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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文革”期间中南海的两次秘密抓捕行动

 

本文摘自《跨出中南海》,顾保孜著,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作为林彪的死党,黄、吴、李、邱“四大金刚”,必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林彪叛逃不久,即1971年10月3日,刚刚过了国庆节,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同时中央成立了专案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因为林彪叛逃事件只是在很小范围知道,对外还一直保着密,包括对部队。对于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长邱会作这四人的处理,中央必须掌握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直接参与谋害毛主席、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才能逮捕法办。所以先从内部控制他们,不能打草惊蛇,不然,容易引起军队内部的混乱。

国庆节后,中央还同意邱会作率访问团出访了越南。

到了10月底,专案组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林立果是空军办公室的副主任兼战部副部长,空军是这次反党活动的重灾区。专案组从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发现了大量的文件和反党计划,最着名的文件大概要数《“571工程”纪要》。至今许多人都能记得里面的内容,他们的口号和纲领之反动之猖狂之恐怖实属罕见。黄、吴、李、邱“四大金刚”参与反党活动的证据也逐步查清。

10月底,中央下达了对黄、吴、李、邱的逮捕令。这是继1967年逮捕“王、关、戚”,1968年拘押“杨、余、傅”之后的又一次秘密行动。中央警卫局是绝对听从指挥的部队,一声令下,抓任何人都不会犹豫,尽管抓“杨、余、傅”已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可是,对林彪的“四大金刚”执行逮捕任务,却是应该大加褒奖的神圣使命。

这是在人民大会堂第一次执行逮捕行动。

黄、吴、李、邱被通知晚上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这次逮捕行动由周恩来亲自指挥,逮捕的方法也非常简单。他们到达大会堂时,外面指挥的人,先放行“首长”进去,后面截住他们的警卫,请进了事先安排好的房间里。

会议地点在福建厅,离北门很近。他们刚走进大会堂的北门,立即就上来两个人,一边一个紧紧夹住来人,由办公厅负责人当面宣布中央的决定。然后快速架进电梯,大会堂的地下室里两辆吉普车早已恭候在那里了。

不一会,黄、吴、李三个人就成了瓮中之鳖,被带进吉普车里。

 

在捉拿黄永胜的时候,还费了点劲。黄永胜自恃自己是总参谋长,见有人来架他,马上警觉地高声叫道: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并且奋力挣扎。但是事先考虑到反抗的问题,选派执行任务的人不仅个大,而且都是副团长以上职务的军人。他们遇到这种情况,非常镇静,也富有经验,不等黄永胜再挣扎就利落地将他手反背到身后。为防止不测,从他身上搜出水果刀、药品等物品。

过了开会的时间,还不见邱会作的影子,别是他听到了什么风声?指挥中心立即和邱会作的秘书联系,才知道邱会作去西郊机场送人,要晚一点来。

事不宜迟!打电话追到西郊机场,通知他马上到大会堂开会。对邱会作也是用同样的办法将他逮捕,他没有反抗。被抓,好象是在他意料之中的。将他押进电梯的时候,他看见了张大夫,就叫他。张大夫知道他已经不灵了,但既然是在指名道姓叫他,还是应该上前去看看。电梯的门开着,邱会作被两个人看押着,以前的威风不见了,剩下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向张大夫要安眠药,说是没有药他睡不着。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毕竟和政治不一样。他觉得这医德出发,可以给他一点药。就说:等一下,我去拿。他先请示了汪东兴,汪东兴的想法和他一样,可以给一点药,量不要大。张大夫取了几片就是吃一把也死不了人的药性小的安眠药,送给还等在电梯里的邱会作。他接了药,连连说谢谢。或许这几片药还真的帮他度过了几个难熬的长夜。

后来大家参观邱会作的住宅,才知道他吃药成瘾,各种药品堆满了房间,补药品种之多,令人瞠目结舌,生活极其糜烂。直到他被抓起来的时候,他首先惦记的还是药。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似乎是怀仁堂的“专利”,文革干将和旗手相隔8年被同一内容的“会议通知召进怀仁堂。

追溯新中国的历史,追溯中南海的历史,怀仁堂也应该算一处独占风流的政治名地。在历史的交叉点上,它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956年,十大元帅在这里授勋。1967年,“二月逆流”风波也发生在这里。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集团的“战役”就是在这里胜利完成的,中国从此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了“文革”。

怀仁堂无论作为历史见证也好,还是作为新时代的起点也好,它在人们心中已经成为某种意义的象征。

怀仁堂靠近中南海的西门,因为离大门近,中央领导人和各界群众联欢,或是接见会议代表,经常在这里进行,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央和群众联系的桥梁。

其实,“四人帮”不是怀仁堂的首批“客人”。1968年初,经中央批准,“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就是在怀仁堂被捕的。他是第一个在怀仁堂被抓的人。时隔8年,历史又一次在这里重合,竟然惊人的相似。那次被捕戚本禹也是以开会为名,而且会议内容有一条议题也是雷同的――关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问题。所不同的是,抓戚本禹是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发稿,而抓“四人帮”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清样。

毛泽东主席在9月9日去世后,最高权力成为矛盾交集的焦点。一是以华国锋为首的实力派,二是叶剑英为代表的元老派;另一派就是以江青为首的“上海帮”。三股力量必定要融合吸取一股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翻开新中国的史书,就不难发现,国庆节前后经常是相伴着重大历史事件而至,想必真是应了“多事之秋”的老话么?

国庆节的夜晚,佩带黑纱的江青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登上天安门城楼,将和首都人民一道度国庆之夜。这天白天,北京没有搞什么庆祝活动。人们似乎也失去了过节的情绪。

 

这一年的命运之神吹着悲哀的号子,奏得人们不断泪水双行,肝胆俱裂。哀乐中,江青一伙加快篡党夺权的脚步。也加快了自取灭亡的进程。

姚文元在国庆节活动前就特意叮咛周恩来的摄影记者杜修贤,拍摄时一定要突出集体领导,照全所有的委员。

“集体领导”含意深刻,江青一伙就是在这个“集体领导”的幌子下,导演了一幕幕闹剧。

国庆节晚上活动结束后,江青突然提议:继承毛主席遗志,不应讲究形式,而是重在表现,大家去掉黑纱,一齐学习《毛选》。

10月2日,王洪文紧急找摄影记者杜修贤去,提出要拍标准照。摄影记者很奇怪,以前几次提出给他拍标准像,他都拒绝了,现在主席刚去世,他却要照……?王洪文回答绝妙:“留着开追悼会用。”以后的事情才使摄影记者恍然大悟,原来他是“不成功便成仁”,作最后破釜沉舟的冲刺。

10月4日,在勤政殿召开的毛泽东医疗组总结会议上,张春桥和江青极力把会议往批邓小平上引,张春桥叫嚣要召开中央全会,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10月5日,江青突然要试国产内燃机火车。一大早带着中央警卫局的人和二七厂十几个人,从北京发车前往保定。车上有一节会议用的专门车厢,江青一进去,屁股落定,就开始了滔滔不绝的演讲,她组织大家学习中央(4)号文件。火车在保定停留了一个下午,晚上才返回北京。大家以为江青也累了,返程不会再学习了。哪知还是学习文件,所不同的是她“理论联系实际”,用自己的“功绩”来充实文件的内容。火车到了北京丰台站,江青的“学习”还没有完,她不仅不下车,还不许其他人下车。警卫处副处长邬吉成借口检查四周安全,跑到车下,打电话给汪东兴,请示江青不下车怎么办?回答是让他耐心等待,她最终还是要下车的。一小时后,江青才结束了她长篇大论的发言。满足了演讲欲的江青,笑容满面地下了车。

10月6日,这是江青的最后自由日。她下午组织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主席生前居住的“游泳池”学习《毛选》。然后又和大家合影留念。最后还觉得不过瘾,又带大家去景山公园摘苹果,直到天色灰暗,才回中南海201住所(原来江青的住房,离毛泽东住地很近。主席去世后她才搬进居住)。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认为夺权的时机来临,他们便加快进入中央的步伐。然而短短的一个月时间竟然成为“四人帮”的最后的自由日

毛泽东逝世不久,人们就迎来了国庆节。

10月2日上午,王洪文叫杜修贤立即去钓鱼台他那里一趟,也没详细交代是什么事情。

杜修贤乘坐的汽车离王洪文的住宅楼还有百米远的时候,就看见王洪文一身深藏青色的中山装,笔挺地站在楼房外面。见汽车开来,他朝前迎了几步,杜修贤心里微微一动:他难道是在等我?又是重要拍摄?因为接连几天王洪文叫他为毛泽东遗体拍摄重要照片,听是他的电话就条件反射想起重要拍摄。

王洪文和杜修贤握了一下手,就带他大步往楼里走。走进楼里,他才站住对杜修贤说:“老杜,今天请你来是为我照几张相。”

“噢……今天?”杜修贤一愣,“我没有作准备啊,没带灯光。”

王洪文笑笑,不以为然。“没关系,就用自然光拍。”

“自然光拍摄当然比较好,可是今天老天不太帮忙,光线不好啊。”杜修贤望望门外的天气,觉得没有把握。

 

“问题不大,今天可以照。”王洪文态度很坚决,俨然是摄影行家。

杜修贤不好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过心里纳闷,今天他着什么急呢?以往就数他的单人标准照最难拍摄,搞得记者们好不痛快。 王洪文在“十大”当选为党的副主席后,新华社摄影部根据惯例,要为政治局常委以上的人拍摄一些资料照片,其中也包括单人标准照片。杜修贤打了几次电话给王洪文的秘书,叫预约个时间,为“副主席”拍摄一些资料照片。

第一次,电话里说王洪文不在北京。

第二次,王洪文正忙,没有时间拍摄资料照片。

第三次,没有答复。

第四次是1974年底,天气还不太冷,杜修贤正好有空闲时间,又想起了王洪文的标准照片。他们已经给其他几位领导人拍了标准照片,就剩下王洪文没拍。可是王洪文不知什么原因不予配合,真让人着急。他又给他的秘书拨了电话,秘书答应一定给个答复。谁知等来的答复是首长最近身体不佳,照片的事以后再说。

几次碰壁,为王洪文拍照的兴趣陡降。以后一年多的时间杜修贤再没有向他提起标准照的事。

今天王洪文一反常态急切地要拍标准照。这能不叫他纳闷吗?再说主席才去世,就迫不及待要照标准像也不太合适呀!杜修贤不由地好奇问:“怎么这个时候照,是不是有急用?”

王洪文嘿嘿笑了一声,隐秘的眼神飞快地望他一眼,头扭向一边,用似乎开玩笑的轻松语调说:“开追悼会用啊!”

“啊呀!追悼会用也太年轻了嘛。”杜修贤也用开玩笑的口气回敬了一句。但是心里暗暗吃了一惊,这话什么意思?多叫人胆寒!

王洪文带他走到2楼,没有正面回答拍照片有什么急用,只是问他楼上的光线是不是比楼下好一些?杜修贤连测光表都没有带,大体目测了一下,怎么办呢?事到如今不行也要说行,就点点头。

这时他用和年纪不相称的严肃表情对杜修贤说:“老杜,今天的照片一定要照好!你不是几次提出要给我照吗?这次我主动配合你们的工作。光线问题你想想办法补救,相信你有这个技术!”

他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杜修贤还能说什么。只好硬着头皮用自然光给他拍摄。

那天王洪文的标准照拍了好几种,先是穿着中山装的,后又换上军装照了几张。

这次拍摄,杜修贤觉得他差不多被折腾得散架了。因为他拍摄从来不用三脚架,又没有带闪光灯,每张照片必须按动四分之一的快门,才能保证彩色胶卷的感光色度。四分之一,这几乎是快门档次里最慢的瞬间了,按快门时人的手是很难能端得纹丝不动,稳如泰山。只要有一丝摆动,照片就虚了。等将王洪文的半身照片拍完,杜修贤的手臂已木然僵硬快没知觉了。

王洪文一反常态急着要拍标准照的内幕,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才逐步披露出来,真相大白于天下的。

“开追悼会用”道出了他篡党夺权而不惜破釜沉舟的决心。

王洪文急于登台需要印制标准照,难怪他那么急促、固执,甚至连光线都可以不顾,铁了心要拍摄自己的标准照。

夜色朦胧,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上,一辆黑色轿车正高速急驰。到了木樨地,向右一拐,进入三里河路。在钓鱼台警卫森严的大门前,轿车稍稍减慢了速度。警卫战士见是张春桥的座车,立刻做出放行手势。轿车“呼”地一下,消失在院内的黑暗中。

车到楼前停下。车门打开,走出来的却不是鹰鼻长脸的张春桥,而是一位高挑个儿的中年人。张春桥的秘书快步上前,异常亲热地握住中年人的手,说:“幸苦了,景贤大哥!首长在等你。”

来人是徐景贤,“四人帮”在上海的干将之一。下午,他接到王洪文的电话,要他急速来京,当面向王、张汇报上海民兵的准备情况,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

上海民兵,是“四人帮”苦心经营的“第二武装”。

 

1976年8月,毛泽东病情加重。“四人帮”认为,夺权的时机即将来临,他们的“第二武装”要发挥历史作用了,便加紧进行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准备。

毛泽东去世后,他们突击下发各种枪74000多支,大炮300门,各种弹药1000多万发。全市笼罩在战备的紧张气氛中。

徐景贤紧急进京,便是商量如何配合“四人帮”登台采取行动。一个又一个通宵达旦的密谋,一个又一个精心筹划,自认为天衣无缝的夺取政权计划,竟然在10月6日,一个普普通通星期三的晚上被击得粉碎。

这是他们最后一个自由日。江青在这一天最后一次面对照相机的镜头。

6日上午江青打电话找杜修贤,叫他到游泳池毛泽东书房来一趟。

此时的江青无论抓与不抓,她的形象在人民心目中已经丑陋得体无完肤。国外疯传“红都女皇”,国内大骂“妖婆”。样板戏、江青裙、反潮流、批大儒、骂老娘、写黑诗……一系列叫国人瞠目结舌的“时兴浪潮”不都是出自江青一伙的门下吗?

游泳池,毛泽东曾经生活工作过的住宅,也是杜修贤最为熟悉的地方。

几个月没有来过了,今天猛然又来,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仿佛又听见毛主席在书房里走来走去的“踏踏”的脚步声和他沉重的呼吸声还伴有零星的咳嗽声……就连茶几上的烟缸好像还冒着缕缕青烟,茶杯里的浓茶还热着……

汽车的喇叭声打断了他伤感的冥思,这是江青的“大红旗”。“老杜,你迟到了……”江青一进门就冲着他没头没脑来了一句。明明他来得最早!下一句才明白江青所谓“迟到”的含意,“我们在这里学毛选已经学了好几天了,你今天才第一次来学。”

学毛选?这是怎么一回事?杜修贤事先一点也不知道。

后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和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陆续也来了,不过他们已经来学了几天,七八个人将小小的过厅坐得满满的。有人给杜修贤递了本毛选,他也照着他们翻到学习的页码,一脸虔诚认真阅读的样子。可是心里老在不停地划问号,江青为什么召集主席和她身边的人学习毛选?

“小李,你接着昨天的继续往下念。”江青指了指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咦?学了好几天,连一篇都没有学完?”她翻开书自言自语的嘀咕。

他们的目光跟着读书声一行一行地在书上移动,没有几行,江青一声高腔,惊得他们从书里抬起头,读书声戛然而止:“你们知道中央谁反对毛主席?”

杜修贤下意识地摇摇头,江青脖子一直,朝他:“哼!告诉你们,谁反对主席我都知道。这种事休想瞒过我!”

江青最后干脆不叫小李念书了,她一个人大谈起中央的局势。“中央领导人的排列顺序要按主席生前排列的排,谁也不能改动……谁要反对你们,不行,你们都是主席身边的人,反对你们就是反对主席……中央有人想整我,我不怕!”

终于,江青讲够了讲累了,发泄欲和宣讲欲得到了满足,她愉快地宣布:“今天就学习到这里,和大家合影。明天继续学习。”此时她的心里还装着明天和更多的明天……

走出屋子,来到房后的草坪上。江青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和一顶蓝色男式便帽,给本来就不年轻的形象里凭添了几分阴阳怪气的色彩。其实江青有一头黝黑的短发,不戴帽要精神也要亮堂的得多,谁知她的审美观是不是也到了衰弱期?

她理所当然地站在大家的中间。杜修贤的镜头里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哪个镜头里有江青的身影哪个镜头里的人物表情就异常严肃,双足立正,两臂僵直,肌肉紧绷,活像木偶荟萃。如果镜头里没有江青,人物表情活泼自如,嬉笑轻松,其乐融融。

“既怕又恨”是江青身边工作人员普遍的心理特征。在这种矛盾心理的压抑下,人们变成了既温顺又叛逆,既老实又世故的多重性格组成的矛盾体。

拍摄后,以为没事了,杜修贤提着摄影箱想悄悄地溜走了事。江青兴致勃勃叫住他,“老杜别走!我们一起去景山公园摘苹果,还要照一些照片。”然后她笑眯眯地坐进“大红旗”里“呼”地先走了。

工作人员坐着警卫局的面包车,跟着“大红旗”驶出中南海。

汽车从景山公园后门进去径直开到一片苹果园旁。 江青非常得意告诉杜修贤:“老杜,我们在这里劳动了好几次,特意留了几颗树今天摘,照些照片。老杜今天看你的啦!”

 

一颗硕大的苹果树前,江青小心翼翼地踩上一个事先已经准备好的架子上,旁边的人七手八脚将她扶定,又在她的手边挂了一个小竹篮,让她放摘的苹果。

摘苹果可以算是劳动也可以算是享受,一种心理和生理的双重享受,垂手而得的心理满足和悠然打发岁月的生理满足。

白皙的、保养极好的手握住粗糙的褐色树干,本身就是对比,一身素装和灿烂红颜的苹果,这又是对比--杜修贤拍下了对比的瞬间和对比的深思。

江青从林子出来,欢喜地面对人群里开始了她最后首长的讲话,这是她结束政治生涯前最后一次显示首长的权威。

晚上八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先后在怀仁堂一网打尽,随后江青在她的住所逮捕,开始接受中央的审查。江青直到公开审判、坐牢、就医、自杀身亡,再没有获得过自由。四人中除姚文元还健在,获得自由外,其他三人均在服刑期间患病离世。

怀仁堂门口,叶剑英紧紧握住邬吉成的手,欲言又止,张春桥的警卫员“大熊”顺从交枪,并未抵制;叶剑英的警卫秘书却闹了一场虚惊。

粉碎“四人帮”的计划在将近一个月的酝酿中,逐步思考成熟。到10月6日下午,进入布置实施阶段。

下午,警卫团副团长邬吉成在钓鱼台自己的住处粉刷房间。7月底的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许多房子都被震坏了,警卫处在钓鱼台的房子墙壁震出了横七竖八的裂缝,正忙得一塌糊涂。电话响了,汪东兴的秘书通知邬吉成立即到中南海。当时邬吉成一身白粉,象个粉刷匠,想把墙皮铲完再去。回答是不行!他只好换了身衣服,赶快坐车赶到汪东兴的住处。他才跨进门,只见汪东兴“蹭”地站了起来,用非常严肃的口气问他:“晚上抓几个人……,你知道是谁吗?”

邬吉成心里一格登,抓人?解放前他就在中央警卫团工作了,也执行过好几次抓人的秘密行动,可今天怎么突然又要抓人,会是抓谁呢?他还没有仔细猜想,脑海里猛然跳出一个感觉,他马上意识到这是指抓谁了,绝对跑不了有江青!但是他不敢贸然说出名字。万一说不对,可是要被打成反革命的。

他冲着严肃的汪东兴含糊地笑笑,不作回答。

“吴建华负责里面,你负责外面。你去把孙凤山调来管车,车子都调到西面。你主要掌握四周安全,还有警卫秘书。将他们集中到五间房,宣布几条纪律。”

看来真要进行重大行动了。邬吉成这时想到10月2日晚,汪东兴找他谈了一席话,现在看来是有意试探他的态度。那天,汪东兴莫名其妙地对邬吉成说:“六个字错了五个字。联大报告上也是这么写的,还是华主席改了过来。

邬吉成哪里知道什么是六个字,而且还错了五个字?

汪东兴见邬吉成一脸茫然,估计邬吉成虽说在钓鱼台办公同时也兼顾江青他们几个人的警卫工作,但是没有卷进去,就放心了许多。又问:“你知道王洪文有枪吗?平时带不带在身上?”

“枪是有的,但手枪一般不随身带,有时出去带猎枪。”

邬吉成当时很奇怪,汪东兴问枪干什么?现在他终于解开了这些谜团。

从汪东兴那里出来,已经下午6点过了,邬吉成到食堂抓了俩馒头,边吃边往怀仁堂去。他下车,将驾驶员先打发走,这样的绝密行动,执行的人越少越保险。他吃着馒头,围着怀仁堂转了圈。

天色渐渐暗了,四周非常寂静,没有风声,没有树叶沙沙声,连一声鸟叫都听不到。寂静中,邬吉成居然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声。他或许没有想到,今天将永远载入史册,历史将从这里填写崭新的一页。这一页里也有他填写的一笔。

7点多,汪东兴从他的住处走到怀仁堂,他看见邬吉成,有些忧心忡忡,问:“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放心。”事到如今,邬吉成怎能说有问题呢?再说,出不出问题,还要看里面解决的顺利不顺利。外面的警卫秘书,除了王洪文有一个是上海带来的警卫外,都是他的部下,他们会服从命令听指挥的,这一点他有把握。

汪东兴进去不久,叶剑英的汽车驶进了西门,“嚓……”地停在怀仁堂的门口。邬吉成快步上前为老元帅开了车门,叶帅出来,双眼紧紧盯着邬吉成,一把将他的手握住,久久没有松开。老帅蠕动了几次嘴唇,欲言又止,邬吉成明白老帅的意思,责任重大啊!他从老帅微微颤抖的手掌里感受了一种力量,一种获胜的力量。他暗暗想,这次行动一定会干得漂亮。

第一个来到怀仁堂的是张春桥,邬吉成按照原来吩咐的那样,将张春桥的警卫秘书叫到会堂旁边的“五间房”去,这些警卫都是邬吉成的部下,也不起疑心,就过去了。后来有一本《怀仁堂事变》书中说张春桥的警卫在首长被抓时,听到了动静,拨枪对准执行命令的人,如果不是汪东兴亲自下达命令,这个叫“大熊”的警卫还要开枪抵抗。显然,这样的描写是不准确的。张春桥的警卫秘书去的“五间房”离怀仁堂还有一段路,根本就不可能听见怀仁堂里的动静,再说,张春桥的警卫员是中南海警卫局的战士,不可能不服从自己副团长的命令。

 

不一会,王洪文、姚文元的警卫都来到了“五间房”。自然他们的首长已经走进怀仁堂里,邬吉成估计时间不长,这里就该宣布命令了。他不动声色地走进来,有人过来,朝他轻声耳语:“里面都解决了。”邬吉成对大家说:“你们的首长另有安排了,不要你们再管了。现在你们将枪交出来……。话音没落,只见叶剑英的两个警卫秘书,刷地站了起来,满脸紧张。邬吉成这才想起,刚才为不打草惊蛇,将叶剑英的警卫也一同请进了五间房。他赶紧说:“小马、老纪没有你们的事,你们快去照料首长。”

王、张、姚的警卫秘书没有任何疑问,别说是反抗了,立即将手枪交了出来。

怀仁堂的行动前后不到20分钟,没有放一枪一弹,就顺利解决了。但是大家还不能随便走动,要等江青和毛远新的两个行动小组的消息,等解决了他们,大家才能离开中南海。

许久,江青和毛远新那里的工作人员才到齐,这时已快半夜了。

坐满人的车开到郊区的花园村,集中在一个楼里,开始办学习班。等到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大家才陆续离开学习班回家。这前后大概有20多天。

“四人帮”的住处马上驻进清理小组。他们的家属也全部集中起来,在花园村组织学习。

数年后,“四人帮”再出现在人们眼前时,他们的身份是特别法庭上的囚犯,听候公审的被告人。

来源:人民网

文章来源:http://history.stnn.cc/reveal/2020/0404/73339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