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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林彪政变,毛泽东如何巧妙布局?

 

毛主席身体健康的时候,每年都要外出巡视工作,返程时间一般在9月底。1971年8月15日13点,我们陪着已经78岁高龄的毛主席又出巡了。16日到武昌。在武汉,毛主席同武汉军区兼湖北省负责人刘丰谈话一次;同刘丰及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王新谈话一次;同已调国务院工作仍兼湖南省负责人的华国锋谈话一次。离武汉前,还同刘丰谈话一次。28日到长沙。在长沙,毛主席同华国锋和湖南省负责人卜占亚谈话一次;同广州军区兼广东省负责人刘兴元、丁盛,广西壮族自治区负责人韦国清谈话一次。

后又同华国锋、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集体谈话一次。31日到南昌。在南昌,毛主席同南京军区兼江苏省负责人许世友、福州军区兼福建省负责人韩先楚、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谈话两次。毛主席沿途的历次谈话,我(指汪东兴)都参加了。在湖南,毛主席还同我单独谈话一次。一路上,毛主席在谈话中多次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反复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5个常委瞒着3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称“天才”。

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这次庐山会议,只提出陈伯达的问题,没提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不过,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当时,我意识到毛主席的这些谈话,是要帮助一些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提高对1970年发生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的认识,争取团结和尽力挽救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的人,其中也想挽救林彪和黄永胜等人。

9月3日,毛主席到达杭州。下车之前,毛主席同浙江省的党、政、军负责人南萍、陈励耘、熊应堂谈话。在40分钟的谈话中,毛主席询问了他们几个人对庐山会议的认识,并对他们说:你们有什么错?吴法宪在庐山找陈励耘等人谈了他们搞的那一套,上庐山在空军8个中央委员内部有通知啊!陈励耘说:“在庐山吴法宪找我谈时,阴一句、阳一句,这个人说话是不算数的。”毛主席说:过去我讲过,1个倾向掩盖着另1个倾向,谁知掩盖着1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接着,毛主席说明了他们是受骗,受蒙蔽的;并说明党对犯错误的人,还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能抓住辫子不放。毛主席说,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1个是设国家主席问题,1个是称“天才”问题。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次了。

毛主席又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

不出毛主席所料,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挫败的林彪一伙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开始了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

1971年2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派林立果到上海,召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秘密据点开会,从3月21日至24日,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31日深夜,林立果在上海召开了有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参加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指定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在毛主席此次南巡期间,林彪一伙千方百计刺探毛主席的行踪和毛主席同沿途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内容。9月5日,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听到毛主席在长沙谈话内容的传达后,立即密报给林立果。6日,武汉部队政委刘丰违背毛主席的叮嘱,把毛主席在武汉的谈话内容告诉了陪外宾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李作鹏当天回到北京就告诉了黄永胜,当晚,黄永胜又将毛主席的谈话内容密报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接到顾同舟、刘丰的密报后,感到自己暴露无遗了,决计铤而走险,对在旅途中的毛主席采取谋害行动。

9月7日,林彪指示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

9月8日,林彪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这样一来,危险便时刻向毛主席逼近。当时,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住所的警卫工作。我们住在杭州,无异于进了虎穴。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已识破了林彪的阴谋。这次南巡,毛主席从北京到杭州沿途同当地负责人的谈话中又了解到叶群、林立果进行阴谋活动的一些情况。9月8日晚上,毛主席又得到新的消息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毛主席当机立断,采取措施,对付林彪一伙的阴谋,首先把我找去,提出要把专列转移。

我问毛主席,专列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向后是转到金华,向前是转到上海。我还建议,他可以转向绍兴,即转向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

毛主席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当时,毛主席还不知道林彪有个手令,也没掌握林彪一伙进行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毛主席根据了解到的种种情况,思想上、行动上已有了充分准备。

我从毛主席住地出来,马上就打电话找当时负责毛主席在杭州警卫工作的陈励耘,接电话的是陈励耘的秘书。他接到电话后,马上就跑到我的办公室来,说:“陈政委有事,您有什么事情请跟我讲。”

我说:“专列要转移,这个事对你讲,你能办成?”

秘书说:“能。”

我就说:“你可以试着办一下,不过还是要找到陈政委。”

 

我得到这个情况后,就找张耀祠交代:“赶快去找专列乘务组同志,将火车马上开走。”当时天气太热,我还要求在专列转移到新的停车地点后,给毛主席的主车和餐车上面搭个棚子,以便防晒。张耀祠很快就落实了。

这些情况,我都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这么办,并说这个办法好。

毛主席的专列9月9日凌晨转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

9月10日中午,毛主席对我说:“走啊!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

我说:“主席,不通知他们不行。”

毛主席问:“为什么呀?”

我说:“不通知不行,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的时候,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保卫。”

毛主席又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

我说:“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

毛主席考虑了我的建议,接着又问:“你的意见是……”

我说:“您看,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

我刚说到这里,毛主席打断我的话说:“还有1个,就是空5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

我回答说:“马上就通知他。”

南萍等人被请来以后,毛主席在自己休息的房间里又同他们谈了一次话,当毛主席见到白宗善,同他握手时便问:“你为什么不来看我?”陈励耘连忙解释说:“他那天在值班。”

这次谈话,讲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军队干部的团结问题,战备问题。谈话中,毛主席还说: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直到麦城失败。毛主席的谈话中,再一次批评了林彪、黄永胜。他还针对当地领导人闹不团结,讲了1个春秋时代齐鲁两国长勺之战的故事,寓意深长。他说,齐国和鲁国打仗,我是帮鲁国,还是帮齐国啊?鲁国小,人少,但团结的好。齐国向鲁国进攻,鲁国利用矛盾,把齐国打败了。

在他们谈话的时候,我就布置专列做开车的准备。毛主席同他们谈了半个小时,谈完后,我请他们到我的房间里休息。

我回到毛主席那里,请示说:“到上海后停在哪里?”

毛主席说:“停在上海郊外虹桥机场专用线,顾家花园就不进去了。”

我说:“上海那边要通知,是不是通知王洪文?”

毛主席说:“是。这个电话由你们打。”

当时,陈励耘在我的房子里,我就只好在毛主席那里给王洪文打了1个电话。

9月10日13点40分专列由绍兴返回,14点50分抵达杭州站。在离开杭州去上海的时候,我们没有通知其他的人送,陈励耘却来了。陈励耘到车站后,不敢同毛主席握手,也不敢接近毛主席。他心里有鬼,当时表情很不自然。

他跟我握手时问我:“车开后,要不要打电话通知上海?”

我说:“你打电话给王洪文或者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住。”以后我了解到,陈励耘确实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

后来据陈励耘交代:9月8日晚上他有事,就是因为于新野到了杭州,于新野是找陈励耘布置任务的。但于新野有一些疑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于新野还追问毛主席到底在杭州讲了些什么话,陈励耘就把毛主席同他们的谈话内容报告了于新野。当时,于新野告诉陈励耘,要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谋害毛主席。据我们后来了解到的情况,陈励耘在接待于新野的房子里,挂着一张毛主席像,陈励耘一看到毛主席像就发愁。

从后来“联合舰队”成员的供述和我们调查得到的材料看,他们准备采用多种办法来谋害毛主席。

第一种办法:如果专列停在上海虹桥机场专用线上,就由负责南线指挥的江腾蛟指挥炸专用线旁边飞机场的油库,或者向油库纵火。据王维国交代,他们安排由王维国以救火的名义带着“教导队”冲上火车,趁混乱的时候,先把汪东兴杀死,然后杀害或绑架毛主席。

第二种办法:是准备在第一种办法失败后采用的,就是在毛主席的专列通过硕放铁路桥时炸桥和专列,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然后他们再宣布是坏人搞的。硕放桥在苏州到无锡之间,他们已经到那里看了地形,连炸药怎么安放,都测量和设计好了。

第三种办法:如果硕放炸桥不成,就用火焰喷射器在路上打火车。周宇驰讲,火焰喷射器可以烧透几寸厚的钢板。朝火车喷射,很快就会车毁人亡。王维国、周宇驰等人也到铁路沿线看过地形了。他们准备从外地调火焰喷射器部队。由于我们行动提前,这个部队没有来得及调来。

第四种办法:是要陈励耘在杭州用改装的伊尔—10飞机轰炸毛主席的专列,由陈励耘负责在飞机上装炸弹。据陈励耘后来供述:于新野找他布置任务时,他曾提出杭州没有可靠的飞行员,于新野答应回去向领导汇报,派1个飞行员来。他们准备派谁呢?派鲁珉。鲁珉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作战部部长。陈励耘说:“那就好,那就干!”陈励耘还说,用飞机轰炸专列的办法是可靠的。9月9日,于新野在上海对王维国说:“我们这次出动飞机炸,除飞机上的武器外,还要再加配高射机关枪,用来扫射从火车上跑下来的人。”

从这几种办法可以看出林彪一伙谋害毛主席的手段是何等阴险毒辣!

当于新野同王维国一起策划时,王维国又提出,如果毛主席下车住在顾家花园怎么办?于新野说,他看了地形,如果毛主席住在顾家花园,可以把王维国的“教导队”带上去,在住地附近埋伏好,用机枪把前后路堵死,先把警卫部队消灭,再冲进去。王维国还向于新野表态说:“首长(指林彪)的命令,我一定执行。”于新野、王维国都认为,在上海动手,地形比杭州要好,对他们更有利。9月9日下午,于新野坐飞机回北京前,王维国同他一起又看过一次地形,他们决定就在上海谋害毛主席

 

于新野一回北京,就到西郊机场向林立果汇报。林立果在西郊机场的平房和旁边的空军学院里都有办公室。那里是他的据点。林立果马上将谋害毛主席活动的进展情况报告给了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这时,林立果和周宇驰对江腾蛟说,北线由王飞指挥,南线由你指挥,你要赶快回南方去。

王飞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副参谋长,是“联合舰队”的骨干成员。他们在北线预谋的行动,是要把在京的周总理、朱委员长、叶帅、聂帅、徐帅、刘帅等人都害死,也包括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飞等人把钓鱼台、中南海的地形都看了。周总理当时就住在中南海里,他们打算用坦克冲中南海。王飞说,北京上空是禁飞的,用坦克可以把中南海的墙撞开。在他们密谋的过程中,还有人提议用导弹打中南海。他们说来说去,找不到1个合适的方案。

林彪知道搞政变的行动已经全面展开了,他有带兵的经验,怕单靠“联合舰队”这几个人没有把握,他要亲自指挥1个大“舰队”,他通过叶群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调动起来了。那几天,他们的电话联系十分频繁,常常是两三部电话机同时讲话,一讲就半个小时、1个小时。据调查:9月10日,黄永胜同叶群通话5次。其中两次通话时间竟长达90分钟和135分钟。同日,林彪给黄永胜写信说:“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他们称毛主席为“B-52”。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问B-52的情况,吴法宪向她报告了毛主席在杭州同陈励耘等人谈话内容。

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但毛主席并没有把他掌握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沉着地待机而动。当时,我也发现有些现象不正常,我们不能再在杭州住下去了,便转往上海。由于我们行动快,使得陈励耘、王维国等人措手不及。9月10日15点35分,我们从杭州发车。18点10分就到了上海。这次随毛主席外出,我带着中央警卫团干部队100人,前卫、本务列车都上了部队。专列一到上海,我就把当地的警卫部队全撤到外围去了,在毛主席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离我们的专列150米远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1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专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许世友说:“汪主任,你也去。”

我说:“不去了,谢谢。”

毛主席当着他们的面对我说:“汪主任,你把他们送走以后,再回来一下。”

我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王维国也来了,他一直在休息室里等着毛主席召见,然而毛主席没有找他谈话。王维国见到我们时,表情异样。王洪文把他拉上车,与毛主席在车厢门口握了一下手,就被我送下了车。

我下车送走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等人后,马上回到车上去见毛主席。

毛主席问:“他们走了没有?”

我说:“走了。”

毛主席马上说:“我们走,你立即发前卫车。”

我说:“不通知他们了吧?”

毛主席说:“不通知,谁都不通知。”

我们执行毛主席的命令,立即发了前卫车。13点12分,我们的车也走了。

专列开动时,车站的警卫人员马上报告了在锦江饭店吃饭的王洪文。王洪文小声告诉许世友说:“毛主席的车走了。”

许世友很惊讶地问:“哎呀!怎么走了?”

王洪文对许世友说:“既然走了,我们还是吃饭吧。”

王洪文、许世友、王维国等人吃了2个多小时的中午饭,吃完饭时已经是下午了。许世友便乘一架“伊尔-14”赶回南京,然后到车站接我们。

我们专列18点35分到南京,在南京站停车15分钟。许世友在南京站迎接,毛主席说:“不见,什么人都不见了,我要休息。”

我下车见了许世友,我跟他说:“毛主席昨天晚上没睡,现在休息了。毛主席还说,到这里就不下车了。”

许世友说:“好!”接着问我:“路上要不要我打电话?”

我说:“不用了,我们打过了。”

许世友又问:“蚌埠停不停?”

我说:“还没最后定。一般的情况,这个站是要停的,但主席没定。”

专列从南京开出后,到蚌埠车站是21点45分,停车5分钟。9月12日零点10分到徐州,停车10分钟。到兖州时是2点45分,没有停车。到济南时是5点,停车50分钟。在济南车站,我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要他们通知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到丰台站,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专列到德州时是7点40分,停车20分钟。11点15分到天津西站,停车15分钟。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他飞吧”

离北戴河西海滩两公里处的联峰山松树丛中,有一栋2层小楼,就是当时林彪、叶群住的中央疗养院62号楼(原为96号楼)。1971年9月12日天色渐黑时,林彪、叶群在这里正忙着调兵遣将。可表面看来,62号楼却是十分平静。林彪、叶群在接到林立果马上要飞回北戴河的电话后,还耍了1个花招,宣布当天晚上要为他们的女儿林立衡与她的恋爱对象张清霖举行订婚仪式。叶群指示秘书和工作人员说,不请人吃饭,但是准备好烟、糖果、茶等。另外再准备两部电影招待大家。他们这样做,显然是要转移工作人员的注意力,掩盖他们的阴谋活动。

晚间,叶群还与林立衡一起看电影,电影的名字叫《甜甜蜜蜜》。8点多钟,林立果乘专机飞到山海关机场,9点钟到了林彪住地。林立果送了一束鲜花给林立衡,表示祝贺。林彪、叶群搞阴谋的事,林立衡当时不知道,林立衡与叶群平时就有矛盾,叶群有事总是背着她。林立衡是个很聪明的人,她看出林立果回来后,家里好像有事不让她知道。叶群一退场,她也从电影室出来,到林彪的房间外边去听。她听到林彪、叶群、林立果3个人在一起谈话,隐隐约约地说要去什么地方。林立衡听到这些话,心里很紧张。她马上去向当时在北戴河保卫林彪的8341部队的副团长张宏和2大队的队长姜作寿报告。

晚上9点20分左右,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我(指汪东兴)的办公室,说:“情况很紧急,怎么办?”我马上打电话找周总理。周总理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主持讨论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

 

我将林立衡报告的情况向周总理报告后,周总理问我:“报告可靠吗?”

我回答说:“可靠。”

周总理还对我说:“你马上打电话通知张宏,如果有新的情况,立即报告。”

我和张耀祠当时都守在我的办公室里。这时,张宏又来电话说:林立衡还报告,她听接林立果的汽车司机讲,林立果是乘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我马上又将这个情况报告给周总理。

这时,周总理已经不能继续主持开会了,他来到东大厅的一间小房子里处理北戴河的问题。他打电话要我别离开电话机。我说,不会离开,我就在电话机旁边等着。周总理随后打电话把大会堂参加《政府工作报告》稿讨论会的吴法宪找来,问他知道不知道有一架飞机到北戴河去了,吴法宪说不知道,并说他要问一问空军调度室。周总理要求吴法宪立即去问。吴法宪就到另1个房间打电话去了。周总理这时又打电话给我,让我立即转告北戴河的张宏,让他查一查,山海关是不是有一架专机?如果有什么新情况,马上向他报告。张宏很快答复说,他已问过山海关机场,确实有一架专机,专机的机组人员正在休息,这个机场归海军管理。

晚上11点半钟,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叶群。周总理问叶群:“林副主席好不好?”

叶群说:“林副主席很好。”

周总理问叶群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一开始时骗周总理说她不知道。

稍微停了一下,叶群又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要上天转一转。”

周总理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

叶群脑子反应很快,回答周总理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

周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

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周总理又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

周总理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周总理提出要去北戴河,这一下子叶群警觉了,她慌了。周总理要是一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的阴谋也就破产了。叶群劝周总理不要到北戴河来,她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这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我在中南海南楼,都忙得不可开交。周总理派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去协助他临时负责指挥,还派杨德中陪吴法宪去了西郊机场。

林彪听了叶群的汇报,得知周总理要来北戴河。他说:“我也不休息了,今晚反正睡不着觉了。你们赶快准备东西,我们马上走。”此时,叶群更加惊慌,也说:“越快越好。”

这样的命令一下,62号楼的人就忙开了,但是他们都不知为什么要走得这样快。林彪的汽车立刻被调到了他的住房门口。林彪快要上车时,叶群派人找过林立衡。

林立衡自从报告了林彪要去外地的情况后已经不敢再回去了。这时,2大队执勤的哨兵也向大队部报告,说林彪住地很乱,搬东西的人来来往往。

林彪和叶群、林立果先后上了汽车。林彪问林立果和警卫秘书:“去伊尔库茨克要飞多少时间?”

林立果说:“很快就到。”

林彪问完后,汽车就开动了。林彪的警卫秘书坐在前座上,后边是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汽车冲过岗哨时,哨兵拦阻,叶群命令司机冲过去。警卫秘书突然改变主意,叫一声“停车!”司机没有听,只是将车速稍微慢了一下,警卫秘书就打开车门跳下车,汽车里有人向他开了枪。张宏、姜作寿等人看到这些,坐车追上去。

林彪的红旗牌轿车时速开到100公里左右,张宏他们乘坐的吉普车根本追不上。等追到山海关机场的时候,林彪已经上了飞机。由于紧张和慌乱,林彪的帽子和叶群的围巾都掉在了地上。飞机还未加完油就起飞了,专机的两个驾驶员,只上去1个,领航员、通讯报务员都没有来得及登上飞机。

张宏他们在机场上把林立果找对象选来的几个“美女”拘留了,这些“美女”当时都领了枪,她们拿着枪不让我们的警卫战士进屋。张宏对她们说:“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我们是保卫林副主席的,你们怎么这个样子!”警卫战士一进去就把她们的枪缴了。

9月13日零点32分左右,我接到张宏从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说飞机已经起飞了。

与此同时,林立衡也打电话对我说:“听到飞机响了,好像是上天了。”

我对她说:“你报告得迟了一点。”

她对我说:“刚听到飞机声。”

我对她说:“我现在没有时间接你的电话。”就把电话挂了。我立即打电话给周总理,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到毛主席那里,我从中南海南楼到毛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我叫张耀祠同我一起去,我说:“你要去主席那里守电话。”我们和周总理几乎是同时到了毛主席那里。

 

我们正在向毛主席汇报时,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我,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30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我说:“我立即去请示毛主席,你不要离开。”

当时,毛主席的房子里没有电话,电话在办公室里,离谈话的房间还有几十米远。我马上跑步回去,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总理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让我马上去传达给吴法宪。我又跑回值班室,只告诉了吴法宪一句话,就是不要派飞机阻拦,没有告诉他其他内容。

这时是9月13日凌晨1点12分,飞机从起飞时算起,已经飞了40分钟,快要飞出国境了。把这架专机放过去,这是毛主席、周总理的意见。这个意见是对的,要是把这架专机拦截下来,那可不得了!会在全国造成不好影响。林彪是党的副主席,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要飞到哪里去,做什么事,拦截专机,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后来才知道,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林彪、叶群经过长期策划,认为只要毛主席健在,无论是威望,还是文的、武的方面,他都不是对手。所以林彪想出了三个计策,即:上策是谋害毛主席,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中策是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下策是北飞叛逃国外。

9月13日凌晨3点多,我们还没有离开毛主席住地,空军司令部又打来了电话,说调度室报告,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直升机飞走了,机号是3685,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正副驾驶员共5人,直升机向北飞行。我马上将这个情况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和周总理异口同声地说:“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空军的歼击机升空以后,由于天空很黑,直升机又没有开航行灯,歼击机没有找到目标。

驾驶直升机的飞行员是陈修文。这个同志很好,后来被追认为烈士。他当时装着很焦急的样子,喊叫说没有油了,要降落下去加油。其实油是够的。周宇驰说不能降落,降落下去大家就都别想活了。周宇驰还谎称,林副主席已经坐三叉戟专机在乌兰巴托降落了,你们不要害怕,出了国境就行。

陈修文听周宇驰这样一讲,他操纵飞机摇晃了一下,然后利用飞机晃动的机会改变了航向。这时天已经发亮,陈修文看到头顶上的歼击机了。周宇驰他们也看到了,很紧张,陈修文这时开始往回飞,并将罗盘破坏了。周宇驰发现后,问陈修文为什么改变飞机的航向?陈修文说,头上有歼击机,如果不机动飞行的话,可能要被打下来。周宇驰又问陈修文,罗盘怎么不对?陈修文说罗盘早就出了故障。这样一来,周宇驰只能感觉航向有变化,而不知道飞机往哪里飞。陈修文知道方向,他驾驶飞机经张家口、宣化等地又飞回北京,直升机在怀柔沙峪的1个空地上空盘旋了5圈后开始降落。当直升机降落在离地还有20米时,周宇驰开了两枪,把陈修文打死。陈修文旁边的副驾驶员陈士印,将陈修文身上流出的血抹在自己的脸上,躺在飞机上装死,否则他也被害了。

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从直升机上爬下来后,就往山上跑,一直跑到累得跑不动时才停下来。周宇驰说:“这样不行,早晚都是死,跑是跑不了的。咱们今天就死在这里吧。”他还说:“有两种死法,第一种是如果你们怕死,我就先把你们打死,然后我再自杀;第二种是如果你们不怕死,那就自己死。”说完这些话,周宇驰就把带在他身上的林彪的手令和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撕了。这两个被撕碎的罪证,后来都找到了。

于新野说:“我们还是自己死,不用你打。你喊‘一、二、三’,我们同时开枪。”当周宇驰喊过“一、二、三”,“砰!砰!砰!”3声枪响了,可是倒下的只有2具尸体,李伟信怕死,他把枪弹射向了天空。看到周宇驰和于新野2个人都躺在地上死了,李伟信爬起来就跑,这时,民兵已经赶到,就地把李伟信抓起来了。当时,李伟信还喊:我要找卫戍司令。

9月14日上午8时30分,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打电话通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说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要通报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在蒙古失事的情况。中午12点20分,中国驻蒙古大使将飞机失事的情况报告中国外交部。外交部在代外长姬鹏飞主持下召开了党组会,并将这个情况很快报告给党中央。当时,我们都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接的报告。

周总理看到报告后,在会场上对我说:“得到了1个很重要的消息,你是不是马上去报告毛主席。”

我说:“我马上就回去报告毛主席。”随后,我就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想了一下,问我:“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一定要在空地上坠下来?是不是没有油了?还是把飞机看错了?”

我说:“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不清楚,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

毛主席又问我:“飞机上有没有活着的人?”

我说:“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还要待报。”

这个消息虽然很不具体,但它却使毛主席、周总理和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大使后来到飞机失事的现场去了解了情况,飞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是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飞机,机上8男1女,全部死亡。关于飞机坠毁的情况和外交部交涉的情况,大使和经办的外交官已都有文章发表,是可靠的。

不久,我们把降落在怀柔的直升机上缴获的林彪的一些文件,如林彪的手令、给黄永胜的信等调出来看时,在场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都惊呆了。

林彪叛逃后,就如何处理同林彪有密切关系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问题,毛主席对周总理说:“看他们10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

但是,黄永胜这些人,在十天中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问题,什么都不坦白。10天后,毛主席把我找到他的住处说:“黄永胜他们怎么处理了?你去问一问总理。”于是,我马上赶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向周总理汇报了毛主席催问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

周总理让我等一下,他接见完外宾后,同他一起乘车去见毛主席。当我同周总理到达中南海毛主席住所后,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说,他们在拼命烧材料。

毛主席说:“是啊,那是在毁灭证据嘛。这些人在活动,是要顽抗到底了!”

周总理对毛主席说:“我马上办,今天晚上办不成,明天早上一定办成。”

周总理和我从毛主席那里出来,周总理对我说:“你不能离开中南海,要严加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我们有事时可以找张耀祠、杨德中,必要时找你。”我当时向周总理建议不要在集体开会时解决,要分开来,1个人、1个人地办。

后来是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向黄永胜等人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的。当时,怕他们反抗,把福建厅的烟缸、茶杯等都端走了。周总理对他们宣布说:“限你们十天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你们不听。这个事还小呀,还有什么事比这个事更大!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现在宣布对你们实行隔离审查。”

一场阴险狠毒的反革命政变就这样被彻底粉碎了。人民终于将这伙野心家、阴谋家押上了审判台,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本文摘自《毛泽东生平全纪录》,柯延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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