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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艾青诞辰110周年:中国新诗史上伟大而独特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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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我在纪念艾青百年诞辰的文章《二十世纪的中华诗魂》中写过:“艾青不懈追求、不断创造、光彩照人的艺术青春跨越了中国新诗发展史的3个30年。他的一生经历了监狱、战争和22年右派在北大荒、戈壁滩狂风、暴雪、酷热、奇寒中的严峻考验,对土地、人民、祖国、时代和宇宙人生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深刻体验、独到感悟和独特思考,才通过自己出众的艺术才华和卓越的诗歌创作,如此充分强烈、如此深沉有力、如此富于个性而又精彩绝妙地表达出时代的感情和人民的心声。因此,我们说,艾青是20世纪中国新诗的伟大代表和诗学大师,是20世纪的中华诗魂”。

今年是艾青诞辰110周年,他离开我们也有24年了。我想起他在80多年前写的《诗与时代》一文中说过这么一段话:“这伟大而独特的时代,正在期待着、剔选着属于它自己的伟大而独特的诗人。”而“属于这伟大和独特的时代的诗人,必须以最大的宽度献身给时代,领受每个日子的苦难像是那些传教士之领受迫害一样的自然,以自己诚挚的心沉浸在万人的悲欢、憎爱与愿望当中。他们(这时代的诗人们)的创作意欲是伸展在人类所向着明日发出的愿望面前的。惟有最不拂逆这人类的共同意志的诗人,才会被今日的人类所崇敬,被明日的人类所追怀。”

艾青一生的创作实践、巨大成就及其广泛深远的影响充分表明,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他正是我们时代所期待和剔选出来的,“被今日的人类所崇敬”,也必将“被明日的人类所追怀”的“伟大而独特的诗人”。

艾青所以“伟大而独特”,首先就在于他“忠实于时代,献身于时代”。感受着时代的脉搏,倾听着时代的呼唤,紧跟着时代的脚步,深沉地而不是浅薄地、独特地而不是浮泛地高唱着时代之歌,是艾青一生的追求。早在1939年,他就这样强调:“最伟大的诗人,永远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代言人;最高的艺术品,永远是产生它的时代的情感、风尚、趣味等等的最真实的记录。”1982年5月24日,在纪念他创作生活5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他说:“我走过的路,是时代走过的路。时代的巨轮推动着我,一步步艰难地前进。”“如果说我的作品还有些作用的话,就是因为它是和时代、和人民生活结合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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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初,在旧社会监狱里度过了3年零3个月暗无天日的生活,使他“从绘画转到新诗”,写出了包括《大堰河——我的保姆》那篇成名作在内的25首抒情诗,结出了他歌唱时代的第一批硕果。在抗战前夜的“密云期”,他同苦难中的人民一起“在过深的怨愤里”渴望着民族精神的奋起,而发出了“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的热烈呼唤;当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时,他“拂去往日的忧郁”,激情地歌唱“复活的土地”;他高举《火把》,奔《向太阳》,发出《黎明的通知》,在一片欢呼声中“伸张着两臂”,迎来了人民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历史的曲折中蒙冤“归来”之后,他又一次“看到了真正的光明”,奇迹般地青春焕发、灵感如泉,以他流淌着光明和智慧的语言,以他蘸着浓情蜜意的笔触,以他蕴含着深邃哲理的构思,写出了一首首独放异彩的时代之歌,在古稀之年登上了自己诗歌创作的又一座高峰。

从抗战前夕的《春》《煤的对话》,到抗战初期的《我爱这土地》《向太阳》《吹号者》《火把》;从延安时期的《时代》《野火》《献给乡村的诗》,到50年代初期的《春姑娘》《大西洋》《写在彩色纸条上的诗》;从20年的沉默到复出后的《在浪尖上》《鱼化石》《光的赞歌》《迎接一个迷人的春天》……我们可以看出,艾青不愧为我们伟大时代的“最忠实的代言人”。在“一步步艰难地前进”的过程中,他献给时代20篇长诗、上千首短诗和30多部作品集。我们从他的全部作品中听到了时代隆隆滚动的车轮和前进的脚步,看到了时代的惊涛骇浪、风云变幻和苦乐悲欢。我们从他的全部作品中听到了历史的回声、人民的呼唤,感到了人类永远不停息的对光明的追求和对未来的希望,从而获得丰富的艺术享受、深刻的思想启迪和巨大的精神鼓舞。诗人歌唱着伟大而独特的时代,伟大而独特的时代也哺育着、铸造着、玉成着属于它自己的伟大而独特的诗人。诗人向我们展示的是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他自己与时代息息相关的积极昂奋、丰富美好的心灵世界,他在一系列优秀诗章中抒发的是那种融合了历史、现实和未来、融合了审美感受、审美理想,因而既能给人以强烈的感动又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的伟大时代的诗情。他的诗,是“人类向上精神的一种闪灼”,是“人类向未来所寄发的信息”,能“给人类以朝向理想的勇气”。他一生向往光明、追求光明、歌颂光明,他的诗贯穿着一个共同的主题,这就是对象征着科学和真理、象征着智慧和理想、象征着人类的希望和未来、象征着时代发展趋势和历史前进方向的光明的歌颂。

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扎根人民,热爱人民,代表人民,歌颂人民,用自己的诗篇传达出人民的心声,这是诗人能否感触时代脉搏、表现时代精神的主要标志,也是古今中外一切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的根本特征。屈原的《离骚》之所以不朽,就在于诗人有“哀民生之多艰”的深厚情感和崇高精神;杜甫的诗篇之所以“光焰万丈长”,就是因为他有“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忧愤深广的情怀。俄罗斯诗歌之父普希金说:“我的永远正直的声音,是俄罗斯人民的回音。”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说:“谁是诗人,谁就得前进,千辛万苦地和人民在一起。”

艾青也正是这样。早在29岁时写的《诗人论》中,他就明确宣告:“永远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了解他们灵魂的美,只有他们才能把世界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后来,他又不止一次地说过:“诗人也只有和人民在一起,喜怒哀乐都和人民相一致,智慧和勇气都来自人民,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写诗应该通过自己的心写,应该受自己良心的检查。所谓良心,就是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人民的心是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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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青是喝着农民保姆大叶荷(大堰河)的乳汁长大的。他的气质,他的个性、他的生命、他的灵魂,都表明他是真正的“人民的儿子”。从他写第一首诗开始,他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他在“每个重大的历史时期”,都在为人民抒情,为人民呐喊,为人民歌唱。他的全部创作,史诗般地深刻反映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风云激荡、翻天覆地的革命历史进程,真实、独特而动人心魄地反映了人民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情绪、愿望、思想和追求: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这“好像是从地层下面发出来的、沉洪的、使地面为之震动的声音”,这仿佛是从历史的深处传来、又在广阔的大地上回响的震撼灵魂的诗句,是诗人82年前写下的,至今还常常被引用。对旧中国农村现实生活的深刻观察,对中国人民历史命运的真切感悟和深沉思考,使诗人在抗战前夕和抗战初期写下的以《大堰河——我的保姆》《透明的夜》《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手推车》《煤的对话》《我爱这土地》等等一大批优秀诗篇,有一种博大、深邃而厚重的思想艺术内涵,也显示出诗人与人民感同身受的血肉联系。

到延安后,他看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村欣欣向荣的气象,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希望和未来,写出了新的人民之歌,写出了《太阳的话》《野火》《布谷鸟集》《黎明的通知》等一批以清新明亮的调子表达人民欢乐情绪的诗篇。诗人的目光也关注着国际风云的变化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早期创作的《巴黎》《马赛》《欧罗巴》《土伦的反抗》等等已经显示出诗人的开阔视野和宽广胸怀。他访问苏联和南美洲后写的《宝石的红星》《南美洲的旅行》,以及新时期复出后写的许多国际题材的优秀诗篇,更进一步显示出我们时代伟大而独特的诗人面向世界与未来,与世界人民心连心的博大胸怀和深厚感情。

在北大荒的艰苦劳动和在新疆打扫厕所的生活,使艾青同普通的劳动人民亲密相处,使他对人民的思想感情、意志愿望和内心世界,有了更多更细更深入的体察和理解。他说:“诗人既要有和人民一致的‘政治敏感性’”,更“要有和人民一致的‘政治坚定性’”,“诗人要对当代提出的尖锐问题和人民一同思考,和人民一同回答。”他满腔热情地向同时代的诗人们发出了激荡人心的召唤:

“真正的诗人们,让我们摸一摸人民的脉搏吧!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人民在渴望些什么?人民在要求些什么?让我们从人民身上感受一点体温吧!”

“只要我们和人民在一起就应该乐观。”

“让我们和人民一起歌唱吧!”

艾青是从心里很动感情地说这些话的。他在一次会上说过:“有一点问心无愧,那就是我写诗写文章都是动感情的,都是用‘心’写的。有些诗,我自己写着写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有些诗,多少年了,念着念着也会流下泪来。我写诗,总是想把心挖出来。”

这种“和人民一同思考”、“和人民一起歌唱”、“总是想把心挖出来”的自觉追求、深刻认识、真挚感情和强烈愿望,使诗人在步入老年之后竟井喷般激情洋溢地写出了《在浪尖上》《听,有一个声音》《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盆景》《镜子》《互相被发现》等等一大批“归来的歌”。这些精彩绝妙的诗篇凝聚着诗人更丰富复杂的体验和感悟,反映了诗人对时代生活和人民命运的更广泛深入的观察和思考,从而在更丰厚和深沉的意义上唱出了人民的心声。当我们“穿过漫长的黑夜”、“从千万次的蒙蔽中觉醒”、“从千万种的愚弄中学得了聪明”,再来反复读诗人的《光的赞歌》,领会他所歌颂的“只知放射、不求报偿”的光,“大公无私、照耀四方”的光,具有“火的热情、水晶的坚贞”的光,“一切的美都和光在一起的”光,就会感到它比诗人早年写的某些诗有了更丰富厚重、更博大深刻的思想艺术内涵。

艾青在坚持与人民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与时代共脉搏的同时,始终很重视诗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始终很重视诗的独创性和艺术美,始终很重视诗人必须走自己的路、有自己的艺术个性和独特风格。他说过:“我所爱的诗,是最具有个性的诗,用各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手法、不同的构思方式所写的诗。”他强调,诗人在写作时一定要经常想到:“我有着‘我自己’的东西了吗?我有‘我的颜色与线条以及构图吗?’不能‘只是写着,写着,却是什么也没有’。”

他独特鲜明的艺术个性,首先表现为他的崇高人格、广阔胸襟、美好情操和他对祖国人民、对人类世界的深厚热烈的爱。他始终强调“诗人必须说真话”,“必须交付出最真挚的爱”,强调“一首诗是一个心灵的活的雕塑”,“一首诗是一个人格,必须使它崇高与完整。”他真挚浑厚、博大仁爱、坚强执著、刚毅崇高的人格特征,贯穿渗透和体现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在精神气质上,艾青的“我自己”,他独特鲜明的艺术个性,表现出奔放而凝重、潇洒而稳健、活泼而机智、幽默而庄严的特点。在诗歌风格上,艾青的“我自己”,他独特鲜明的艺术个性,表现为明朗而含蓄,单纯而丰富,自然质朴而又厚重深沉。艾青最讨厌矫揉造作的“热情”、故弄玄虚的深奥和空洞无物、堆砌辞藻的“华丽”。他认为:“高尚的意志和纯洁的灵魂,常常比美的形式和雕琢的词句,更深刻而长久地令人感动。”他认为,“深厚博大的思想,通过最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才是最理想的诗。”他始终保持着一颗淳朴、透明、真挚、坦诚、炽热而冷静的赤子之心。他那浑厚的嘴唇从不会说假话。他那明亮而充满智慧的眼睛从不会掩饰感情,对一切真、善、美,它会流露出由衷的喜悦和无限的爱,对一切假、恶、丑,它会立即喷射出愤怒和仇恨。纷繁、复杂、充满矛盾和千变万化的生活现象,透过他赤子之心的折射镜,有时会变得异常的单纯和清澈。他是那样地善于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寓丰富于单纯之中:

“一个浪,一个浪/无休止地扑过来/每一个浪在它脚下/被打成碎沫、散开……/它的脸上和身上/像刀砍过一样/但它仍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这首1954年创作的名叫《礁石》的诗,就这么八行,朴朴素素,自自然然,没有斧凿的痕迹,甚至也不押韵,却是如此的明快、美妙而又耐人寻味。它正是诗人“心灵的活的雕塑”。它可以看做是诗人自身的写照,但难道不也正是我们历尽沧桑、饱受磨难而依然在风浪中屹立微笑的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象征吗?艾青的伟大而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始终是通过“他自己”,按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语言,以自己独有的艺术创造来反映时代、歌唱人民的。

艾青最初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他对我国源远流长、丰富精美的古典诗词是喜爱的。但留学法国“物质上贫苦,精神上自由”的三年间,他却如醉如痴地沉浸在西方新奇绚烂、五光十色的艺术海洋里。马奈、莫奈、塞尚、德加、凡·高、毕加索、雷诺阿等等的绘画,和阿波里内尔、兰波、波德莱尔、普希金、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桑德堡、凡尔哈仑、惠特曼等等诗人、作家的作品,他们反映现实、表现心灵、创造艺术的各种极富个性的独特构思、花样翻新的表现手法,都曾给他很深的影响。他非常欣赏阿波里内尔的名句:“当年我有一支芦笛,拿法国大元帅的节杖我也不换。”他就是吹着“芦笛”从欧罗巴回到祖国,“带着凡尔哈仑的诗集进国民党监狱、登上诗坛的”。作为中国诗人,他同时又非常自觉地认识到:“中国诗人写的诗,要有民族气派、民族风格。这种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主要也还是由内容决定的,这种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可以在多种多样的形式中表现出来。”他在创作中既坚持继承和发扬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又广泛吸收外国各种艺术流派的手法技巧,既非常重视诗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意义,重视诗的思想内容和深邃意蕴,又十分讲究诗的艺术美和形式美,讲究诗的语言的提炼和精粹。而不论继承传统或学习外国,都是为了新的创造,为了通过自己别开生面的艺术创新达到内容与形式自然完美的结合。从艾青各个时期不同主题题材、不同诗体样式的大量优秀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艾青是最重视诗的内容又善于不断创造与之相适应的形式,最重视继承祖国优秀的诗歌文化传统又善于不断开拓创新,最重视“吸收外洋诗的长处”,借鉴古今中外一切好诗(包括民歌)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又善于永不疲倦地创造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的诗歌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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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新诗史上伟大而独特的诗人,艾青不但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大家公认的非凡成就,在诗歌理论和诗歌美学研究方面也有至今没有人超过的重要建树。他二十八九岁时用诗一般的语言写下的《诗论》和《诗人论》以及后来一系列评诗论诗的文章,论述精辟、见解独到,充满真知灼见,至今仍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他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美学理论建设方面出类拔萃的丰硕成果,不仅影响了中国大陆和台湾、港澳的几代诗人,在中国现当代诗坛上有口皆碑,而且在国际诗歌界也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早在1954年,艾青才44岁的时候,智利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聂鲁达就把他称为“中国诗坛泰斗”。美国文学评论家罗伯特·C·费兰德,把艾青、希克梅特、聂鲁达并列为现代世界三位最伟大的人民诗人。日本学者稻田孝在认真研究了艾青的诗和诗论之后说:“艾青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1985年3月12日,法国总统授予艾青“法国文化艺术最高勋章”,授奖辞称:“在法国朋友中间,我们为有一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而感到自豪。”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这些问题,诗歌界同样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有些作者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了方向,背离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方针。所以我认为,今天我们纪念艾青诞辰110周年,回过头来进一步研究总结艾青的创作道路、经典著作和宝贵经验,探讨和学习这位中国新诗发展史上伟大而独特的诗人,是如何一生“和时代、和人民生活在一起”,忠于人民、为了人民、歌颂人民,把自己心中最美好的歌献给时代、献给人民的,具有特别重要和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

来源:《文艺报》2020年6月17日2版

文章来源:http://www.stnn.cc/culture/ys/2020/0617/758488.shtml