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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夕,胡耀邦与陈丕显关起门来“密谋”什么?

 

1965年8月,我被上海交通大学派驻沪东造船厂,参加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四清”运动。作为一个大学生,当时我把参加“四清”运动主要看成是对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努力造就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并在运动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了12月中旬,我得到一次休假,兴冲冲地回家,准备接受父母的祝贺,可一进家门,就感到气氛不同往常。我看到会客厅的门口和走廊里站着好多人,有我父亲的秘书和警卫,也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他们都不说不笑站在那里,脸色都显得很凝重。

我一见到母亲,就问这是怎么回事。母亲对我说:“你不要多问。是你耀邦伯伯来了,他和你父亲有重要事情在谈。”

我想起了6年前第一次见到耀邦伯伯时的情景。

1959年4月初,中国共产党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胡耀邦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是八大的中央委员。开会间隙的一天傍晚,我父亲请他到我家里做客,吃顿便饭。

我当时上初中二年级,那天下午放学后稍晚回家,一走进会客厅,就透过玻璃窗看见父亲与一个人在南面的院子里散步。我从来没见过父亲有如此亲呢的动作,他们两个人挽着手,边走边谈。那人个头不高,穿着一身中山装,很清瘦,年龄与父亲相仿。母亲正在厨房里帮助准备饭菜。过了一会儿,母亲叫我去喊父亲与客人吃饭。我跑过去传母亲的话,见到我,两人下意识地松开了手。没想到我父亲谈兴未尽,转眼间又挽起客人的胳膊来,朝反方向走去,真是越谈越来劲了!我回家如实秉报了情况,母亲见自己精心准备的一桌饭菜都要凉了,很着急,就亲自过去喊了。那位客人见状,就对我父亲说:“响们还是回去吧。”

我真的很好奇这个跟我父亲这么亲密的人是谁,终于在饭桌上,父亲指着他问我:“这个人你认识吧?”我摇摇头。我父亲说他就是胡耀邦伯伯,我立即兴奋起来:“那我知道了。”我父亲说:“他可是你们年轻人的领袖呀!”

我当时是一个中学生,是全国千千万万青少年大军中的一员,怎能不知道鼎鼎大名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呢?况且,耀邦伯伯又是父亲在我们面前常提到的一个人。我知道,他与我父亲都是党内著名的“红小鬼”,像我这年纪,他们就已为革命出生入死,而且关系非同一般。

耀邦伯伯笑着问我:“你入团了没有?”我摇了摇头,说:“还没有。”耀邦伯伯又问:“入团申请写了没有?”我说:“没有。”看到我很不好意思的样子,耀邦伯伯和我父母都笑了起来。

这次一进家门,我听说耀邦伯伯又来了,非常兴奋。几年不见,耀邦伯伯还认识我吗?这几年,我一直盼望见到他,很想告诉他:我不仅入了团,还入了党……

可是,父亲与耀邦伯伯正在谈话的会客厅房门紧关着,门外站着人。他们在谈论什么?为何如此神秘?我很好奇,也很想凑上去与耀邦伯伯说上几句话,便想出了一个主意。

站在会客厅外面的人是秘书和警卫人员。我走上去问他们:“你们怎么不进去送水?”他们说:“首长吩咐过了,如果不叫我们,就不让我们进去。”我便以送水的名义,推门而人。耀邦伯伯与我父亲正坐在沙发上谈话,他们一看到我进来,同时都不说话了,并且都表情凝重地望着我,谁也没有表示要与我搭话的意思。看到这种情景,我感到不便多停留,倒完水就立即退了出来。

我父亲如此与人谈话,是我一生中碰见的唯一一次。正因为如此,耀邦伯伯与我父亲这次会面的场景,格外使我难忘。当然,我相信,若不是事情非同寻常,他们绝不会以此种方式面谈的。

耀邦伯伯1915年11月20日生于湖南浏阳河畔的浏阳县,比我父亲年长4个月。两个人都出身于普普通通的贫困农民家庭,在同一年参加革命,当时年仅十三四岁。投身革命之初,耀邦伯伯曾任湘赣省委少共书记,我父亲曾任共青团长汀县儿童局、福建省委儿童局书记。1933年,两人先后调瑞金中央苏区,一同在团中央工作,同住在一间屋子里,朝夕相处。这是他们一生中第一次在一起工作。耀邦伯伯担任青年部部长、少共中央局秘书长等职,我父亲担任团中央儿童局书记、共青团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等职。

长征结束后,耀邦伯伯在陕北继续担任少共中央局的重要领导职务,我父亲则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青委书记、青年部部长。1938年9月,新四军组建后不久,延安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我父亲是南方参加代表大会的领队,成员包括周惠、钱敏等同志。他们一行经南昌、武汉、西安、三原到达延安。那时,耀邦伯伯刚刚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我父亲刚刚经历了三年游击战争,两个人都历经了枪林弹雨的严峻考验,闯过了生与死的鬼门关,劫后重逢,分外激动,彻夜长谈。在延安期间,我父亲因病住院,耀邦伯伯几乎天天来看望他。

 

耀邦伯伯和我父亲两人在血与火的战争洗礼中锻炼成长,并逐渐崭露头角。解放初期,两人都担当起了重要领导职务。耀邦伯伯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兼川北军区政委、行署主任,我父亲任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兼苏南军区政委。1952年,党中央在考虑代替冯文彬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人选时,同时想到了具有丰富共青团工作经验的耀邦伯伯和我父亲,最后经毛泽东拍板,此职由经验更丰富的耀邦伯伯担任。耀邦伯伯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10年,之后还“下放”湖南,主政陕西。同样在1952年,毛泽东签署命令,调我父亲任中共上海市委第四书记并代理第一书记,后来相继担任了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等要职。这期间,尽管星转斗移,耀邦伯伯与我父亲天各一方,但他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我更没想到的是,1965年底我父亲与耀邦伯伯在我家里关起门来的这次会面,后来还成为“文革”中我父亲受审挨批的一大罪状。有人揭发说:我父亲把“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耀邦接到上海来,两人还关起门来,到底密谋什么?

“文革”后期,我曾与父亲提起了他与耀邦伯伯这次令我非常好奇且念念不忘的会面,并提出了一个与揭发者同样的问题:“你俩到底谈了些什么?”父亲向我解释了当时的情况。

1964年底,胡耀邦奉中央之命,担任了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当时,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兴起。在陕西,因为被认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流毒很深”、“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很不彻底”,大批干部和群众在这场运动中被当做敌对分子或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遭到逮捕、惩办,不少人被迫害致死。胡耀邦目睹这种状况,十分忧虑。他坚定地认为,不管三七二十一,首先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使城市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他认为陕西对干部的伤害过多,处理过重,必将带来严重的后遗症。根据他的提议,陕西省委、省政府宣布“三个暂停”,即:捕人暂停;“双开”暂停,留待运动后期处理;面上夺权暂停,待重新部署后冉行动。他主持的陕西省委针对当时极左论调,下发通知指出:“这样成绩,那样成绩,生产搞上去了就是成绩;这样错误,那样错误,生产搞不上去,就是最大的错误。”虽然陕西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但胡耀邦却遭到了指责和批判,吃尽了苦头。

1965年6月中旬,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元帅率张爱萍、张宗逊等来陕西考察军事T作。在西北局和陕西省委为叶帅等举办的“洗尘宴”上,张爱萍将军望着面色憔悴的胡耀邦,深有用意地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又是一个大丰收。陕西肥了,耀邦瘦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饭后,叶帅单独与胡耀邦谈话,关切地询问他在陕西挨整的经过,建议胡耀邦随他回京。6月20日,叶帅带着胡耀邦同机回到北京。之后,叶帅给我父亲打了电话,讲了胡耀邦在陕西的遭遇,并说“你和胡耀邦是好朋友”,要我父亲多关心胡耀邦。

过去,我父亲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孩子讲,他13岁参加革命,人家都叫“红小鬼”,其实在中央苏区,“红小鬼”不是指他一个人,而是指一批人,比如胡耀邦、萧华、谭肩龙、黄知真等。1933年,我父亲任团中央儿童局书记,耀邦伯伯任中央主办的刊物《时刻准备着》主编。当时他俩年龄都很小,身材也很瘦弱,在毛泽东、周恩来、陈毅、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眼里,他们俩都是“红小鬼”。

相同的岁数,相似的经历,生死与共的战斗友情,志同道合的革命境界使得他们情同手足。冈此接到叶帅的电话,我父亲牵肠挂肚。1965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我父亲按叶帅讲的向周总理和邓小平报告了胡耀邦的情况,还邀请胡耀邦到上海,检查身体,以此放松心情。

12月16日,胡耀邦以体检、搞调查研究的名义,乘火车从北京到上海。同胡耀邦一起来的,还有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胡耀邦在上海一直住到26日。这期间,就发生了我父亲与耀邦伯伯在我家里关起门来说话这件事。这次谈话后,我父亲趁毛泽东主席在上海之际,向主席反映了胡耀邦的情况。

我父亲与胡耀邦闭门谈话时,讲到了罗瑞卿事件的有关情况,以及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我父亲还讲到了上海搞“四清”的情况,介绍了上海的一些做法,还将上海关于“四清”运动的有关_丁作文件送胡耀邦,请他给予指正。

本文摘自《我的“文革”岁月》,陈小津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4月

来源:人民网  

文章来源:http://history.stnn.cc/reveal/2020/0519/74849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