彭真外,还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也由此而被打到。“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由此在神州大地熊熊燃烧。

来源:人民网

文章来源:http://history.stnn.cc/reveal/2020/0329/73121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