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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借“文革”整死自己与前夫的主婚人郑君里

 

1936年轰动一时的三对明星杭州六和塔新婚之旅。前排六人自左至右依次为:叶露茜与赵丹,蓝苹与唐纳,杜小鹃与顾而已。后排则为证婚人,自左至右依次为:郑君里、沈君儒、李清(资料图)

2011年5月第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特别为一位电影导演举办了百年诞辰纪念影展活动,重金修复了他以往的几部作品,在“向大师致敬”的单元里作特别展映。他六十年前曾被封杀的作品《我们夫妇之间》,终于得见天日。不过因年代久远,影片放映时屡遭中断,屏幕泛黄起泡——胶片被熔,磕磕绊绊放完全程。而这曲折,恰是这位导演后半生命运坎坷沉浮的缩影。

他就是2011年12月6日迎来百年诞辰的著名导演郑君里,他演员成名,改行导演,兼顾理论与创作,在每一个领域都曾取得过骄人的成绩,堪称中国百年影史上罕见的“全才”。在11月15日召开的郑君里学术研讨会上,儿子郑大里这样总结父亲:“郑君里一生只爱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只爱一个事业——电影事业;只爱一个女人——我的母亲黄晨。”但这个耀眼的艺术生命,终为时代所累,新中国后不仅拍片动辄得咎,难施抱负,而年轻时与江青结下的友谊,更成为意想不到的沉重负累。这个江青口中“最好的朋友”,“文革”时被江青迫害致死,留下未完的理想永难再续。

20岁已成为星光熠熠的大明星

郑君里1911年12月6日生于上海,原名郑重、郑千里。中学时他便接触了大量中外名著,看戏看电影成为他最大的课余爱好。因热爱文艺,1928年,17岁的他不顾父亲阻挠,大胆选择辍学,考进了田汉和欧阳予倩等人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

郑君里的艺术生涯始于表演,在这片天地里,他如鱼得水,首先便在戏剧舞台上崭露头角。1929年冬天,郑君里和同学陈白尘等人组建了“摩登剧社”,1931年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参与了《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等名剧的演出,而在《大雷雨》中与他演对手戏的正是江青。

从30年代起,共产党开始着手在上海发展左翼电影,郑君里也由话剧舞台转战大银幕,他于1932年签约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年轻时的他眉目清秀,气质出众,马上片约不断,相继出演了影片《野玫瑰》、《火山情血》等电影,迅速蹿红。到1934年,他已和阮玲玉成为联华影业并肩的男、女一号,联袂主演了影片《新女性》、《人生》。郑君里在戏剧舞台和电影银幕来回穿梭,游刃有余,在业内以形体动作洒脱自如、并善于把握角色的内在情绪著称,20岁就已成为星光熠熠的大明星了。

执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创下解放前最高的观影纪录

“演而优则导”是演艺圈流行的规律,但郑君里改行做导演却是急流勇退,因为他对自己的表演总不太满意,觉得自己国语说得也不标准。1939年,郑君里小试牛刀拍了第一部片,一部大型抗战纪录片《民族万岁》。当时还未成名的西部歌王王洛宾,被选为片子的群众演员,跟随摄制组到了青海湖边海北草原,在那里遭遇一个藏族姑娘卓玛,为她写了一首歌——《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使王洛宾一炮而红,也成为他传唱最广的一首歌。

拍摄剧组辗转于陕西、宁夏、青海诸省,异常艰苦,期间郑君里还翻译了著名的《演员的自我修养》一书。他白天拍摄,晚上就伏在油灯下翻译,因为英语基本靠自学,于是找来一本英俄互译字典,通过英文来译俄语。他是第一个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介绍到中国的人。斯氏是俄国现实主义戏剧流派的创始者,在《演员的自我修养》中提倡演员不应模仿形象,而是“成为形象”的体验派表演,最终奠定了世界三大戏剧表演体系之一的斯氏体系。这一表演体系长期占据着中国的话剧舞台和银幕。

1945年抗战胜利后,郑君里回到上海,在有共产党背景的昆仑电影公司工作。他以执行导演的身份,与当时因《渔光曲》已声名远播的大导演蔡楚生合作,拍摄出一部影史杰作《一江春水向东流》。此片分上下集,全片长达210分钟,“纵贯八年,横跨千里,淋漓尽致地描画了战争中的前方和后方,生离与死别,断壁残垣与绿酒红灯,几乎可以当做一部抗日战争的编年史看。”它在上海甫一上映,便创下了解放前最高的观影人次纪录——短短三个月时间,共有71万多人次观看了本片,平均每7个上海市民中就有1个人看过此片。

谁能想到这部恢宏巨片,却经历着中国影史上少有的艰难拍摄环境。彼时内战依然持续,国民党肆意的经济剥削,使得物质短缺,物价飞涨。有资料显示,影片拍摄时仅有一部单孔摄像机,胶片常常用过期的,道具一切将就,比如流水盛宴上,摆出的龙虾和螃蟹实际上都死了好久,臭气熏天……摄影棚是多部影片公用,隔音效果差,外头还在打仗,只能白天布景,晚上拍摄……

影片拍摄时,蔡楚生正患肺结核,不离床榻,几乎所有实际的拍摄工作都交给了郑君里,他每晚往蔡楚生家里跑,商量第二天的拍摄,将其旨意尽最大可能体现到银幕上。最后片子的剪辑也出自郑君里之手,因此蔡楚生说:“没有君里,就没有我的电影。”郑君里改行做导演,一出手就不同凡响,显露出非凡禀赋。

毛泽东将《乌鸦与麻雀》定为一等奖

1948年,上海昆仑电影公司的片场里,两桌人在玩游戏,一桌打麻将,声调特意拔高;另一桌则偏安一隅打桥牌,相比安静许多,而仔细听几位的谈话,不是在算牌,而竟是在商讨一出剧本的情节修改。这特意安排的片场“双簧”,竟是电影《乌鸦与麻雀》的一种工作常态。

郑君里于1948年拍摄的影片《乌鸦与麻雀》是一部讽刺现实的杰作。当时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影片将动荡的时局浓缩于上海一栋弄堂的楼房里,导演在异常狭窄的空间里,通过灵活的镜头调度,使房东和房客们的众生相显露无遗,形象地记载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末日景象”。

当时的电影拍摄和上映,受到当局的严格监控和审查,为了避免被禁,《乌鸦与麻雀》的剧组也准备了两份剧本,一份删掉敏感的场景与对话送审;而最后的成片剧本,往往被藏在摄影棚顶的吊灯台上或稻草堆里。编剧执笔陈白尘更是不能出现在片场,因为他早早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到了1949年4月,影片还是被上海“警备司令部”要求停拍,当局甚至收走已拍好的胶片去审查。于是有了前述巧妙而警惕的一幕:装作打牌,防止特务突袭——“这等于在冒生命危险成就一份理想了”。

创作人员一直坚持到上海解放才使影片恢复拍摄,并于1950年初完成上映,跨越了两个时代。时光流转6年后,文化部决定给建国以来的电影评奖。《乌鸦与麻雀》最初评为二等奖,周恩来听闻这一结果,不大满意:“这些人冒生命危险的戏,何以只有二等奖?”话传到毛泽东那儿,他也赞同总理的意见,觉得该给这部片一个应得的地位,于是改评为1949-1955年的优秀影片一等奖。

 

周恩来改定《林则徐》结尾

新中国成立, 38岁的郑君里正值壮年,一心想为新政权拍些好电影。他马上相中作家萧也牧一篇引人注目的新作《我们夫妇之间》,讲述小资出身的“我”和工农出身的妻子进城后产生的种种矛盾,反映出当时的一种普遍现实。在他看来,《乌鸦与麻雀》是为国民党送终,而《我们夫妇之间》则是为新中国献礼的警世之作。然而随着舆论形势的骤转,影片受到了严厉批判,批评影片执意“歪曲工农干部”,拷贝封存,不得公映。这一年对《武训传》声势浩大的批判,更将这股批判风推向了高潮。郑君里与其他电影大师,从此不约而同地对现实题材敬而远之。

1951年6月,江青为批判《武训传》到山东“调研”,发现了曾率“黑旗军”造反的宋景诗的资料。于是,为了用农民革命事例来批判“向封建势力下跪”的武训,郑君里和孙瑜受命共同执导电影《宋景诗》,“戴罪立功”。真实的历史中,宋景诗最终投降清廷,但为了政治需要,必须把他塑造成一位坚定的革命者,郑君里与孙瑜绞尽脑汁,只好把他的被招安处理为韬晦之策。但这部“赎罪”片也于1955年短暂上映后入库封存,屡遭碰壁的郑君里,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沉寂三年后,1958年郑君里领到了新任务:拍摄《聂耳》和《林则徐》,作为国庆10周年的献礼片放映。当时正值“大跃进”,有的导演为了放“大卫星”,竟然一天最多拍161个镜头,上影厂也做出每个剧组每天至少拍摄60个镜头的荒唐规定。这对于严肃认真、每天只能拍三四个镜头的郑君里而言,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后来还是周恩来为郑君里解了围,厂长徐桑楚才为他开了绿灯。

《林则徐》的结尾也是周恩来所改。郑君里最初设定的是,赵丹扮演的林则徐被清廷发配到新疆伊犁,他牵着马越走越远,在他百感交集地回眸一望时,影片定格。不过周恩来看后认为这个结尾不够昂扬,将自己读到的一首写三元里人民抗击英军的七言诗,转赠郑君里,指示最好照此来设计结尾,于是就有了秦怡扮演的渔家女上战场的一幕。更加“正确”的《林则徐》和《聂耳》在当时都赢得很高的评价,1953年就递交过入党申请书的郑君里,也在这一年被吸收为共产党员。

周恩来说:“你要回回炉了”

1963年,郑君里又应周恩来的要求接下一个新任务:将朝鲜轰动一时的电影《李善子》改编成一个中国版,名字定为《红色宣传员》,由张瑞芳主演。郑君里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要完成得漂亮。

当年,郑君里专门率剧组赴朝鲜拍摄,到了朝鲜,金日成亲自安排他们体验生活,每天剧组后面都跟着辆大餐车,随时保证他们的饮食。可以说当时中朝双方都为此片提供了一流的拍摄条件,但郑君里曾对儿子郑大里诉苦:任务太难!他分析道,彼时的形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朝鲜的“李善子”是一个以人情来感化落后群众的典型,拿到中国来,情感化就是人性论啊!但他除了真实地表现人物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不久片子全部制作完成,周恩来在北京看完片子,最后意味深长地对郑君里说:“算了,看来这部片子不能上了,要入库。君里啊,你要回回炉了!”直至“文革”开始,郑君里才恍然大悟,这个信号意味着他政治厄运的开始,而随后发生的一切又与江青这个名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文革”中江青将“最好的朋友”整死

郑君里与江青在20世纪30年代相识,他俩很快成为好友。1936年4月,杭州六和塔下,三对电影戏剧界著名人士:赵丹与叶露茜、唐纳与江青、顾而已与杜小鹃相约一同举行婚礼,大律师沈钧儒证婚,主持仪式的正是郑君里。这场文艺范儿十足的婚礼,一时轰动上海滩。而当年10月,郑君里与南京金陵大学学生黄晨喜结良缘,席上惟一的女宾就是伴娘江青。可见两人交情之深。

解放后,江青已是“第一夫人”,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但两人还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江青去外地活动,住处保密,但每到上海,必召郑君里夫妇到她住处用餐。赵丹的妻子黄宗英“文革”后回忆,1959年江青一次来上海,派车接来郑君里夫妇、赵丹和她,吃了顿当时豪华得让人咋舌的宴席。席间江青指着赵丹和郑君里对在座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说:“我在上海只有这两个最好的朋友了。今天我就把他们俩托付给你老了。”

但这种关系很快变成了一种灾难。第一夫人需要抹杀她曾经的“资本主义表演”。“文革”前夕,江青专程来“看望”郑君里的夫人黄晨,之后又委托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触觉敏感的郑君里交出了江青去延安后写给他们的几封信,以及她的两张照片。不过,这似乎还远远不够。1966年10月9日凌晨,赵丹、郑君里、顾而已等人几乎同时被闪电式地抄家,闯入者们手法专业地只带走日记、书信、手稿、相册等资料。直到“文革”后解密,才知道幕后主使人正是江青,而那些材料一送达北京,即由江青亲自一一烧毁。随后在她的授意下,1967年11月,张春桥亲笔批示,把在上海曾与江青共过事的人全部抓起来隔离审查,郑君里再次在劫难逃。他们都被打成“特务、叛徒、历史反革命、黑线代表人物”,受尽各种残酷的迫害。

据儿子郑大里回忆,在被抓之前,他每天凌晨3点就看着父亲写交待材料:每天和谁见面了,与对方的关系如何。然后6点半出门参加劳动改造,晚上8点半回家。尽管备受折磨,但郑君里对儿子说,“我是绝不会自杀的”。他曾倾诉过自己诸多未了的愿望——拍摄艺术片《敦煌的故事》、田汉编剧的《阮玲玉》、柯灵编剧的《秋瑾》,还想将《戏剧春秋》搬上银幕,但这个优秀的导演最后在狱中不堪折磨身患肝癌,黯然离世。唯一在身边的儿子郑大里,见证了父亲最后的遗言:“毛主席万岁!”那是1969年4月23日,郑君里刚刚58岁。他不过是个诚恳的、希望拍出更多好电影的艺术家,可荒谬的时代已容不下他这点小小的理想。

参考资料:《黎明前的黑暗——<乌鸦与麻雀>》《看电影·午夜场》2009年9月号

来源:《文史参考》

文章来源:http://history.stnn.cc/reveal/2020/0413/73620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